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你怎么看？”这是狄仁杰经常问李元芳的一句话。在《神探狄仁杰》中，除了狄仁杰神的机妙算，曾泰的唯唯诺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元芳高超的武艺。他就像《叶问》中的甄子丹一样，可以打十个。都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像李元芳这种猛将，放在哪朝哪代都是皇帝的宝贝，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个患有“恐武症”的朝代，重文轻武，并时常发生忠勇武将冤死惨剧。没错，就是宋朝。我是一个90后，相信不少小伙伴在小时候都看过一部动画片《大英雄狄青》，狄青武艺高强、有勇有谋，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却也难逃冤死的惨剧。

北宋仁宗嘉佑元年，狄青被贬，离开首都，数月之后在陈州含冤而死。在这出悲剧中，北宋名臣欧阳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种种不实之词三次上书仁宗，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明臣构陷一代名将，这当真是匪夷所思。

名将狄青死于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

狄青字汉臣，今山西汾阳人。他是两宋军事史上屈指可数的奇才，他既是一位能征善战、身先士卒的晓将，也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的统帅，在他的戎马生涯生，西讨南征，为捍卫北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狄青脱颖而出成为名将，始之于宋仁宗宝元初年爆发的宋夏战争。

“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殷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宋史——狄青传》

他因此威震西夏，也名动朝野，被宋朝称为西北边陲的长城。庆历和议后，宋夏战事告一段落，但此后不久广源侬智高反宋，再次为狄青凸显其军事才能提供了契机。皇祜年间侬智高反宋后，“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仁宗先后派杨畋、孙沔、余靖等带兵出征，都铩羽而归。在这紧要关头，时任枢密副使的狄青请缨出站，以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的身份率兵进剿。他南下后，整顿军纪，指挥若定，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从而使宋朝的南疆化险为夷。

因为卓越战功及表现出的忠勇品格，狄青获得了仁宗的高度评价和青睐，在仕途上也一路坦荡，频频获得擢升。早在宋夏庆历义和后，他即徙真定路副都总管，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侯、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后又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进入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平定侬智高返回汴京后，“帝嘉其功，拜枢密使”，成为了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

他洞晓边事，既有文韬又具武略，既有赫赫战功又对宋朝忠心耿耿，在两宋的军事、政治史上，具备这种素质的高级将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他本可以在有生之年为民族战争频繁、且以“积弱”著称的宋朝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他却在五十岁时含冤去世。有关其死因，南宋王辚《野客丛书》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耿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日：“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绛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文中的“文潞公”及“文公”，即在北宋历史上有四朝元老之称的文彦博。他与狄青是同乡，仁宗庆历八年拜相，皇祜三年因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其“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及“知益州日，作间金奇锦，因中人人献官掖，缘此擢为执政”等事而罢相，宋仁宗至和二年六月，文彦博再登相位。仁宗嘉祜元年八月，狄青罢枢密使出判陈州以及次年二月狄青去世时，文彦博与富弼并为宰相。

根据这段材料记载，不难看出，一代名将实际上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而其同乡、当朝宰相文彦博则是设计置他于死地的主谋。文彦博使“青惊怖，却行数步”的“无他，朝廷疑尔”一语，实际上与宋太宗时监军王优将另一名将杨业逼上死路的“得非有他志乎”一语完全相似，成为了威逼狄青就犯的杀手锏。“得军情”的狄青虽被贬离开封，但在朝廷内最高统治集团看来，宋朝的心腹大息犹存，于是，在文彦博的主导下，宋廷每月两次遣宦官进行“抚问”，不停对狄青实施心理打击和精神迫害，终于使他在“惊疑终日”中疾作身亡。

南宋时适在说起隋文帝误杀史万岁时说：“若狄青、岳飞辈，盖数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无复继者，则其为存亡安危所系，岂不大哉！悲夫！”名将狄青的死给后世有识之士留下了无尽的浩叹。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决定了狄青的命运

如果说只是因为宰相文彦博以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比附狄青，才说服仁宗果断将其贬离开封，这多少将这一事件简单化了。实际上，狄青的悲剧从上演到落幕，始终有一个文臣群体在不断地推动和运作。在论奏将其罢免到最后导致其身死的过程中，欧阳修、刘敞、吕景初等人表现最为活跃，而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欧阳修，江西庐陵人，仁宗天圣八年进士，狄青被贬死于陈州三年之后，他先后官拜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宋神宗熙宁五年去世后，被赠太子太师，谥日“文忠”。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他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他早年参与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提出过改革吏治等重要主张。在其政治生涯中，为谋求宋朝的长洽久安， 他不遗余力举荐人才，针砭时弊拾遗补阙，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留芳百世的名臣，却以种种诬枉不实之辞无所不用其极地论奏一代名将狄青，最终将其置于死地。欧阳修针对狄青进行了三次上疏，为之后狄青的悲剧推波助澜。这三疏分别为注明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是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同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

在他的三篇奏疏中，《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对狄青的论奏最为集中、最为全面，也最值得玩味，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之作。毫无疑问，欧阳修此疏是一篇极富煽动性和说服力的文字。不过，仔细想想宋朝当时的处境及狄青的作为，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是一篇极度危言耸听的文字。欧阳修是唐史、五代史专家，他对唐晚期武将拥兵自重，对五代时期武夫悍将擅自废立、包括对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以禁军统帅篡夺后周政权的史实了如指掌。但要指出的是，他此疏呈上之时，北宋开国已近百年，宋朝虽因矫枉过正而致弊端丛生，却早已从制度上铲除了武夫悍将“黄袍加身”的土壤，赵姓江山也得到了朝野的广泛认同，其情其势，无论如何已完全不可与唐末五代及宋初相提并论，因此，所谓“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一类，纯系子虚乌育的捕风捉影之谈。

宋代文臣大多喜欢议论，且不少人固执己见，为使一己之见引起朝廷重视，常出危诡之言耸动视听，欧阳修此疏不无此迹。他称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又“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可以看出，他的判断完全是主观臆测，他已经将狄青视为对北宋政权构成现实威胁的“乱臣贼子”。所以说他此疏是刻意对狄青进行诬陷。

此外，欧阳修此疏还是一篇文臣极度蔑视、贬损武将的代表作。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就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即是对文臣武将的角色进行定位，同时也给文臣对武将进行伺察和钳制提供了制度保障。欧阳修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臣，在这篇奏疏中对狄青的鄙视随处可见。例如，他以粗鄙不堪的口吻称其为“出身行伍，号为武勇”、“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等等。狄青是为宋朝将长治久安下汗马功劳的杰出将领，是靠战功荣登枢密使之位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欧氏上述言辞颇有未当之处。毫无疑问，他这篇奏疏进一步强化了文臣对武将的轻蔑意识，对武将群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宋仁宗似乎并未听信欧阳修的危言耸听，更没有按其建议立即罢免狄青。但此后，欧阳修则利用“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之机，连上两疏，继续牵强附会地对狄青进行论奏。

在《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疏中，他首先对当时京师开封及各地所遭受的水灾进行了描述

至于王城京邑，浩如陂湖，冲溺奔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数。其幸免者，屋宇摧塌，无以容身，缚栈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藉于天街之中

对于欧阳修这浓墨重彩的描绘，或许与实际情况相符，但其行文之意十分明显，即强调“此盖天地之大变”，要让所有朝臣产生共识，促使宋仁宗采纳其建议，为所谓修人事以塞天变张本。面对如此“天地之大变”，他进一步指出，“窃以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宋朝“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息害”，以塞天变。而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应尽快立皇储，二是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实际上，他所说的两件事是别有深意、密切相关的。因为未建皇储，这为“不幸为军士所喜”的狄青取宋而代之提供了机会，只有罢免了他，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息害”。

《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疏毫无新意，除增加了举荐包拯、张环、吕公著、王安石，以及各路赈灾事宜等内容外，核心仍是申论前说，力促将狄青贬出开封。

两次有关论水灾的奏疏，最大的特点就是为说服仁宗，甚至不惜搬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这当中固然体现出欧阳修维护宋朝统治的良苦用心，但其自欺欺人也显而易见。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加上文彦博对狄青态度的改变，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从而对狄青之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即如《宋史》所说：“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

狄青死于北宋文臣的“恐武症”

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他就是将狄青迫害致死的元凶，这就有些夸大他的个人力量。狄青被贬及死于非命，应归因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臣群体的“恐武症”。

在五代十国这个混乱的时代之后，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对武将的防范无所不至。按理说来，狄青本应成为仁宗高度防范与猜忌的对象才对，但在罢免狄青这个问题上，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却表现为皇帝不急文臣急，文臣防范武将的心理远远超过了仁宗本人。

据记载，狄青之所以屡屡得到擢升、重用乃至各种保护，是因为他得到了仁宗的青睐和看重。早在宋夏关系吃紧时，“仁宗以青数有战功，欲召见问以方略，会贼寇渭州，命图形以进”，仁宗皇祜四年朝廷以彰化节度使、知延州狄青为枢密副使时，遭到台谏官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的反对，但朝廷“皆不听”，这显然是仁宗力主所致。由此可以看出，仁宗并不赞成罢免狄青，只是因为文彦博直接以狄青比附宋太祖赵匡胤，才“默然”。这一切都表明，仁宗始终十分信任和重用狄青。

仁宗之所以对他宠信有加，至少有如下原因：其一，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显露无疑，在战场上，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他则充分表现出其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他不仅功勋卓著，而且始终对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其三，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早年狄青曾得到范仲淹的指点，“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又熟知《左氏春秋》等传统经典，并不完全是欧阳修所谓的“武人”。“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具体事例史书都有记载。

他之所以“得军情”，受到士卒的拥戴，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行师先正部缸，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具有极强的人格力量，故“所出常有功”。中国古代名将应该具备的智、仁、敬、信、勇、严以及“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重要素质，在他身上均有完美的体现。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是他的这些重要素质招致了莫大的忌讳，成为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臣群体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本原因。或许大家会感到不解：像狄青这样一位深受仁宗宠信，在多灾多难的两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将，为何以欧阳修为首的文臣欲除之而后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仁宗时期，宋初以来历代帝王所患的“恐武症”已成为整个文臣集团的集体癔症。这些文臣参透了北宋立国之策与御将之策的玄机，将高度防范武将、尤其防范那些声名显赫的武将当成了北宋王朝存亡攸关的头等大事。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恐武症”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宋初的“恐武”还只是帝王自身的一种阴暗心理，那么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朝廷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关系的演化，如何防范和钳制武将逐渐为所有官僚心领神会的一件事，演变成了整个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念。据记载，仁宗时期，宋朝居然发展到“每命将帅，磐先疑贰，非近幸不用，非姻旧不委”的程度。因此，声名显赫的狄青被欧阳修等文臣视为眼中钉，也实属必然。

此外，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内一跃成为枢密使的事实也与北宋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从而使文臣不能容忍。自宋初以来，宋朝奉行的重文抑武政策固然有效地巩固了其政权，但也使得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武将不如文臣的价值观念和耻于为武的社会风尚。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何等丰功伟绩，也始终摆脱不了朝廷内外的蔑视。当狄青任职枢府期间，比他职位低的僚属都常戏称他为“赤老”、“赤枢”。

宋代专制机器运作所造成的畸型文武关系实际上已成为了绞杀名将的刑场和产生庸才的温床。虽然发生于两宋不同时期的民族战争各有特点，但宋朝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

结语

一代名将冤死陈州，是北宋专制制度运作的必然结果，但狄青的个人悲剧与“文忠公”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欧阳修也不过是宋代专制制度上的一粒棋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狄青之死固然令人痛惜，而积极制造狄青悲剧的欧阳修实际上也是另一类型的悲剧角色。真正值得深究与反思的，是北宋专制制度的运作为何能造成这种奇特的文臣与武将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