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由来
岳占东
大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季的一个丽日，在紫禁城乾清宫的案头上多出一道来自北方蒙古的奏折。
奏折由理藩院呈上，因奏折外面多了一个羊皮套，在众多奏折中便特别显眼。正值壮年的康熙皇帝也没来及看理藩院的票拟，便急切地拿起散发着淡淡羊膻味的奏折。他很想知道来自蒙古部落的王爷们在奏折里说的事情。在他们满清入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蒙古部落治理的好坏几乎成了他们统治中原的重要保证。因而对于涉及蒙古的每一件事务，他都是以国事看待，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是慎之又慎。奏折是鄂尔多斯六位旗主王爷联合上奏的，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奏请朝廷开禁长城内外蒙古与中原接壤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允许汉民到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开荒种地。
“黄界地”和“黑界地”是从明朝时就存在的大片荒地，当年长城（边墙）南北两侧的土地由于两军常年对峙，形成了两条宽50里延绵千里的带状军事禁地。满清入关时对蒙古和中原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对长城沿线的军事管辖仍旧沿用明朝的制度，甚至人为地对当年自然形成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实行军事封锁，规定任何人擅自闯入禁地沿边士卒皆可射杀。蒙古王爷的联名奏请涉及到了大清王朝的治国方略，是否对长城沿线的开禁不仅事关蒙古王爷的利益得失，而且对整个国家治理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当时大清王朝的实情是，随着战乱结束，全国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康熙后期，全国人口已经逼近3亿，而耕地却仅有9亿亩，人均土地仅3亩，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一人一岁约需4亩之食才不至于挨饿。对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北方地区来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康熙帝对蒙古王爷的奏请思量一番后，便下旨开禁。于是在河保营的《移驻县治碑记》中有了这样的记载：“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从康熙三十六年起，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三大移民的“走西口”得到官方的许可，正式拉开历时三百多年走西口的大潮。
改编自长篇纪实《黄河边墙》（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黄河》杂志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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