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的苦楚主要来源于身体和精力两方面，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赏罚是针对这两方面的苦楚而设计拟定的。隋朝时期，法令拟定逐步趋于完善，在赏罚方面正式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刑是最轻的赏罚，是用鞭条打监犯的屁股，以示戒备；杖刑使用较为粗的木棍打人屁股，是真正意义上的刑，被打后监犯一般要躺上半个月；徒刑是约束监犯的人身自由，赏罚其从事劳役；流刑则是依据监犯罪责巨细，将之发配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死刑是针对罪大恶极之人，以法令掠夺其生命。
▲《唐律疏议》明代刻本书影
五刑之中，死刑是最重的赏罚，人们也称之为“极刑”。然而比较起极刑，次一等的流刑在今人看来没什么苦楚之处，而在古代却被视为是对监犯精力和身体的两层摧残，罪犯们个个谈之色变，有的罪犯甚至甘愿自杀也不接受履行流刑。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流刑是共工被尧放逐到幽州（今北京），这条记载证明流刑早在氏族社会后期就已出现。当然，流刑在不同朝代也有所区别，除了间隔远近便是放逐的地点偏好，比如在宋朝时，两广和海南一带瘴气丛生，许多犯罪的官员都会被放逐到这儿，史书中常常能看到“放逐岭南”四字；元朝时期则区分南北，监犯若是南边人，就必须放逐至北方，监犯若是北方人，则必须放逐至南边地区。
▲清末宁古塔旧照
清朝时期，监犯则多半被放逐至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清初甚至有“南国佳丽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说法。所犯罪过更重些的，放逐目的地一般会更远一点儿，大概便是宁古塔和乌里雅苏台。放逐的监犯在达到目的地之后，要么屯垦荒地，要么参军守边，在清代还可能给披甲人为奴。总之，监犯不会有好日子过，往往是活多久就被摧残多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兴旺，被处以流刑的监犯，其目的地基本都是偏远之地，再加上还要戴着沉重的桎梏，身领会承受着极大苦楚，心理上又承受着对未知人生的恐惧，许多人就算没有在上路前自杀，也会在途中寻机谋求完全摆脱。
▲清代放逐场景绘画
然而令人讶异的是，对于放逐监犯这样的差事，衙役们却相当活跃，尤其是放逐女囚，更是抢破了头。一般来说，古代放逐监犯时都会有押运衙役随行，他们尽管不需要和监犯相同手戴桎梏，但毕竟要去的是瘠薄险恶的偏远地区，一路上不是蛇虫虎豹便是飞沙酷日，押解完后还要独自回来，这又是数千里之遥。这样的差事，即使是具有便捷交通工具的现代人都吃不消，这些衙役为何还要争抢着去押解呢？说起来，这其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清代衙门审案场景复原
第一，比较起正常作业，押运监犯愈加安闲。清朝官制有九品十八级，衙役则是十八级之外的“未入流”，没有列入体制之内，位置十分之低，薪水也是由县令私家发放的。在衙门供职期间，衙役们十分辛苦，每天要早上点卯，还要长时间站立陪同审案或是在外抓捕监犯，很少有休息时间。比较之下，外出押解监犯尽管看起来辛苦，但是押解过程中无人监管，想要偷懒和休息都可以，途中所有巨细事务全由自己做主，显然是一件令人愉悦的差事。
▲清末罪犯旧照
第二，比较起正常作业，押运监犯愈加挣钱。监犯一般都有家族，为避免衙役路途上故意刁难监犯，家族们竭尽所有都要凑一大笔钱，让衙役们照料一下。因为衙役位置很低，每个月的工钱也很少，这些家族送一次钱，简直相当于他们一年的薪酬，这样的功德谁不心动？尤其是女罪犯的家族，忧虑监犯在途中被衙役侵犯，往往还会塞给他们更多的银两，甚至掏钱供衙役吃喝，因而衙役对押解女罪犯才会愈加活跃。
▲清末马车及车夫旧照
第三，比较起正常作业，押运监犯愈加舒适。衙役押运监犯相当于出差，出差的费用自然是朝廷掏腰包，衙役们可以在驿站中好好享用。更重要的是，被判放逐重罪的往往都是大户人家或者朝廷官员，他们身娇体贵，家族大多甘愿花费金钱让他们放逐途中能舒服一点，提供马车甚至配一两个家丁都是常见之事。押解的衙役，自然能跟着沾光，去时同乘马车并享用家丁伺候，回程时也可以乘坐马车。总的来说，和在衙门上班比较，押解监犯确实称得上是一件美差。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刑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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