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伊始，发誓要整顿吏治。听说各个衙门，受贿者很多。于是，他就派出亲信，伪装成办事者，给这些官员们塞钱，塞东西。很快，就有人中招，有位司门令史，收了一匹绢。唐太宗闻报大怒，立刻要将此人处死。满朝文武都不说话，只有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站出来说，这样做不妥。此人受贿，固然该得重刑，但这个罪的由来，是陛下钓出来的，是所谓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导德齐礼之义。言外之意，说这种做法，对官场的道德，是非常有害的。唐太宗听了裴矩的劝告，没有杀人。
尽管此后的朝廷，像这样陷人以罪的事情，并没有消失，但是，裴矩讲的道理，也一直传为佳话。
钓鱼执法也好，鼓励同僚互相告密也好，都是源于法家的驾驭之术。这种权术，君主对于防范臣子，倒是十分的有用。但是，副作用也相当的大。其中之一，就是官场道德的败坏。如果此道大行，官场就成了陷阱，人人都得时刻提防被人算计，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别人陷阱里的猎物。
的确，在这样的权术笼罩下，官场人人自危，在短时间内，作科犯奸的是少了，敢于谋反不轨者更是销声匿迹。但是，官场效率也没了，因为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合作没有了，大家只能公事公办。在公事公办中，想的不是如何把事儿办好，而是如何规避风险，别让人抓到把柄。
官员做了坏事，比如贪污受贿，是该惩治，但原本官场是有监督机制的，放着这样的机制不加启用，反而鼓励他们互相揭发，尤其是鼓励官员的好友亲信揭发自己的朋友，鼓励一个衙门里的官员，揭发自己的同僚，鼓励官员的亲密下属，揭发自己的上司。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最可怕的人，恰是你最信任的人，最没法防范的人。猜忌之风势必被及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接踵而至的，必然是更加猛烈的互相倾轧，互相陷害，整天想着害人，成为官员的业务，直至国无宁日，人心惶惶。一有风吹草动，哪怕像秦末几个戍卒闹事，互相推诿的人有，勇于任事的人无，居然这点事就导致偌大的朝廷，土崩瓦解。
所以，这样的法家权术，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毒药，看似良药的毒药。因为有一时之效，所以，一直有人对此相当的青睐，时不时地，就把它从箱子底儿翻出来。
没错，就像裴矩说的，官员受贿，的确是重罪，但是，如果这个重罪，是你下陷阱钓出来的，那么，你的行为本身，也是罪，而且很可能是更可恶的罪。自古以来，人性贪利，没有办法彻底克服，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人能够经得起所谓道德的考验。所谓考验人性的试验，是不能轻易做的。做了，后悔的不是那些不能经受考验的人，而是做试验者自己。他们会发现，不仅他们所期待的高标准道德不见了，连官员的日常道德，也陷于瓦解。
对于官员来说，幻想他们像圣人一样活着，不过是痴人之梦。连政府本身，都是必要的恶，何况官员？要让官员规矩一点，关键是在制度上给他们留出既能荣华富贵，又能规避风险的通道，而不是给他们布下一个个的陷阱。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898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