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据记载，不仅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享用大量金银器，甚至连酒楼妓馆也较多使用贵重的金银酒具，可见当时的金银制作商业化所带来的金银器的泛滥。宋代金银器制造业南北发展不平衡，南方较北方繁盛。目前大宗宋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几乎都集中于长江流域，如四川德阳宋代银器窖藏出土银器100余件，绵阳窖藏出土银器35件，成都彭州宋代窖藏出土金银器350余件，湖北蕲春宋代窖藏出土金器50余件，江苏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金银器10余件，江西遂州北宋郭知章墓出土金佩饰13件，福建邵武故县宋代窖藏出土银器140余件，等等。
北方所见只有河北定县两座北宋塔基，山东莒南宋代银器窖藏等几处出土有金银器，难与南方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相提并论。受程朱理学及复古思潮的影响，宋代金银器不似唐代金银器般金碧辉煌，而向轻巧婉约的风格转变，与宋代艺术文人化的特征十分吻合。金银容器的形体比起唐代的普遍更趋小巧，显得胎体轻薄，清秀雅致。造型方面，在唐代曲瓣式器型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呈现多样化。以杯、盏、盘等容器为例，就有圆形、五角形、五曲形、六角形、六曲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及荷花形、蕉叶形、重瓣菊花形、桃形、瓜棱形、柳斗形等。其中，像六角形、蕉叶形、重瓣菊花形、桃形等造型的器皿，为唐代所不见。
此外，南宋时期常见的银丝盒、八卦纹银杯、八角纹银杯、银梅瓶等，在造型上已完全摆脱了唐代风格的影响，堪称宋代金银器的典型代表。在仿古风气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批仿造先秦青铜礼器的银制品，庄重古朴，如江苏溧阳平桥宋代窖藏出土的双善首耳乳钉纹鎏金银簋、四川成都彭州宋代窖藏出土的蟠螭纹银杯等。宋代金银器的装饰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表现狮子、龟、凤鸟等动物形象，通常具有很强的写实意味，如同写真画一般，生动活泼。至于最常见的植物花卉瓜果等纹饰也都结合器物的形体特点，以写实的手法加以表现，胆大心细的金银工匠们在此无拘无束地发挥，使这些花卉纹饰表现得或枝叶繁茂、花朵丰满，或一枝独放、姿态妖娆，或两花相对、婀娜俊俏，或茎蔓缠绕、瓜果连绵，不一而足。
在发挥中又不失真实，将不同品类花木的苞蕾、花瓣、枝叶、脉络表现得逼真细致。受文人诗书画的影响，还涌现了不少具有诗情画意的图案，体现了宋代社会对艺术韵味的普遍追求。如福建邵武故县出土錾刻《踏莎行》词的宋代鎏金八角杯、江西乐安发现的分别刻有王禹《黄州竹楼记》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两件银牌，其款记卓有文采的诗文内容及抑扬有致的书法意味，充分展现了作者不凡的人品修养和独特的个性，具备极高的文化品位。宋代金银器在工艺上不仅继承了以前的切削、抛光、模冲、鎏金、锤鑠、錾刻、铸造、焊接等技术，而且在很多方面有所创新发展，如夹层技法、浮雕凸花工艺、镂雕工艺等，形成了宋代金银器工艺的新特点。
夹层技法是把压印纹饰的两层银片内外叠于一起做成内外壁都有纹饰的某种器物，具有厚重的装饰效果。此种技法除了造型艺术效果独特以外，还具备了隔热防烫的实用功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浮雕凸花工艺可使画面主题突出，形象逼真，立体感更加鲜明，是宋代金银工匠的创新之举。镂雕工艺通常与其他工艺手段巧妙结合，显露出在唐代金细工艺基础上更为发展精进的特征，极富观赏性。如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鸡心形霞帔坠子，即采用了镂空透雕与凸花浮雕相结合的工艺，生动刻画出一对金凤凰翱翔在繁茂的牡丹和葵花丛中的场面。宋代民营金银器制作业往往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在金银器上，似有标榜名牌产品的意味。
如四川德阳出土银器上有刻携或书写的“周家造”“孝泉周家打造”“庞家造洛阳子昌”等；江苏溧阳平桥银器上的“李四郎”“张四郎”等；浙江永嘉宋代窖藏银器上的“蔡景温铺”“兴贤吴铺”“京溪供铺记”“陈宣教”“任七秀才造”等；成都彭州窖藏金银器上的“张十二郎记”“吉庆号”“罗祖一郎”等。此外，在银器上还常有标明成色的记录，如“吉家煎银十分”“周家十分”“汪家造十分”“张家十分”等。有的银器亦有使用者或收藏者等表明所有权的铭记内容，如“沈氏行状”“沈宅”“马氏妆奁”“冯宅”“陇西郡董宅”“史氏妆奁”等，都应属定制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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