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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的签署让大宋和契丹得到短暂和平,可为何是短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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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与契丹签署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意义重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唐代设置为州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又称澶州,治所在顿丘(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之所以称为“澶渊”,是因为附近有一处湖泊,人称“澶渊”,因此而得名。五代后,治所由顿丘移往今属河南濮阳的南部。澶渊,河而立,有南城北城两座城池,中间浮桥相连。在大宋帝国首都梁偏东北方向二百余里,假如契丹骑兵到此,轻装取梁,几也就一个日夜的路程。澶渊对大宋的地缘重要性,大相当于近代的天津。天津曾是清国的门户,澶渊就是北宋的门户。

宋真宗剧照资料

此地在河南北部,与河北、山东相距都不算远。澶渊的偏东北、偏西南两翼,有大宋两个军事要塞:通利军与德清军;通利军在今日河南县;德清军即顿丘故地,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往北一百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大名府又称天雄军,是河北南端的军事重镇。拱卫帝国京畿地区,大名府不是一般的责任重大。大名府再往北,过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冀州(今属河北衡水)四百里开外,就是瀛州(河北河间,今属沧州)莫州(今属河北任丘)理解“澶渊之盟”,就要理解瀛州、莫州的地缘战略意义。

“澶渊之盟”资料

这两个州,原来也属于被后晋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但在后周时代,被大帝柴荣北征时收复,大宋太祖、太宗时代,千辛万苦,总算保住了这两块宝地,但契丹不死心,一试图夺回瀛州、莫州。后周世宗柴荣收复两州后,顺带将两州北部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也同时收复;并在今属河北高阳的东部设淤口关,从此与瓦桥关、益津关合称“三关”。传统戏曲中常有“镇守三关”的戏词,指的就是这块地方。瀛州、莫州,有时就被称为“关南”“关南之地”。

“燕云十六州”资料

契丹想要的就是以这两个州为双轴的“关南之地”。“三关”之南,又设高阳关,治所就在瀛州。瀛州、莫州,是大宋两个北部边塞城池,也是契丹最南端的“敌国”边防哨卡城镇。瀛州、莫州的存在,对契丹而言始终是一个指向自我的南部利刃;对大宋而言,始终是一个拱卫自我的北部锁钥。大宋与契丹的几场大战,主要围绕这两个州郡的归属问题展开。“澶渊之盟”,就是对这两个州的领土诉求做出的最后的争夺和妥协。如果没有争夺只有妥协,就不会有“澶渊之盟”;反之亦然,只有妥协没有争夺,也不会有“澶渊之盟”。

契丹资料

理解“澶渊之盟”,理解大宋与契丹的焦虑、意志、智慧和战略,就要这样理解瀛州与莫州的历史问题。宋太宗时,出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总体战略,将战线由莫州再往北推三百里,直抵幽州(今属北京),将原属契丹占据的易州、涿州、固安等地转为拉锯战区。到了真宗时代,契丹多次南侵,大宋的兵力已经不能到达幽州,相反,是契丹南推三百里,将大宋占据的瀛州、莫州,以及周边的几个州郡,如定州、雄州、霸州、徐水(静戎军)等,转为拉锯战区。将战争推向敌占区,是保证本土安全的大战略。可以略说一个战争伦理问题。

宋真宗画像资料

在保证本土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契丹”则契丹居于下风。契丹上下,因此多有“悲情”演绎。所以在“收复瀛、莫二州”的战略意图指导下,屡屡将战火推入大宋本土。但中原将士了不起的是,契丹倾全国之力,也没有夺回关南从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收复此地,到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契丹放弃此地,四十五年间,除了暂时的退却,中原王朝没有丢失关南一寸领土。相反,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大宋”,则大宋居于下风。因为契丹屡屡侵扰这两个州郡,并在“关南之地”多次实施破坏性抢掠。

耶律隆绪剧照资料

最后,大宋还要在“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契丹支付数额不菲的“赎金”但在这一场政治空间争夺战中,大宋将士因此更多了忧患意识。宋太宗后,暂时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诉求,并卑辞友善,向契丹“屈己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发了中原上下对国家安全紧迫性的理性思考;真宗时代,在积极防御中,有了不懈的警惕和誓为国家干城的意志,所以在后来的几场战役中,除了几个例外,宋师反而保持了持续优势。但可惜宋真宗遇到的是契丹庙号“圣宗”的耶律隆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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