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乡愁（上）

1

“二月春风似剪刀”。

透着冷金属毛刺轻划过皮肤般的寒冽，一些尘灰漫溢在昏黄的光影里，稀释成混沌而瘆心的惆怅，或许任何生命诞生都必经阵痛与挣扎，新抽绽出的嫩绿软黄的柳芽儿像尚未摆脱襁褓的恬静婴孩，在恣意而夸张的自然摇篮里，在近呼嘶哑的烈烈清风里不断摇曳，那有些粗糙的燥风一忽儿骤然加力，整个大街两岸的柳丝儿瞬间被潮涌向同一方向，涤荡出一幅斜风细雨的高速剪影，恰似一个定格的笔刷，把蒙灰的底色加载在空中，用浅淡的鹅黄涂抹过并不新鲜的夕阳，直让人无法形容这是无情还是多情。

世人都热爱春天，大力的褒扬春天，并尽力的收藏和复制温室内的春天，把对幸福的追求醉美于春花烂漫的温柔乡，有人甚至野心迫迫地想独拥整个春天，但更多的人们是在为春天努力，为春天坚持付出，挖空心思把春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并寄望用来装扮漫长的岁月梦想，却鲜有透彻的眼睛去探视红肥绿瘦的底层，那过分修剪与整形的痛楚，那超负荷的营养催化，那揉抹在春天底色里的撕心裂肺，被无视和忽略的，一派繁华里的赢弱与迷茫，一任无数春天在斜风淫雨里的变异生刺，恣意放纵。

我看到一位瘸腿的清洁工努力推动着板车蹒跚而过，几名市政的绿化工在道旁的绿篱悄然疏理补植花木，群鸭过江般的车流逶迤在黑青色的马路上，依着交通警察的手势次第越过街心，一切都陌生而熟悉，在无序与有序中交错。着眼打量涌动在小城的日益繁华，生活空间里越来越举目可见的公益与福利，我想人们都应真心感恩于盛世繁华，感恩无数凡夫俗子努力耕耘让世界拥有井然秩序与物质丰裕！可一时里又难以卸下心头木然的堆积，那紧紧攫取怅惘的逼仄心室，恰似挥散不开的沉闷空气，游离着淡淡的乡愁与身处小城的孤寂。

许久以来我自认为心境已陷入病态，在繁华时代，徜徉在超前的特质文明，现代人所稀缺的已不是赖以生存的米炊屋瓦，却风蚀了公平正义的良知和感恩。我常常做些平凡而莫名的思考，这座小城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员，这么多的人口依靠国家财政供养，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巨匠级设计，每一个分子都在为整个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的提质而站岗，为建设更为整洁优美的环境秩序而努力，目标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日益完善的公益保障，是为了公正公平的维系和人间正义的弘扬。可坐在城市高楼与车流中的人们，谁又苛求得了谁的道义，谁又抛弃了私已满怀时代的感恩，谁又觉得尽职尽责、维持公正公平是一种做人的天赋与道德？谁又觉得走在大街头应感恩清洁工、绿化工、交通警察们的辛勤，谁在思考这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来之不易？相反，我知道更多的人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必然，每个人都是在做着应做的工作，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努力。

人们总会对生活习以为然，总觉得一切都是常态，总觉得熟悉的身边没有风景，没有感动，所以总不愿在匆忙中静下心来发现和细细思量，不肯自思每天的生活享受了多少社会力量，享受了多少古今智慧和人间正义。而更多人在抱怨际遇，抱怨承受了不公与虐骗，甚至把人生的不得意发泄于社会，却极少人把认真的反思作为推动文明的动力。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人格，我们接受几千年思想教育所展现的正能量有多少？我们有多少事可以不为私已而作？是真正的在宏扬道德，展示人性之美？

我也是一位思考多于行动的打工懒汉，习惯于在蹰躇于清晨的道边，构思一篇小说的情节，或淡化一些生活的纠结。但我的胃肠总不争气，腹痛每每会一阵接一阵轻扰大脑神经，那种近乎痉挛的微痛，伴随着迫切需要排泻的内急，那感觉正刻不容缓的一步步吃紧，分秒不容。

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小城的路道边就有清净环保的集装箱式公厕，一个陌生的身影捷足先登，先我一步抢占了唯一绿灯的小小的格子屋，刺目的LED红字是一溜儿的“有人”。

急，那种无法坚持的内急，催逼着水火不留情的焦灼，让我倾刻间改变目标，打定主意，别寻蹊径！我匆匆地离开，一路小跑着冲进附近的移动公司，在意象里隐约记得，移动公司右侧楼梯旁有一卫生间，我确实没有走错，那小小的厕所门倏然开合，走出来两个女学生，我一时懵了，有厕所，但是女厕所，我只是愣怔了片刻，早已顾不得那么多，伸手夺门而入，闪身入内就从内把门把门锁死。

回身，突然发现厕所里面的场面很辽阔，曲长的便池池面恰南湖公园的湖堤，蹲在堤畔解手，那是一种极为舒坦的感觉，悍畅淋漓且无比酸爽的如释重负感给人满足与惬意，我突然觉得我懂秒懂了出生入死，懂得了吃和拉的过程都是享受的过程，但瞬间我猛然一惊，发现这个空旷的厕所竟然还有一处侧门，一短发女子飘然而入，片刻就蹲在我身边解急，我惊呆了，屏息敛气，只求其无视我的存在并尽快离开，但那女子却突然发现我是个男人，立时张嘴欲惊呼，我一时魂飞魄散，急捂了对方的嘴求情，道说我的难处，对方却不依不挠，说要报警……

一种心脏扯到嗓子眼的焦灼，几近绝望的悲哀油然而生，我心底的那根弦就要绷断，瞬间联想到某变态男进女厕遭众人围殴的往昔见闻，我辙底要崩溃了，忽然就一下子释然了，隐约中明白自己只是在做梦，甚至有些欣悦地想到：“梦中的便便预示着金钱”。我看到了那么多的脏污，肯定会关系到许多的金钱，而我一时却弄不明白，会是得财还是失财呢？得到无所谓，失去我又将拿什么去失去？

得失成败转头空，无人不处梦境中，世人活着总难免纠结于得失，真正认为看透红尘，视金钱若粪土者往往多是穷人，而那些日进万金的人又有几人会适时金盆洗手？无数世人都在不知疲惫地拼命赚钱，并为权利奋斗终老，许多人至死都不会明白，钱最大的好处不过是治病延续生命，只可惜以金钱能延续的生命总很有限，而且常常伴随着无法免除的痛苦，不是良药苦口，就是针刺刀割，所以钱并不比健康美好，不比活着美好，不比开心快乐和亲情缠绵美好，这些简单的道理，世人其实大都明白，但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把这种感悟放在心头，融入对生活的态度，无数人为了钱，甚至把健康和亲情都抛弃在赚钱的路上。

记得曾有人说过：“不要轻易将自己的伤口揭给别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是在嘲笑你，还是可怜你。”但我同样认可“文学旨在揭露社会伤痕”，人总要看清真实的自己，并有着刮骨疗伤的勇气，而不应虚幻在名不符实的三株、弄虚作假的三鹿，包治百病的权健，那些捣鬼之术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留下迷幻虚枉后的惨白与心痛，而那些简白的、默默无闻的民间验方，却千古流传，不断地为历史提供了修正，悍卫着精神与肌体的健康。

2

梦呓是片刻的休闲，生活是直面的奔劳与经纪，因为父亲感冒及一些琐事，我上周请假回乡下，恰遇上一位“碎爷”去世，被邀约做“职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陇东和关中许多地方统一把与爷爷辈份相同、出了五服且排次不确的人统称为“碎爷”，而“职客”则是指邀请来为“过事”帮忙打杂的“自己人”。

这里首先应感动于古人用词的经典，“碎”在本土方言中首先就是小的意思，而“碎爷”自然是比不得大爷、二爷和三爷，多少就包含了亲则大的涵意；“职客”一词却与现今专业的职场经纪人风马牛不相及，极为直白的表明请你去是授之以职的，而不似通常做客——你大可以心安理得的乐享招待侍候，职客更应是事主邀请协助处理接待打杂的“免费临时工”。

人类或许自从有了“过事”（乡下以酒宴待客，办理婚嫁丧葬仪式的大场面活动）的风俗，就有了请“职客”的习俗，因为所有婚丧嫁娶都需要演绎成一种集体行为，人们需要分享喜悦或共担忧伤，需要承办体面排场的隆重仪式和表达自己的敬重和珍惜，需要招待许多相关的亲朋好友，就需要一种集体的力量，这种大规模的请客活动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所能担当，必须有一个帮办的群体，协助主人完成这一系列活动的一定是信得过的“自己人”，所以这种受邀参与事件执行的就都是“职客”。

请职客是一种需求，做职客是一种礼仪，在生产力相对有限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合作、互帮互助是一种生活的必须，也是做人的道德，请职客之旧俗极容易使的回忆起改革开放初及之前人们无私互助的质朴与真诚。

父亲1970年代修窑洞时家里穷的一清二白，唯有爷爷在拓荒地里种下的高梁获得了丰收，为帮忙的乡邻提供了裹腹的高梁面饸饹，那时帮忙的群众，出苦力打基子（夯土坯）、挖庄基自然是没有一分钱回报的，做为主人的也只是艰难的提供一点裹腹的食饮而已。这种旧的传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一直保留，我四叔和六叔是我们家族改革开放后建新屋相对较早的人家，初建房时周边的许多群众都去帮忙，那时候也没有工费的说法，主人除了备足建材，就是帮工们的伙食，其实那个年代大的合作化解体，群众间小圈子的互助式生产方式却依然相对保存。

刚分产到户的那些年，我们家族近十户人家的耕作与打碾一直基本采用合作的方式，耕种的时候仅有的耕牛连续半月一月都得不到休息，耕到谁家谁家送饭到地头，打碾的时候周边的土场上都摊凉满麦子和谷物，先摊东场的，后摊西场的，或先碾北场的，再碾南场的，大人孩子都一起上场，没有谁想着去偷懒，也尽力保持每一家的粮食都颗粒归仓。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的六娘（外地称六婶），六娘一生待人热情，勤快善良，她从小出身于贫苦农家，成家后六叔上兰州当了工人，一家六七口的生计全压在她瘦弱的肩上，为了获得帮助和支持，她常年帮别人做事，从不惜力，每年提着镰刀收麦子的时间比谁都长，同时她又热情好客，为人大方，且做得一手好茶饭，常常加工御面、凉粉、晒凉粉干，做许多风味美食以便招待每一位到家来的乡邻，谁去她家都会被热情招待，所以给她帮忙的人也很多，每年的农活也并不落后。

许多年后，六娘进城，把她的传统习惯带进了兰州城，她做小区的清洁工，帮别人带孩子勤俭持家，我某次进城带她去亲戚家，想花七元钱打的也受到了她的指责，陪她走了数公里的路程，可她却把自己做的鞋垫和买的衣物送我，把做的馍馍和菜品送给堂弟的同学和周边的穷人，她去世后小区物业领导和周边许多都前来为她送行，小区的几个保安给她守灵守到天明，她带过孩子的那家媳妇更是哭到了休克。

其实那个年代肯无私助人的又何止一个六娘，那是一种尚存的传统，我村子里帮助别人最多的应是我爷辈的两个光棍汉，一个名树选，一个名树秀，他们都一直孤独地生活着，却常年对别人有求必应，那时候许多家都养有牲畜，大牲畜吃的很多，农家铡草一铡一两天，需要为大牲畜备足半年一年的草料，铡草的人家就需要请人帮忙，两个光棍爷都是耨草的高手，总随叫随到，甚至丢下自己地头的农活先帮别人。

言归正传，去世的碎爷四个儿子中有经商的、打工的、也有农民，我们当地称远房叔叔为“碎大”，我这几位碎大纷纷第一时间赶回家料理老人的后事，以事主的身份邀请了家族惯例必请的族人，并以各自的身份邀请了邻近友好的知己，其时春节已过，村里年轻人大都打工外出，但对一个相对人口密集的果园大村来说，死者为大，被请来的职客依然多达近百人，成为一支相对浩大的亲友团。

乡间俗语“过事”如“放射”，过事就是花钱和消费的过程，所以这类事上事主总会表现的很舍注（大方而舍得），因为过事总可以体现出事主的家业和人气，人们过事都会举全家之力或全家族之力，甚至举债也要把事过的红红火火，体体面面。

我“入事”（到事主家）比较迟，且未到主祭日就提前离开，按说很失礼，但从心底里说，一则因为打工未提前请假，临时回家未曾预期会有老人去逝，二则现在过事已不像过去，即使几位碎大合杀了两头猪四只羊，做了相对大场面的规划，但我依然帮不上什么忙，入事静坐，无非只是为事上增添了一位闲散的“吃客”。

乡下红白事上常有客人与职客打趣：“你是帮事来了还是吃事来了？叫你做职客你做吃客来了”。

这话在早些年是说笑，如今却道出了现实，因为早些年社会经济尚欠发达，过一场事总需要兴师动众，极不容易，能真正在事上闲下来的至多是老人小孩，而如今过事，能用到主事的职客却越来越少。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村子里过事，每每需要好几天的准备，且不说红（喜）事要买家具布置新房，备足相应的礼仪用品，白（丧葬）事要购纸货、箍墓、请主等，单磨面、磨豆腐、淋醋、压粉条、杀猪宰羊等一系列准备就需要相当的过程，即使对三大姑六大姨的登门邀请，就需要数人背上馍馍多日拜访，当然待客场地也常需要安排，当年的民居相对简陋，搭个吃酒的帐蓬也不容易，平整场地、栽木桩、蓬布常都是拼凑的，吃饭的方桌、待客的条凳也很稀缺，倾全村之力还常常凑不齐，敬神敬宗祖的老八仙桌全村尚有十多张，只是又笨又重，需要许多人拉抬；长条凳就极欠缺，事主实在凑不齐就会去找村上小学的老师和校长，接根烟说明情况一般都会获得支持，当然一般都是拉低年级的，一、二年级的学生学习没那么重要，事主家拉走了凳子，老师就把孩子带到土操场上，开露天讲堂，让孩子们用木棍或电池芯在地上画字演算，一天的时光很快就会成为过去。

当年过事待客的菜肴也很简单，所用的灶具却一样不能少，无论谁家过事都要借多块大案板，借用七八口甚至十多口大铁锅，锅被借走的人家理所当然都入了事，入了事的职客都会被按排活儿干，劈柴挑水的，剥葱捣蒜的，和面压面的，切菜炒菜的、洗碗端盘子（上菜）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丧葬事用的职客相对更多，首先主人大都去跪丧了，请主接幛的礼队就需要十多二十人，挖墓箍墓，接客迎送，招待陪酒……处处都需要人力，需要准时完成和保障。所以职客的工作也都并不轻松，要操劳打理完事前事后的所有准备坚持到收尾，借来还归，铺展开场，清扫收整。

但当年的职客极好请，谁家都会遇事，谁能过事不用人，谁能事后不帮人？一旦某人家要过事，至亲近邻无不闻风而动，早早赶过去筹措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式被邀请的职客都会尽职尽责，从事前忙到事后，甚至一月四十天的长住事主家，直到整个事件真正告一段落方肯离开。

然我们迎来了一个多变的时代，转眼二、三十年白驹过隙，乡风乡情早今非昔比，如今的过事越来越简单，有专门从事服务工作的红白理事会，配备有豪华的充气帐蓬，专业的音响唱台，有功能化的大锅小灶，方凳圆桌……凡过事需要用到的应有尽有，一个电话准时送上门，墓坑是挖机挖的，纸货、蔬菜是专门配送的，杀猪杀羊都有专业的人和场地，就连招待客人端酒送菜也成了衣着整齐动作规范的服务队，今天的职客就真的成了吃客，从入事就几乎无事可做，主人家要酒菜伺候，送烟劝酒，职客也只是比常客多吃两餐而已。

乡村过事请职客的传统尚未曾丢失，但早已职客无职。电子科技化时代的到来，让手机、电视等多媒体设备简化了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乡间的串门谝闲也日渐清淡，各家各户间交际不断渐少，过事请职客似乎就成了一种难得的村民互动，我应邀而至，在逝者的遗像前点燃一柱香，奠过一杯酒，象征性吃过一点东西，看到有些职客开始玩手机，有些忙着去打麻将，也就自顾自归，悄然地离去了。

3

这里不妨叙说一下去逝的这位碎爷，一些关于他人生琐小的、平常且混杂于岁月夹缝的生活片段，碎爷的生平普通到或许不足一提，但却正是这无数的平凡写实了社会，演绎尽时代特色。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碎爷一生养育了四儿一女，当年曾与我家类似，是村子里极其清贫的人家，许多年一直处于“缺御寒之衣，无隔夜之粮”的窘迫状态。

我奶奶在世时曾多次感叹，说她没想到我能长大成人，说当年我饿的皮包骨多次奄奄一息，所以我猜想碎爷的儿子，我的那几位碎大也可能有过如我般的经历，碎爷的小儿子就同我一年出生的，小时候一直很要好，长大后各自走向打工人生，我向南，他向北，最终落户银川。

没有经历过那些饥馑年代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当年的困窘是何等的物质贫匮，所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常常可听到乡间农人闲谈中感恩于改革开放，都直言是改革开放填饱了百姓的肠胃，给了老百姓真正的幸福生活。

因为改革开放实现了承包责任制和分产到户，因为分产到户让百姓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衣食丰足的生活，可分产到户对诸如我家的穷人来说，那个年代依然充满忧伤。

这里加叙一点历史：我太爷虽长于舅家，但继承家资丰厚，曾有良田三百七十多亩，后因吸食大烟而变卖尽良田，至我爷爷伯已穷困潦倒，但大爷四兄弟却心强好胜，并不为穷困所压倒，他们通过贩卖食盐和辛勤劳作复兴家业，重新购回两百多亩田产，大爷做为数十口之家的大掌柜，立志要胜于太爷当年的家境，即要购置超过三百七十亩的田地方罢手，孰料世事无常，大爷夙愿未竟却迎来了解放，因田产较多被划为中农，受尽了时代的压迫。

我爷爷生前常慨慨说：“解放前我家有良田百余亩，青杨山整个山头都是我们家的，许多平整的坳地都是他经手用俭省节约的劳苦钱买下来的，后来合作化土地被收公，粮食被拉走，牲畜、牛车和一应生产用具统统都充了公，成了村集体的。”可合作化三十年后再次分产到户，我们家却因为穷，欠了村集体债务，就仅仅分到几亩田地，看着别人拉牛拉马分粮食，全家人就只有叹息的份，唯一一次出于公平化的抓阄，十多岁的哥哥跟着大人去抓，抓到了一只牛笼嘴（一种为保护庄稼而编制的类似于帽篮般阻止耕牛吃东西的“牛口罩”），那是我家分产到户时分到的唯一。

历史是人书写的，且常常是极少数的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以某种即时思想书写的，成败常一念间，成败转头空！但无数的百姓化为历史车轮上的粉尘，似历史洪流里摸爬翻滚的蝼蚁，没有几个人能真实的抓牢自己的命运。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碎爷一家在经历尽饥寒岁月之后，全家人齐心协力，劳苦打拼，家庭环境日渐改善，碎爷的大儿子做为村上改革开放初第一批高中生，以能力出众出任村委会的大队长，并兼做过多年村上的电工，其人做事勤快，勤朴善良，与人为善，在乡间贯有好名。

碎爷的四个儿子相继成家立业，小儿子做装修活多年后全家落户银川，碎爷老俩口像乡间所有的留守老人一样相依为命，种田养羊，坚守着岁月的清贫，这在当下的农村是一种常态，一切都微不足道，生活平淡的像丽日晴空，似细雨迷蒙。

这里需要提及一下碎爷临终前的一些生活情节，碎爷去逝之前，几个儿子已人至中年，个个都勤劳务实，本份生活，所以个个小日子也都过得去，唯独老大因妻子过世处于鳏居状态，相对辛劳。

人都说世道无常，人都盼好人一生平安，而这世间的事，常常却是好人无好报，碎爷大儿子就真真应了人强命不强，其一生之苦难以一言概之（但因牵涉个人隐私，且点到即可）。

像乡间的留守老人，碎爷晚年始终在自食其力，因小儿子全家在外，所以他寄希望三儿子能给予他更多关照（个人猜想），把高速工程征地补偿款都给了三儿子，但三儿子忙于生意，一直在镇街上生活，所以碎爷人生的最后时刻，一直是大儿子力尽所能的在关照，直至终老。

碎爷的患何病离世不得而知，我始终未曾去了解，但我早早就知道老人脸上长了一个紫黑色的肉瘤，这肉瘤已存在多年，而且越长越大，处然是影响生活的，我听说碎爷在去逝前曾自己动手用镰刀刃割掉了那个瘤子，听村民说碎爷的去逝可能与他割除那个瘤子有关，这事也想象得出，一个杖朝之年的老农民，自己动手割除几近碗口大的肉瘤，即使那不是一个恶性肿瘤，相应的感染也足以致命。

人总有一死，乡野百姓能寿至杖朝之年应属无憾，而自己提镰刀刃割除脸上的大肉瘤却应属无奈之举，也多少让人感到一丝心酸。老人去世后，四个儿子共同操办了他的葬礼，虽因曾经的征地受益问题引发过小争议，但碎爷去世不久，碎奶（碎爷的老伴）因身体问题又住到了大儿子家里，这事当然很容易理解，老大虽然日子过得不如其它兄弟，但他可以说了算，赡养老人不会引发家庭矛盾，苦点、累点也只能亏待自己，好人都心底善良，好人都轻财重义，这或许正是好人命苦的根源。

4

世间的事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许多人终其一生，在子女的抚养与财产分配上都难做到公平，乡间俗语：“偏大的，爱碎的，中间夹的是受气的”。一些老人确实有偏心，或错觉得某个子女对自己更好，会心存偏袒，但一些老人到晚年即使心存公平，却会因为年迈无力，生不由已，处理事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的某同事前一时期尽力地帮家庭保姆看病，说他们家里的生活已离不开那个保姆，说那个保姆勤劳而和善，找那么忠诚勤快的帮手实在不易，因为他的母亲一刻都离不开照顾，同事的母亲中风偏瘫数年，同事夫妻又忙于上班，保姆在家中的举足轻重不言而谕。

同事说他的母亲也是退休干部，每月有五千多元的退休金，本来这笔钱请保姆绰绰有余，但母亲的存折早被他弟媳抢走了，退休金都是打在存折里，弟媳又属于慓悍刁蛮的那种，所以请保姆也成了他的事情，同事说本来他是有理由争取母亲的退休金的，但争取的结果是弟弟受罪，弟媳明言存折不给她就离婚，她说的出就做的到，但同事不想让弟弟日子过不下去，所以他宁愿克勤克俭苦自己，好在他的妻子也是干部，知书识礼，这个保姆又特别的尽心尽力，也算是人生的福缘，同事说若没有保姆那么好的照顾，他母亲或许都无法坚持到今天。

世间最美的是人性，最可恶的也是人性。养儿妨老，积谷防饥只是古话，在这个时代里，谁也无法预期他含辛茹苦养大的是孝子还是冤家。

近期我还听到这么一则故事：某位老干部出身贫寒，早年在乡下也是历尽艰难，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妻子儿女还都在乡下种田，大儿子高中毕业后早早就成了主劳力，种养帮补，扶持弟妹读书，二儿子要比大儿子小许多岁，后来因为社会环境的开化，和妹妹都相继进入老干部工作的单位上班，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

老干部老伴去逝比较早，自己因为工作积累和大儿子早年的帮衬，在城里早早就购买了一套大面积的房子，也一直与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二儿子后来娶的媳妇也是同单位的，生活越来越好。

因为乡下的土入收入一直不佳，大儿子携妻子去了外地打工，老干部心里一直有些抱憾，觉得对大儿子照顾不周，但他又与二儿子住在一起，房子是不可能留给大儿子，因为不是一个城市呀，所以老干部就节俭着把退休金存下来，后来存到了二十万，他想找机会把这些钱给大儿子让大儿子在打工的城市付个按揭，购买一套房子再不要一直租住房子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想法很美好，也很公平，两个儿子因为生长时代环境不同，工作上无法一碗水端平，但若能帮大儿子按揭一套楼房，就可以说帮俩个儿子一人买了一套楼，既弥补了对大儿子的亏欠之心，也让他们都有了良好的居家环境。

老干部的盘算很好，他觉得二儿子是双职工，夫妻都有固定收入，衣食无忧，大儿子夫妻勤劳，虽然打工，日子也马马虎虎，只是在城里没有固定的住居，所以他觉得他的计划很周全，现在住的房子留给二儿子，钱给老大购房子，为人父母，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想亏欠了谁，不想被儿子抱怨偏心。

可让老干部想不到的是，他存的钱早早就被二儿媳盯上了，二儿媳一直在留意了他的存折，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撬开了老干部的柜子，盗去存折和证件，并很快通过银行转帐转走了老干部的所有存款。这事对老干部的打击不亚于晴天霹雳，他觉得这情况不仅违了他的初心，让他无法给大儿子交待，更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他一生在外人都尊重他，可老了老了被家贼直接洗劫一空，这简直是无法与外人道的悲哀，但他还是与儿媳争吵了，钱没要回来却反目成仇，他在家里倒像成了个外人，正常的生活也受到了虐待，老人得了悒郁症，后来竟失踪了，失踪多日后被在城区周边的山头发现，也不知是怎么死的，衣冠整齐地死了，全城的人都知道老人是自杀了。

老干部被发现死亡后，大儿子一家从外地赶回来奔丧，他一直不相信老人是自杀的，在棺材前哭天呛地大放悲声，哭诉着老人说老人当年一月十斤口粮还留三斤粮票给家里，曾因为营养不良饿昏在下乡途中，那么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如今一月几千元的退休金，衣食无忧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从贫穷苦难和屈辱中苟且过来，却在衣食无忧中自绝，原因竟然是为了钱，而相对过去，老干部又并不极度缺钱，而且相信在曾经的生活阅历里，他一定也遭受过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和打击，但最终却倒在衣食无忧时代的家庭遭际，且这样例子又并非唯一。

人都说幸运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能结束不幸就是幸运，而许多不幸的结束就结束了所有，包括曾经的希望和幻想。

5

人类是这个世界最具智慧的物种，也是会采取有效手段自绝生命解除痛苦和不幸的物种之一，而人类的自绝，大都是因为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饱经的折磨，但给予人类苦难的，除了天灾、疾病，更多是来自于同类，甚至是相近的人的残虐。

从日本鬼子侵华到解放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华大地上的腥风血雨消停才几十年而已，所以我们应该感恩于生逢盛世，遇到了文明且高科技化的物质年代。但我们同样清楚，人类所有的争斗，都是利益的争斗，人类对牛、马等动物的驱使很有限，已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时代对高效能的需求，而人类对同类的驱使和剥削却永无止境，即使高科技的AI时代在不断临界，人们可以通过掠夺和榨取最快捷而直接地从同类身上获得利益，所以自古到今，奴役、驾驭和迫害同类的争斗就从未止息，随着科技化和大体制文明时代的法制约束，各类原始而野蛮的掠夺变得越来越隐蔽和特色化，除了坑蒙拐骗，生活中也有太多美国对华为制裁模式的变相和演绎。只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无视感恩的人们，回首历史就应该是最直接的自审。

二月份我曾帮真庄的穆进庆老人编辑出版过一本画册，近期又收到老人寄来的类似自传体记实散文集《风雨人生》。七十多岁的穆进庆老人一介农夫，曾做过很多年的木工，老年通过研习书画、雕刻和写文来刻录人生的迹痕，或许只是为了圆梦，把曾经的岁月磨难一吐为快。

穆进庆老人在《风雨人生》中记叙最多的是他少年时代的家门不幸，那些平铺直叙的文字并无特色，却依然让人触目惊心，且让我摘一些片断同大家一起品读那个曾经的时代。

穆进庆的《风雨人生》中曾这样写道： 解放前父亲曾担任保长，解放后我们家被划为富农，1958年后季，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强迫到下沟坳打水井，正值全国大跃进时期，父亲没日没夜在井下作业，还要忍受监督和辱骂，经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含泪自尽，时年还不到40岁；我二叔父毕业于甘农大，解放后曾在平凉行署工作，1957年任庆阳县彭原乡乡长，后在“反右”运动中，因二叔父上学时加入过“三青团”，且出身富农，就成了运动的靶子，被逼悬梁自尽，时年不到30岁。

1968年8月20日，我们大队调来40余人，把我爷爷捆绑了拉到马房院关门折磨，从早上直打到天黑，我一整天都在亲眼目睹经过，想着救爷爷和奶奶却又无能无力，只能眼睁睁着看着爷爷和奶奶被打的死去活来，直到爷爷的胳膊被打断他们才放人，我立刻用架子车拉上爷爷去接骨，那时候天已黑了，路真难走……

对于一贫如洗的清贫，《风雨人生》中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那些日子全家穷的无米无面下锅，有一天奶奶病了，请邻近的岳先生来给奶奶看病，勉强烧了半壶水，没有面了，奶奶把盆底下扫来扫去扫了不到一把面，再找了些榆树皮磨成的粉和在一起做成糊汤，我们兄弟六人眼睁睁的看着岳先生喝光了全部的汤，给我们没留下半点……”

那些苦难的岁月并不遥远，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百姓多经历过那种米珠薪桂的至贫，而人类似乎又是极健忘的物种，好了伤疤忘了痛或许只需一个换代，就恰似那些“赴日本抢国产马桶盖”的时代新闻，那些暴买黄金的“中国大妈”，酒足饭饱中忘了初衷，却依然不忘纵容贪厌的本性，无数人得陇而望蜀，却不知何为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