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朝南下攻取了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宗、钦宗，北宋灭亡。靖康之变之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38年，南宋迁都临安府。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地区，双方以淮河-大散关为界。
从南宋的疆域图上不难看出，南宋立足长江，偏居东南，并逐步向北方建立起江淮、京湖、川陕三大战区。依托这三大战区，南宋构建起北方的边防体系，虽然军力并不强大，但是与金、夏、蒙(元)等北方民族政权持续对抗了150年之久。
在这三大战区中，京湖地区位于南宋边防体系的中间位置，负有连接吴蜀、策应江淮、拱卫东南、屏蔽湖广等多项任务，战略地位十分关键。
如果京湖地区丢失，则“吴、蜀断而为二”，南宋很难立国；来自北方的敌军可由荆、鄂顺江东下，对下游的中央政权形成致命打击；同时，川渝东面门户也会因此而洞开，湖广、江西腹地将面临威胁。
京湖战区的战略地位极为关键，可谓是国之屏蔽
京湖制置使战区当包括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重湖通川陕之气脉,九郡扼蛮猺之衿喉,中兴以来见谓重镇”,京湖战区“首蜀尾吴”的战略位置，足以使之成为南宋的“国之屏蔽”。
1163年,南宋重臣虞允文被任命为湖北京西制置使后，立即上疏分析形势,指出京湖战区内的战略要点，这些战略要点既是南宋守卫的重点,也是敌军攻宋的最佳线路选择。
1164年,南宋正处于北伐之时,襄阳有警,虞允文与几位大将商议攻守之策,认为:京湖有失,则如同国门大开,不能有效兼顾东西,更可能发生一点突破、全线溃退的危险。
襄阳府是京湖战区最靠近前敌的重镇,而江陵府位于长江之中,有大臣认为宋军不能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襄阳,固守江陵也很关键。
南宋大臣吴泳指出:“今之江陵,昔之荆州是也,东连吴会、西控巴蜀,素来号为用武之国”。但是,吴泳也并不一叶障目,认为襄阳也确实不能放松警惕,于是他建议用沿江制置司来弥补防御重点上的偏颇。
京湖制置使战区作为长江防御的重心,战略要点多且分散,加强各个点之间的联系不致孤立是事关该战区成败的关键,所以人们因时因势不同而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也是在所难免。
京湖制置使战区处于长江中游,是南宋防线的咽喉,襄阳府、江陵府、鄂州三城互为犄角,唇齿相依,如何在它们之间维持有效的军事平衡和机动,直接决定宋军在该战区的胜负成败。
从这些看似各异的战略主张可以知道,在总体兵力有限的情况下,京湖战区在防御上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使历任制置使倍感困扰。
而军事力量的有限往往使制置使们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而南宋军事的总崩溃就开始于京湖战区——襄、樊的失守。
南宋朝廷对京湖地区的管理
建炎三年二月至四月，新生不久的高宗政权就遭遇了“维扬之变”和“苗刘兵变”，几近覆灭。
在此前后，南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在金国军事压迫下求得生存，无暇也无力管控川陕、京湖两大区域。不过，朝廷也意识到川陕、京湖在国家边防体系中的重要性，为免这些地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高宗采用委派重臣经略措置的方式，试图建立起间接的统治。
建炎三年五月，知枢密院事张浚受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享有在川陕、京湖两大区域的一切军、政、财支配权。张浚职权范围虽涵括川陕、京湖两大区域，但其经略重心却在川陕。
朝廷方面，由于在这期间，金军始终以灭亡高宗政权为政治军事目标，宋廷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无暇过多关注京湖地区。
因此，南宋建国之初的建炎三、四年间，不论是位处东南的宋廷，还是受命主政川陕、京湖两大区域的张浚，都未能将经略重心放在京湖。
京湖地区虽然不是张浚重点经营的地区，但在管理上仍属宣抚处置司的职权范围。因此，张浚便赋予下属便宜权，使其代为管控。
然而，由于张浚所委之人缺乏强有力军事后盾，在与土豪、军盗的角逐中常居下风；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利用张浚所赋予的便宜权培植势力，各行其是。因此，京湖地区很快成为一副乱棋。
更为关键的是，张浚将管辖权假手于人的做法是朝廷方面无法接受的。为此，建炎四年九月，朝廷下诏规定严禁宣司僚属染指便宜权。同时，对京湖政区管理体制作出调整:诏陕西、四川并依旧听宣抚处置使司节制，京西、湖北分镇指挥。
以此为节点，宣抚处置司职权范围由京湖、川陕两大版块缩减为川陕一地。京湖内部，湖南改归朝廷直辖，京西、湖北路则实行镇抚使体制。
炎兴之际，两淮、京湖地区土豪、溃军横行，朝廷无力管控。这是宋廷施行分镇体制、将各种地方军事力量暂时合法化的基本背景。包括早前赋予张浚以川陕、京湖便宜处置权，和此后在两淮、京湖推行分镇体制，都只是权宜之策。一旦朝廷站稳脚跟，势必着手收回地方自治权，将相关区域重新纳入中央直接管理。
南宋朝廷开始经略京湖地区，并促进了京湖战区的形成
在镇抚使体制下，京湖北部是李横、董先、牛皋、翟琮的势力范围。绍兴三年，李横、翟琮等组织北伐失利，旋即放弃京西根据地，襄汉诸郡一时陷入防守真空，刘齐大将李成乘势进驻，对南宋国防构成巨大威胁。
绍兴三年，南宋朝廷在东南地区站稳脚跟，并初步完成了国家安全与军力整合建设，于是开始把经略重心转向京湖，“经营荆楚，控制上流”的进程随即开启。
当年三月，朝廷宣布召回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德安、复州、汉阳三郡始隶湖北帅司。六月，神武前军统制王燮受任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由行在统兵西进，主持剿灭杨幺集团的军事行动。
王燮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铲除盘踞洞庭水域三年之久的杨幺势力，二是以神武前军为基盘整合两湖地区分散的军事力量，填补上游军事空白，为组建京湖战区作准备。
可惜的是，王燮才质平庸，损兵折将，未能完成平寇重任，他本人也就此退出了一线统兵将领行列。否则，南宋长江中上游的军事版图极有可能改绘。
王燮经略湖湘的失败，使整合京湖军力与政区的任务转入岳飞手中。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受命兼任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正式由江州进入京湖，主持收复襄汉六郡的战事。
绍兴四年七月，得牛皋、董先等助力的岳家军一举收复襄阳、随、郢、唐、邓州、信阳六郡。宋廷随即成立襄阳府路，由张旦出任安抚使，牛皋兼安抚副使。至此，京西地区的军力与政区整合基本宣告完成。
绍兴五年二月，在宰相张浚支持下，岳飞再度受命率领所部征讨京湖南部的杨幺势力。备战过程中，湖南安抚司的一万余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司的近万人，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部的八千蔡州兵悉皆拨隶岳飞。至此，江西、荆湖南、北路原本分散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都被归拢到岳家军中。
四月，南宋仅存的最后一位镇抚使——荆南府归峡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被召归，京湖地区历时五年的“分镇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六月，杨幺势力被荡平。随着杨幺势力的平定，岳、鼎、澧、辰诸州重归荆湖北路政区版图。
凭借收复襄汉六郡、平定杨幺集团两次战事，不仅岳家军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京湖地区原本分散的军力与政区也由此完成整合。
绍兴六年三月，宋廷进一步对京湖战区作出重要调整。在任命重臣吕颐浩为湖南制置大使、将荆湖南路从战区中划出的同时，升任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至此，作为南宋边防三大战区之一的京湖战区最终形成。
岳家军驻守京湖战区，但防守范围广并存在很大的隐患
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岳家军不得不要用有限的兵力，来承担中部战场极为广阔的防区。作为京湖战区的长官，对于京西、湖北两路防务，岳飞自然是责无旁贷。不过，岳家军的防区实际并不止于此。
在绍兴三年九月划定的诸将屯防格局中，岳飞以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职衔，具体负责江、蕲、舒州、兴国军段江防。蕲州、兴国以西由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王燮负责，江州、舒州以东则是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的防区。
绍兴四年五月，岳家军转入京湖战场，江、蕲、舒州、兴国段防务一度由从湖湘战场败退的王燮填补。不过，王燮很快因玩寇丧师被贬，所部一万五千兵马划拨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帐下，岳飞原本的防区遂致无兵驻守。同时，王燮大军被解散后，蕲、黄、江州、兴国方向的防务因无人承接，最终仍只能划归岳家军。
绍兴六年二月，岳飞升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其职衔虽不再带蕲、黄二州，但该区域之防务仍由岳飞负责。对此，当年四月，朝廷曾专门下诏声明:“岳飞昨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兼蕲黄州制置使，今来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其蕲、黄州自合依旧兼行节制。”到绍兴七年，宋廷索性将蕲、黄以北光州的防务也一并交付给了岳家军。
因此，岳飞虽名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但其防区实际上横跨了京湖、江淮两大地缘板块，就连高宗也不得不承认岳家军所守“地分诚阔远”。
岳家军的防区地跨京湖与淮西两大板块，边防守御线十分漫长。同时，由于淮西特殊的战场地形，宋军无法有效御敌于沿淮一线，须转入江防，造成岳家军的军事防线呈西北—东南斜对角分布。
这一战区军事格局，对岳家军的战场应变、内部协调及后勤补给能力均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南宋边防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南宋京湖战区以鄂州、荆南(即江陵)、襄阳为三大重镇。就战场地理而言，鄂州位居战区东线腹地，荆南、襄阳则分处战区西线的腹心与边境。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以东线腹区的鄂州为大本营，屯兵置司。
宋廷之所以令岳家军屯兵鄂州，除守卫中部战场、保障江西、湖南、二广腹地的军事安全外，更重要的是便于及时策应、拱卫江浙核心区。应该说，这一军事部署深刻体现了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战略格局。
然而，与屯布重兵于鄂州相对的是:岳飞主政期间，战区西线重镇荆南一直无兵驻守。弱化荆南、“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虽然符合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整体格局，是南宋政权在兵力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但对于京湖战区以至南宋北部边防而言，无疑存在隐患。
具体来说，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与战区西线前沿重镇襄阳相距千里之遥。如果襄阳被敌军攻击，鄂州方面很难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一旦金军从京西、淮北双面齐下，牵制岳飞于淮西而无法及时回防襄邓，留守襄邓的岳家军兵力有限，那缺乏纵深防御能力的京湖西线势必成为军事突破口，进而将川渝、江西、湖广腹地暴露于敌。
针对这一隐患，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在荆南屯驻一定数量的军队，保障荆、襄一线的军事安全。事实上，朝廷也不是没有做过类似尝试。绍兴五年令王彦“八字军”移镇荆南即是填补京湖西线守御空白的实质性举措。然而，该军事部署却因王彦的身体问题而引生变故。
当时，张浚、赵鼎等主政大臣获悉王彦“病甚”，担忧其一旦病故，麾下“八字军”万人将“无所统属”，酿成变乱。于是改命王彦为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令其率军北屯襄阳。实际是将“八字军”划归京湖宣抚副使岳飞统领。
不过，张浚等人显然忽略了王彦与岳飞存在人事上的嫌隙。最终的结果是王彦不愿受岳飞节制，移屯襄阳的部署不但未能实现，反而更造成荆南方面兵力空虚。
此外，朝议还曾考虑索性将岳家军主力移屯至襄阳驻守，但岳飞驻军鄂州，一方面负有支援淮西、拱卫东南的核心战略任务，另一方面，移屯襄阳也存在“馈运费力”的操作性问题。
总之，自绍兴五年至十一年间，京湖战区两大军事隐患——防区的过于绵长与战区“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始终未得有效解决，战区长官岳飞一直勉强维持着于襄邓—鄂州—江州间调配兵力的局面。
主持京湖战区期间，岳飞屡屡由襄阳北伐，主动出击，或许也包含有荆襄西线守备薄弱、缺乏纵深防御，只能实行以攻代守战略的考虑。
随着绍兴十一年和议的达成，岳飞麾下京湖宣抚司诸军尽数收拢到鄂州本部，形成后来的鄂州驻扎御前屯驻大军，由张俊亲信将领田师中掌领。有关防区“疏阔”及荆南守备空虚的问题最终被搁置。
结语
京湖战区的形成过程与南宋立国格局的选取及国家军事力量整合、重建的进程息息相关。南宋建国之初实施优先东南、“近弃湖北、远留川陕”的发展战略，以京湖“分镇体制”的维持换取东南地区消除内患、整合军力的率先完成，客观上造成京湖政区与军力统合步伐的迟滞。
在随后所进行的整合京湖军力过程中，军力较强的王燮、李横、王彦诸部皆未能留屯京湖，致使岳家军只能以相对有限的兵力承担极为繁重的防守任务。
京湖战区的岳家军数次北伐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对金占优较为明显，但南宋军队整体上未曾具备恢复旧疆的战力。岳家军在数次北伐时期虽然有着战线过长、后勤不继等问题困扰，但岳家军依靠其优良的军纪军政和强大的战斗力，很好地体现了“在德不在险”的传统军事思想，在南宋前期三十余年间仍能很好地稳固边防，并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国防武装力量，构建成较为成熟稳定的军事领导体制和防御体系，留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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