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的史学理论传承的经典著作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在前朝兴亡的前提下，由后世继任之朝出面，进行的官方编撰史料。由于前后朝代交替带来的政治性蕴意，这些由官方出面修订的史料记载，在具体细节和总体大纲上，难免会带有显而易见的本位考虑政治思想。这也是官方正史的弊端和症结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文人纠结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涵养考虑，在没有得到官方支持的基础上，自我编撰前朝的史学典籍。
二十四史书影
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夺得正统之后，虽然官方依照前朝传统，大量指派文官及归降士人群体编撰清代《明史》，以达到惩戒和警示的历史作用，但满清政府背后带来的华夷观念争论以及中央政权自我的政治性态度，都决定了《明史》的本位性远远大于客观的事实存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引导之下，大量追溯前朝历史的文人士族私下编写前代历史，虽是一种各断代史发展之间较为常见的现象，但满清政权的特殊性和文人士族阶级的主观正统思想，都为私家编著在《明史》的行为笼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
一、非官方修撰《明史》的文人阶层
类《明史》的修撰工作，其实最早能够追溯到的时间尚在满清政权攻进山海关之前。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之下，明朝的衰亡气息早已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渗透进敏感的文人阶层，这也是类《明史》史料记载最先起源的基本原因。所以在早期的明朝相关史料的编撰过程中，也多以旧朝为官者和明清交替期间的文人为主要的叙述者。而这其中，又因为多方面的历史缘由和其后满清政权成立之后引发的文人阶级忧虑，使得这部分时间跨度之内的史料传承记载，在大体上又分化为主体思想各不相同的各种派别。
满清军事力量
首先，拥有国家朝代正统观念的前明士族是撰写私人明代史料的坚定拥簇者。在这部分士人的眼中，华夷有别，正统有序，满清政权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是不被传统儒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加之明清交际之期，旧朝文人对于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还尚在存疑。不争的事实又将他们心中亡国之恨的宣泄无处可发。撰写史料，使得相当数量上的明朝遗老投身于编写本朝史料，追溯荣光的进程之中。著名反对清朝统治的前明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就是这批前朝追溯者的典型代表，立身著书，不问政事，归隐山林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黄宗羲画像
而另一批占据类《明史》编撰者的数据总量的人，即是清代政府指定编撰代表官方态度的前明降官，这样的一批官僚士大夫群体，虽然趋于时势，投降屈身于满清政府，也因为官方层面的强制要求，聚合编撰前代历史纲要。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历史往往都是由胜利者书写，满清官方层次的编写要求，势必融合了非客观因素的美化概念。《明史》中有云：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莫不是对自己政权合理化的硬性解释。这样片面的曲解和美化性行为，也使得相当多的史官私人编写了有关明史的史学书籍。这两种不同原因而产生的私人修史行为，可以说是当时类《明史》资料编撰的主流风潮。
二、明史编撰兴起的历史性原因
明末清初私史编撰兴起的浪潮，究其原因而将，则是多方面的主导因素所影响下的必然行为。明朝末年，王朝更替下的衰亡气息早已覆盖全国。一个朝代的灭亡和没落，以士大夫主体的各阶层文人，不管从何种方面来说，都是束手无策，无力回天。那么屈服于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替之下，文人只得从自己熟知的文学领域下手，以编撰明代历史的行为，来追溯和思考朝代灭亡背后的隐藏奥秘。
明代灭亡
当然这一时段大量兴起的私史之风，同样也受到了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外界干扰，满清入关，为矫正自己征服者的统治地位概念，与抵抗心理严重的各地，都推行了长时间的军事制裁手段和文化政治层次的钳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血淋淋的惨痛实况，无疑不给感叹自己毫无作为来挽救国家和社会的基层文人，再次打上了痛苦万分的赤红烙印。在军事反抗无望的条件之下，这批有志匡国的文人士族，才以愤慨之意投身史学工作。
清代剃发景象
同样的，清廷政府前期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防反抗性辖制，也为此时的私史编撰提供了时间上的缓冲。与清朝中兴之后的文字狱有所不同，这一阶段的清廷政府无暇顾及此类文人这种悼念前朝的绥靖手段，相比于这种文化上不痛不痒的隐性抗议，自然是无法引起这一期间清代统治者的注目。加之清代顺治帝到康熙临政前期，清代政府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采取怀柔和感化招拢的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会对这时的私史创作采取过多的压制和禁锢。
三、清代政府的有意压制，私史编撰的停滞不前
私修类《明史》的有意行为虽然在明末清初达到顶峰时期，但却在清朝逐渐巩固统治之后，这种出于文化反抗的行为却遭遇了停滞不前的困境。顺治朝之后，一直到清乾隆年间，大批原先呈泛滥之势的私人撰史现象逐渐湮灭。各类文集之中，也鲜有前朝明代的相关史料记载。此前兴盛的旧朝史料编撰之风，也在此时甘于落寞。
清乾隆帝
这样的行为是否与清廷政权站稳脚跟之后采取的文化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政策实施是否是这一类民间修史风潮落寞的背后推手？虽然清廷政府在巩固政权基础的过程中，大量采取文字狱的暴虐手段，对前代文人采取及其严厉的文化制裁，但究其发展和实施时间历程，与民间私史编撰落寞的时间点还是存在着数几十年的落差。由此可见，文字狱并不是私修类《明史》落寞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狱
前文提到民间私修类《明史》的文人动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朝文坛遗老的主流推动。这部分文化遗民归隐山林，不问政事，一心编撰前朝旧史，其行为实质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抗议。但随着清朝政权在中原地区的逐渐巩固，军事、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无可能。而大批志在匡国前朝文人的相继离世，势必会给以这部分文化遗民为主体的私史编撰工作带来热度消减的负面作用。
另一面来看，清廷政府自顺治朝期间采取的广泛拉拢政策也显示它应有的成效。士人在面对明朝覆灭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也是不得不接受了无法改变的现实状况。清廷政府的怀柔政策深重打击了士族文人的倔强信念。在这样的政策实施之下，越来越多的文化抗清者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思想转变。
古代隐士
以顾炎武和黄宗羲为例，他们两人一直到清朝政权稳定之后，即康熙帝亲政数十年之后，依然以前朝遗老的身份要求自己，不涉政事，但他们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无疑早已发生了改观。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将敌对清廷的态度只是受限压制在自己的身上，而未影响或转变自己的后代门人。允许后代出世为官，尚不是代表着这类前朝文化先行者的妥协和默许。
四、私人撰史的清末中兴
虽然在清朝政权相对巩固和沉稳的中期，私修史料的行为遭到各种原因的文化、政治方面限制，但随着清王朝生命倒数的来临，私人修史之风再次焕发出迷炫的文化纷彩。清王朝的衰败在客观因素上来说，是推动私史中兴的重要因素。与上百年前并无异样，彼时的文人士族同样面临着国破家亡反而极大风险，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危机感压迫，都使得这一时间阶段的文人采取了明末文化遗民的相同做法，即编撰旧朝史料文献。
顾炎武
一方面，这样的私史编撰工作可以看做是对前朝旧人未曾完成遗愿的继承，而另一方面也可看做是这一时段，文人救亡图存的文化激进主义体现。一国兴亡的命运赋予了这群文人全新的历史归属感和家国情怀的升腾，以史为鉴的现实主义思想使得私史的编撰再次爆发出了不一般的浪潮。
龚自珍画像
清末政治上的审查松动以及大环境的解放思想，也为这时的民间修史工作铺垫了良好的创作氛围。此时的清末政治和文化环境早已不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盛行时期一般，有关明朝历史的各种文化探讨、学术研究早已突破枷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士族主要的史学研究方向。龚自珍有云："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语言焉，史之外无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也是代表了这一时段文人研究宋史的理性态度。
民国新文化运动，旧文学湮灭
结束语：民间撰写私史在中国的断代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少见的文化现象，但明末清初的时代交际使得这一时期的类《明史》文献编撰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我们看到了统治阶层对于旧朝以偏概全的政治性态度和做法。专制主义思想荼毒和压制了士族文人心之所想。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一批文坛士人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摆脱政治性的压制束缚，让私史编撰成为利国利民的文化思想开拓举措。
［参考文献］：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明）毛奇龄．西河全集
（明）林时对．留补堂集选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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