译见｜| 黄勤、谢攀：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8(5):95-99

转自：语言学通讯

作者简介： 黄勤,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家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谢攀,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家研究、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基金：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离散译者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之互动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2016AC019) ;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基金项目“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汉学家译者的身份与翻译的互动研究” (项目编号:500340702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引言

在历经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后, 翻译研究开始向“社会学转向”。这主要得益于布迪厄 (Bourdieu) 的社会实践论。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常被引入翻译研究, 但“资本”内涵并未得到重视, 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可归为三类:1) 从社会学角度解读翻译现象或力证翻译的社会属性 (Sela-Sheffy 2005) , 该类研究集中于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分析, 对资本仅稍加提及;2) 把翻译本身视作社会场域中的资本或工具, 讨论如何建构翻译的话语权 (杨柳2003) ;如何凭借翻译获取象征资本 (郑周林、黄勤2017) , 但未探究翻译场域内各行为主体对自身资本的操控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3) 对翻译研究的资本视角进行理论思辨, 如把翻译划分为追求不同资本的各类场域 (王传英、赵林波2017) , 但未结合译者在不同翻译场域中的翻译活动分析资本的作用。事实上, “资本”概念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实践的产物, 也是实践的工具, 更是实践的动因;它贯穿于整个实践过程, 有必要对其进一步探讨。

2 场域、惯习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当前翻译学界重视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概念, 很大程度上在于“场域”能提供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宏观与微观的综合性研究视角, 与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吻合;而“惯习”又常与译者的秉性、偏好相联系, 易于分析译者在翻译中的各种选择。但资本也是社会实践论中的重要概念, 它与惯习和场域联系密切, 也应受到重视。

2.1 资本在社会实践论中的重要地位

布迪厄的“资本论”源于但又异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 (1979:62) 指出:“资本是对劳动极其产品的支配权”。与马克思的宏观哲学视角不同, 布迪厄从微观的社会学视角探究资本。他认为所有劳动者都能成为资本的主体, 因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 (Bourdieu 1986:241) 。“资本”并非专指经济资本, 还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分为以品味、气质等“性情”形式存在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以文学、绘画等文化产品形式存在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以证书等能力资格证明形式存在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可相互转换, 还能参与资本的累积 (Bourdieu 1986:241-260) 。

资本与惯习的关系。“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的系统”, 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 表现为既往经验, 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在人身上 (布迪厄2003:80) 。简言之, 惯习就是行为主体为适应场域要求而形成的倾向系统, 它源于个人教育、工作等经历。它同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以及长期以往的精神状态密切关联。作为历史经验积淀的产物, 它具备前瞻性, 可对接下来的行为展开分析和判断 (Bourdieu 1990:54, 91) 。于是它便包含个人在经验中锤炼的思维能力、习性和思考。而在布迪厄的各类资本中, 以文化资本的地位最为特殊;在三种文化资本中, 又以身体化文化资本最为重要 (Bourdieu 1986:242-244) , 它表现为行为主体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 是行为主体长期内化的秉性和才能, 属感知和理解范畴的微妙能力, 并通过人的行为、态度和作风表现出来。所以良好的惯习“well-formed habitus”又被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 (Maton 2008:104-105) 。

资本和场域的关系。场域表现为场域内各参与者构成的网络空间, 而空间关系又由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成分所决定;这些资本的分布决定着场域的权利关系、社会地位以及获取特殊利益的机会 (Bourdieu 1985:724-725) 。对这些权利 (或) 资本的占有, 意味着对这个场域的特殊利润的控制 (包亚明1997:142) 。由以上概念我们可以得知:1) 场域表现为特定行为主体所展现出来的权利 (或社会) 关系, 且权利关系由各行为主体所持资本的种类及数量决定, 所以资本是场域内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2) 场域是斗争的场域, 是各行为主体凭借资本占据高位的场所, 所以资本是场域斗争的工具;3) “追逐资本是一切知识实践的终极目标” (Swartz 1997:67) , 所以资本也是场域斗争的目的。概之, 资本不仅是场域中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 也是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斗争的工具和目的。所以资本在社会实践论中占据重要位置。

2.2 资本在社会实践中的根本特性

宫留记 (2010:122-128) 认为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具有两种特性:可转化性和可继承性。可转化性可确保不同类型资本相互利用和支持, 也可让它们转化成凸显社会地位的象征资本, 使资本所有者能争夺法律制定权, 以维持他们所持有的资本和资本再生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可继承性则可确保资本隐秘地进入下一次或下一代的社会生产活动中, 从而延长资本保障的期限。但宫留记没有阐明资本的斗争性这一重要特性。无论是资本的转化, 还是资本的继承,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最大化, 并使所有者将最大化的资本掌握在手中。但是“资本只在其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里存在和发挥作用” (Bourdieu 1984:113) 。握在手中的资本是僵死的, 它必须进入到场域中进行生产活动才能发挥作用。而行为主体的资本一旦进入到场域, 就必须与其它行为主体的资本展开斗争。所以资本从不以静止状态存在, 而是动态地贯穿于生产活动中。这是由斗争性这一资本的重要特性决定的。宫留记 (2009:108) 认为场域是各种资本竞争的结果。换言之, 资本竞争构成了场域的网络, 社会实践才是资本竞争的结果。布迪厄 (1984:101) 以【 (惯习) (资本) 】+场域=实践这一表达式表明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隐含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实践也是由行为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共同作用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相互合作, 而是相互竞争, 即资本的较量。

布迪厄虽未提及翻译, 但他非常重视语言运用的社会机制。布迪厄 (1991:37) 指出即便是最常见的言语交换也有权利关系的体现, 或者说与话者间的权利关系也是通过言语交换实现的。这意味着语言行为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语言场域, 他们的言语运用就是以对话进行资本较量的过程。毫无疑问, 翻译是一种跨语交换活动, 具备社会属性。在这个跨语言的场域中, 译者、出版机构、政府等一起构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关系, 并通过翻译活动争夺资本。所以依据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1) 翻译场域表现为译者与其他行为主体构成的权力关系;2) 译者的惯习表现为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文化逻辑, 包括诗学观、文化意识;3) 译者的资本表现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劳动所得, 包括证明其翻译资质的证书或因此而立的社会关系等。由于译者的诗学观、文化观等惯习会内化成他的身体化文化资本, 整体而言, 译者的翻译场域就表现为他与其他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所构成的权利关系。

3 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 译著数量大, 题材丰富。自1915年初涉翻译起, 郭沫若从事翻译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国内虽有学者对其翻译活动进行了总结 (傅勇林2009;谭福民2012) , 但鲜有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其翻译活动中的资本较量情况。行为主体既包括具有人的属性的行为主体, 也包括非人属性的行为主体 (Liu&Huang 2016:486) 。在郭沫若的翻译场域中, 广义而言, 他与其他三大行为主体发生过资本较量, 分别为书商、国民党政府和原著。在不同场域中, 不同的资本形式和数量决定着行为主体的地位高低, 使得郭沫若在翻译场域内的资本较量中分别表现出主动态势和被动态势。

3.1 资本较量中的被动态势

我们首先考察郭沫若在资本较量中所处被动态势的情形, 主要探析其翻译生涯中那些未能顺利展开的翻译活动, 而不论及那些已经顺利完成的翻译活动。因为后者中的资本较量可能被行为主体之间达成的妥协所掩盖, 而前者中的资本较量则昭然若揭。在郭沫若的翻译生涯中, 出现过诸多翻译不能译、不许译、中途停译、不能出版、不许出版、中途停版的情况。下面分别举例阐述。

1) 与书商的资本较量。各个行为主体在相关社会网络中所持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存在差别。书商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而译者一般只拥有有限的文化资本 (王传英、赵林波2017:87) 。在商业化的翻译场域中, 仅拥有有限的文化资本的译者常处于劣势。作为文化资本形成的译本, 其生成和流通必然受到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制约 (曾文雄2011:74) 。以郭沫若的译稿不允许出版为例。1915年, 郭沫若翻译了海涅的《归乡集第十六首》, 并向上海的书店求售, 遭拒 (郭沫若1958a:143) ;1917年, 他选译了泰戈尔英译诗集, 加以注释, 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投售, 仍旧被拒 (傅勇林2009:22) 。在当时, 向书商出售译稿已成为知识分子谋利谋位的风气, 在郭沫若看来也多是些粗制烂造, 可郭沫若潜心翻译的译稿却是一再遭拒。究其原因, 与他当时尚未出名, 尚未有足够人脉或社会资本与书商进行资本较量有很大关系。直到1919年, 他结识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宗白华, 这种尴尬局面才得以改变。他接连翻译了歌德《浮士德》中的独白诗和序诗;并因此受《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邀约, 全译《浮士德》。由此可见, 正是因为郭沫若在此期间与主编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取得了一些社会资本, 他才得以顺利完成翻译活动。郭沫若也曾遭遇中途被要求停译的情况:1931年还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 因生活困顿应书商邀约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以连载形式边译边发行, 然而在译了近半年光景后, 因书店盈利困难, 该译稿不能继续出版, 郭沫若只得停译。在这里我们不谈该书店的经济情况。但作为译者的郭沫若, 他因经济窘迫就立马应了书商之约, 后来又因对方经济困顿而被辞约, 说明他在书商面前处于被动态势, 因为他缺少作为“所有其他类型资本之基础的经济资本” (Bourdieu 1986:242) 。所以他不得不经常委屈于书商的剥削和压迫, 以换取可怜的经济资本。最为突出的是书稿酬劳常被克扣, 如《女神》、《茵梦湖》和《西厢记》三本书的酬劳不足二百元 (冯锡刚2011:53) ;甚至还因稿酬微薄导致“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简直毫无着落” (黄淳浩1996:230-233) 。

2) 与国民党政府的资本较量。政府主导的资本主要是国家资本, 这种资本是物质力量的资本 (如军队、警察) 及社会上不同形式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集中化结果, 它处于社会中的各种资本之上, 能对各个场域中的资本较量进行管制和平衡 (Bourdieu 1984:108-109) 。在翻译场域中, 拥有这种特殊资本的政府有权制定规则, 比如决定哪类作品可被引入市场。民国时期就制订了相关法规, 如“《宣传品审查条列》 (1929) 、《出版法》 (1930) 、《宣传品审查标准》 (1932)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1934) ” (苟强诗2014:75) 。一旦出现违法情况, 政府或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机器就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在与国民政府所掌控的这一特殊资本的较量中,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中就曾出现过不许译, 不许发表的情况。如1928年, 郭沫若与商务印书馆洽谈翻译《资本论》事宜, 得到诸多在该馆任职朋友的支持, 但最后却因编审会的一句“不便”而未能通过, 不许译;1931年, 郭沫若将已译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译稿交付给了神舟国光社, 却未能出版。而影响郭沫若一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译稿也在出版后不久就停版。这些情形与当时的政局有很大关系。虽然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48) 已经成立, 但为控制政权, 国民党政府便对代表意识形态取向的出版业加强控制。所以这些“禁书”的举措看似是书商的决议, 实则体现着国民党政府对社会上各种资本的强制掌控能力。在国民党政府这一特殊资本面前, 郭沫若以“化名”的方式进行了抵抗。1928—1930年间, 郭沫若以笔名“易坎人”连续翻译出版了辛克莱的三部作品;1934—1935年又分别以“石沱”、“髙汝鸿”等笔名翻译出版了《生命之科学》和《日本短篇小说集》。然而, 即使是使用化名, 也难敌部分作品遭禁的命运。1934年, 国民党政府直接以“普罗文艺”、“煽动阶级斗争”、“诋毁党国”等罪名对郭沫若的15种作品 (其中翻译作品5部) 进行查禁。虽然郭沫若此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的资本的较量中, 他的翻译活动仍旧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3) 与原著所携带的资本的较量。原著所携带的资本主要表现为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原著本身体现着作者的思维、性情、语言风格等, 也就相应地带有作者的文化资本。但是, 能否从原著那里获取资本, 获取多少资本, 取决于译者本身所拥有的资本与原著所携带的资本的较量。在这种资本的较量中, 郭沫若的译介活动中就曾出现不能译的情况。1927年郭沫若改译完《浮士德》第一部后, 本想立即着手第二部的翻译, 却因原著晦涩难懂, 不得不遗憾中止翻译。据郭沫若 (1963:273) 后来回忆: (在第二部中) 他的思想感情我那时候很难体会, 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不但不想翻译它, 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1927年的郭沫若因生活阅历和思维难以形成足够的文化资本去匹配原著中蕴藏的文化资本, 造成对原文的不理解, 翻译活动因此中止。同样, 1924年郭沫若在译完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第一卷后就终止了翻译计划。郭沫若是这样解释的, “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 (郭沫若1958b:274) , “《查拉图司屈拉钞》没有译下去, 我事实上‘拒绝’了它……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 (郭沫若1958a:75) 。1924年恰好是郭沫若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折时期, 他身上的文化资本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资本, 已经无法认同“资本主义”的尼采;这就造成对原文的不认同, 翻译活动也就自然终止了。在翻译场域内, 郭沫若因生活阅历、文化思维、意识形态等原因, 未能形成足够的或“合适的”文化资本去匹配甚至夺取原著中所蕴藏的文化资本, 以致他对原文不理解、不认同, 这都表明他在资本较量中的被动态势。

3.2 资本较量中的主动态势

译者在与其他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中是否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上文提到, 译者至少还有有限的文化资本, 尤其是身体化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惯习可以确定两种能力:生产可分类的实践和作品的能力;鉴赏这些实践及产品的能力 (高宣扬2004:125) 。与惯习紧密相连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也可赋予行为主体这种区分和鉴赏的能力。于译者, 则表现在译材选取和文本鉴赏上。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该能力不被其它权利 (比如审查权) 限制, 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翻译场域。在当下翻译场域中, 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少有发言权,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是由出版机构选好原本后, 再挑选译者。但在民国时期, 译者主动投稿较为多见。当然, 即便译者主动投稿, 书商仍有权决定是否对稿件录用。比如书商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趣味来决定是否录稿。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 拒稿并不等于禁止译者选材。译者主动投稿, 说明他已经完成了译材的选取。第二, 书商有录用权并不意味着他决定着译者的选材, 他只是对译者提供的选材进行筛选。第三, 译者投稿也有选择性, 也根据不同刊物要求来投其所好。民国时期的译者翻译选材的主动主要源于译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下面, 我们将从郭沫若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其翻译选材的影响探寻他在资本较量中的主动态势。

傅勇林 (2009:62-72) 认为郭沫若的政治思想经历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他的世界观也经历着从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泛神论都指向了浪漫主义 (谭福民2012:28-41) 。所以我们认为郭沫若的整体思想 (包括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世界观等) 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由于身体化文化资本表现为行为主体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思想和性情, 我们认为郭沫若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也经历了两个时期:浪漫主义时期 (1919—1924) 和马克思主义时期 (1924—1937) 。

1) 郭沫若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布迪厄 (2004:36) 认为身体化文化资本是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获取的。这种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源于家庭学校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儿时教育。郭沫若自幼便因母亲的诗教而对诗歌和文艺产生兴趣, 又喜读庄子而萌生泛神论思想。其次是留学教育。郭沫若留日期间正值日本翻译欧美文学的高峰期, 他因此有机会接触泰戈尔、雪莱等人的作品, 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在中西教育的影响下, 郭沫若培育出泛神论的思想, 感知自然的能力, 自由浪漫的审美倾向, 这些都内化成他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而身体化文化资本具备区别和鉴赏的能力, 所以郭沫若形成了对浪漫主义作品的偏好, 正如他所言, “我本来就有些泛神论的倾向, 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 (黄淳浩1996:104) 。在这一时期, 他先后翻译了泰戈尔、歌德、雪莱、惠特曼等人的作品。同时, 他还形成了对浪漫主义作品的鉴赏能力。比如他译的《浮士德》始终把握住了“浮士德精神”, 这得益于他敏锐的感受力 (杨武能2000;28) ;再比如他译的《鲁拜集》也捕捉到了峨默·伽亚摩的泛神论精神, “把本该最难译的诗译得非常圆满” (傅勇林2009:267) 。正因这种敏锐的鉴赏力, 郭沫若才能完成这些伟大作品的翻译;当然, 也正因这种鉴赏力, 他才敢翻译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

2) 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该资本的形成主要源于社会教育的影响。首先是社会现状。1921年4月回国后, 郭沫若看到同胞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挣扎, 这使他浪漫自由的幻想动摇。其次是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后, 广大群众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先进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再是个人遭遇。回国后, 郭沫若深受书局剥削之苦, 尤为可怜, “到那时自然也跑到泰东 (书局) 去, 十块五块地要……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 有些可耻” (冯锡刚2011:87) 。与在留学时浪漫的思想不同, 归国后的郭沫若充满激愤、痛苦、迷茫。直到1924年, 他翻译了河上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作品《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他“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 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 他开始与浪漫主义割裂, “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郭沫若1958a:397) 。社会教育让郭沫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 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和对无产阶级的认知。他开始走出自我的浪漫主义的宣泄, 进入到集体解放的洪流中。此时的郭沫若进行译材选取时会“看它是否符合我国民主革命的需要, 是否有利于革命文学的发展” (傅勇林2009:197) 。在这样的思想下, 他翻译了以下三类作品: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品, 如《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理论, 如《美术考古一世纪》、《生命之科学》;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 如《石炭王》、《屠场》、《煤油》。这些作品分别给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先进知识分子、爱国大众带来了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并分析译者的译作, 是因为它已经出版, 而出版则表明译者与出版商或其他行为主体至少在选材上达成了一致, 但也掩盖了他们之间的资本较量。但从郭沫若不同时期的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形成, 以及与该资本相呼应的选材中, 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出, 在郭沫若所处的翻译场域内, 他所拥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使他在翻译选材上占有主动态势。

结语

赫曼斯 (Hermans 1999:118) 强调对翻译现象的研究一定要考虑其复杂性。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 我们发现在翻译场域中, 作为行为主体之一的郭沫若与其他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影响了他的翻译活动。需指出的是, 本文仅从主动态势和被动态势来分析郭沫若 (或译者) 与相关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 以便揭示翻译场域的基本特性———资本的较量。但在翻译场域内, 资本的较量并非一直都处于这样两个极端与固定的态势;在多数情况下, 它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每个翻译场域内, 译者与相关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都是不同的, 这也充分说明翻译现象的复杂性。但通过梳理在具体历史语境和特定翻译场域下郭沫若与不同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 本文旨在阐明这样一个观点, 即翻译场域内各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对翻译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