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汉帝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重要的塑形时期，但对这两个朝代的印象一般会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在存续时间秦短汉长，大秦帝国仅立国十五年，而两汉中间虽有王莽篡汉，但延续超过400多年；在治理方式上大秦帝国依靠严刑峻法，汉朝偏向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

如果以王朝断代史来看秦汉两朝，就会失去重点，继而产生问题。实际上，汉朝是秦朝制度的继承者，其表现之一就在于分封王侯丧失实权，渐渐沦为象征性的皇室爵位。

西汉前七十年，分封王侯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分封异姓功臣为王到“非刘姓不可封王”，再到刘姓旁支宗室王侯一步步失去兵权、财权和人事权。王侯实权就好像篮子里的鸡蛋，被中央一一收回，最后只剩下富贵。

任何制度的启蒙、发芽、兴旺和延续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一点在制度完善上尤为明显。秦国确立的郡县制让他们在战国末年的角逐中脱颖而出，一统天下。但是秦帝国过度强调战争动员能力，这样的模式在战后没有改变，进入一种良性的治理状态。受够了战争和过度劳役的百姓再也忍受不了这么重的生存负担，纷纷揭竿而起，导致一个曾经创建了空前霸业的王朝在一代人都不到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

汉朝初创时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继续走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这个历史分野点上，刘邦和他的团队头脑都很清醒，认为郡县制度更加有利于百姓。

二

汉高祖刘邦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本身的见识和亲身经历。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咸阳，这标志着反秦大业已经取得成功。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以项羽此时的实力和威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决定以反秦的功劳大小来决定利益分配，生生错过了制定新秩序的历史机遇。这对于项羽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项羽于是分封十八诸侯，自己为西楚霸王。

项羽的分封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性。非眼光卓绝者，难以意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

列国分封制在当时有着很牢固的群众基础。时人普遍认为，当时的社会混乱和分封制遭到破坏有着直接联系。周朝八百年天下，分封制度深入整个社会文化的血液之中。分封制度不仅仅是一整套政治制度，整个社会的教育、礼仪、伦理、仪式和日常生活规范等都是围绕分封制度设定的，这是一整套长久而坚实的传统。

六国可以灰飞烟灭，但是文化传承的基础还在。

当时的人们还难以想象，如此广袤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没有靠亲缘关系维持和捆绑的分封制度，该如何治理？又有几个人可以有始皇帝那样的实力和气魄能驾驭这样庞大的帝国？

但现实性并不代表合理性。项羽的分封制度是彻彻底底的失败。首先是面对利益，各方诉求不一，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合理。一旦认为不公，人心就会散。其次分封十八诸侯后，新的问题正在酝酿。每一个诸侯都有自己的土地、财权和军队，又缺乏制约力的隶属关系，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本事互相叫板，真是“老问题积累，新问题丛生。”

项羽并没有洞悉百姓真正的诉求。百姓并不在意封建统治者用何种方式来治理国家，他们厌恶了长期的战乱、过重的劳役和过高的赋税，想要的是安稳无忧的劳作生活。他选择了分封制度，实际上就放弃了治理天下的责任，那么也就埋下了放弃天下的伏笔。

显然，分封制度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的真正诉求。

刘邦很快就和西楚霸王争夺天下。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刘邦不停地拉拢其他诸侯王，以便扩张实力，减少敌人。

垓下之战后项羽乌江自刎后，刘邦正式建立汉朝。鉴于楚汉争霸的情况，刘邦本人对分封制度抱有很强的警惕感。但是在汉朝建立初期，刘邦还是分封了七个王侯。

三

公元前202年，经过一系列运作，刘邦在齐王（后改封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后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的联名推举下，成为新的天下之主，登基称帝。

刘邦的帝位是得到天下诸王承认的，但他和这些王侯的关系并不融洽。连蜜月期都没有过完，刘邦就开始收拾各个王侯。

刘邦的皇帝生涯，有一条主线就是收拾异姓王，让天下达成“非刘姓不可称王”的共识。

这是王侯失去实权的第一步。没有皇室血缘，不得称王。

第一个反刘邦的人是燕王臧荼。燕王臧荼反叛得太早，队伍都还没有拉起来，就被刘邦的大军打得满地找牙。不过这两家人的关系还没有过去。臧荼的孙女臧儿生有一女王娡，她就是汉武帝的生母。臧家的血液就通过这种神奇的缘分和刘家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被刘邦盯上的人是楚王韩信。刘邦佩服韩信的才能，但对韩信没有信任。刘邦称帝后先收掉韩信的兵符，后又借故把韩信贬为淮阴侯。最后吕后出马，采用萧何的计谋，把韩信骗入宫中杀死，灭三族。

韩王信因为与淮阴侯韩信同名，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同一个人。所以史书为了避免混淆，称呼他为韩王信。韩王遭到刘邦猜忌，惴惴不安下投靠匈奴。刘邦遭遇白登之围，就有他的“功劳”。韩王信最后兵败被杀。

这里面最倒霉的人还是梁王彭越。他的下属告他谋反，被刘邦派人抓了起来。经过审理，朝廷认为梁王彭越“反形已具”。刘邦对他手下留情，不用死刑，而是废为庶人，流放到蜀地。流放途中他遇到了从长安前往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求情，希望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让他回到故乡。吕后答应求情。

吕后一见到刘邦，立即就说「彭越这样有能力的人不能留着，必须处死」。彭越求情真没有找对人，吕后的狠辣也是一绝。求情后梁王彭越的罪名从“反形已具”更改为“叛国罪”，处死灭三族。死后还被剁成肉酱，分送给其他诸侯王。

当英布收到彭越做成的肉酱时，觉察到危险，开始做准备。刘邦此时病重，想派太子刘盈出征，但是吕后极力反对，说：“只有你才对付得了英布。”刘邦只得亲自带兵攻打英布。英布逃到江西番阳，被人所杀。

赵王张耳这一家下场好一点。赵王张耳病逝后，王位传给了儿子张敖。张敖娶了吕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白登之围后，刘邦巡视赵国，张敖对刘邦毕恭毕敬，但刘邦这个老岳父态度就很傲慢，这架势气得赵王张敖的手下贯高想宰了刘邦。这就被贯高的仇人抓住了把柄，到了长安密告赵王谋反。贯高入狱后，一口咬定此时与赵王张敖无关。加上吕后运作，确认赵王张敖无罪。但王爵被夺，降为宣平侯。

汉初的七个异姓王中，长沙王吴芮在刘邦称帝不到一年后就病逝了。他家的王位得以留存。一来是因为他去世得巧，刘邦还来不及收拾他，二是他的势力不大，不足以构成威胁。

古代有一首著名的情诗《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的作者相传为才女毛苹，他就是长沙王吴芮的妻子。吴芮和毛苹两人感情甚笃，同年而逝，算是成全了两个人的情缘。这样看来，吴芮结局算是圆满。

刘邦收拾完异姓王之后，在病榻前制定了政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个政策奠定了封建皇权的基本逻辑——皇权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皇权之手。这一逻辑的确定，使得天下距离分封制度越来越远。非皇室出身的功臣，在制度上没有机会染指王爵。

刘邦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来自于他是西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在于他对皇权制度的延续和革新。经过这番清理时人开始坚信，分封诸国的制度并不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

四

刘邦“非刘氏不封王”的铁律，被他的结发妻子吕后给打破了。吕后掌权期间，大封吕氏亲族为王。这仅仅是昙花一现，刘氏宗亲在吕后死后，联合功臣反吕，吕氏全族被灭。

在刘邦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汉初诸侯王的权力很大，他们有兵有钱，还有一个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团队。比如赵王张敖的相国贯高，见不惯刘邦对待张敖的态度，愤恨不已。后来谋反事败，严刑拷打之下，揽下全部罪责，绝不牵连赵王张敖。汉高祖感其忠义，赦免了贯高。贯高见赵王无事，觉得使命达成，自杀以谢天下。天下震动。

刘邦意识到分封异姓王的危害，因此亲自收拾完了异姓王，留给后世一个更好治理的局面。但限于一家之视野，认为分封宗室是理所当然，却没有深度思考过自家人打起自家人，比外人打起来还狠。

吕后死后，汉文帝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捡到皇帝宝座。汉文帝的帝位来得意外，因此非常倚重刘氏宗亲。方式之一就是严苛践行汉高祖刘邦制定的规则——刘姓封王。

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刘姓诸王手上的势力非常庞大，朝廷的势力变得非常弱小。有两个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汉帝国势力所及的54个郡，有39个郡是受诸王直接管辖，朝廷不能直接管辖。

高峰时期有超过65%的人口属于地方王国直接管辖。

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两项资源就是土地和人口，却都不受政府控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分封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危害性主要有：

• 类似于君主的“家天下继承制度”。受封者可以把封地按照血缘关系传给后世子孙，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与郡县制相比，郡县的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任职期间，不能世袭。

• 分封势力的权力过大。受封者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军权、财权和人事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他们仅仅需要对君主尽一些礼仪和财物上的义务。

• 中央对这些分封势力的控制力非常弱。分封制度下，中央对地方治理层级是中央-分封国-地方。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权上隔着分封国，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影响力。

分封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依靠血缘关系天然的亲近性来维护家天下的稳定和团结。这种美好的初心在第一代上有可能实现，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他们不会为了名义上的大伯或者叔叔之类的亲戚，牺牲现实利益。时间一长，这些分封国就变成独立政权，实力雄厚者甚至能对中央构成威胁，而中央对此也没有办法。

与刘邦立国之初不同，天下认同分封制度的人越来越少。汉文帝时期，一位洛阳的年轻人贾谊呈上长达7000多字的《治安策》，其中力陈诸侯势力过大对国家的危害：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贾谊认为当下影响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最大隐患就是地方诸侯势力过大。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朝廷，在于分封王年幼，羽翼未成，但不能不防范于未然。

碍于现实，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这个策略大体思路是化整为零。如果一个诸侯王有几个儿子，那么在他死后，就把他的封地分成数份不等，全部传给他的儿子。这样诸侯国的势力就被打散，没有办法和中央抗衡。

这个任务就传到了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身上。

汉景帝继位后不久，御史大夫晁错上书《削藩策》，主张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正如贾谊预测的那样，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先不论晁错此人是非如何，他的提议在此时是有利于国家的。汉景帝采纳他的意见，开始打击诸侯国的势力。

七个诸侯国，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和胶东王刘雄渠公开反叛。汉景帝任用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和弟弟刘武等人为将，仅三个月就平息内乱。除了楚国另立新王得以留存，其余六国皆除国。而楚国后来出了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国60载，也算是刘戊子孙给国家一个交代。

战事之初，为了平息诸侯的怒火，汉景帝接受大臣的建议，斩杀晁错。晁错之死不仅仅在于他的建议动了诸侯王的奶酪，还在于他平时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他和汉景帝要依赖平息叛乱的大臣们关系都很僵，所以汉景帝只能杀他来收买人心。因为这些大臣把诸侯王叛乱的账算在他头上。

五

无论如何，史家承认罪不至死却被局势逼死的晁错的功绩。

和晁错生活时代不远的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评价为：“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趁势收回各个诸侯国的土地，收归中央所有。诸侯国的权力架构不再是一个微缩版的小朝廷，他们再也没有独立任命官员的权力。人事权、军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朝廷所有。

到了汉武帝时期，历经祖父两代人的积累，他进一步打压诸侯势力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一阶段，朝廷对待地方王侯的方式主要有：

1. 严加防范王侯，否则动辄以谋反罪处置。

第二代淮南王刘安是刘邦的孙子。刘安在自己的封地聚集了数千门客撰写了一部哲学著作《淮南子》，是后世研究秦汉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但刘安养士在朝廷看来是聚集人才，其心可诛，因此对他的防范和敌意越来越浓。同时，刘安的门客雷被与他的儿子淮南国太子有过节，就故意跑到长安指控淮南国谋反，最终酿成一个谋反大案，刘安自杀，淮南国除。

河间献王刘德为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喜欢整理中国古籍，爱书成痴，并且下令修建豪宅，招待有学识的人，一时之间不少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敌意，他认为这种聚集人才的行为，说明他心思不纯。刘德知帝意，立马改变作风，沉迷于饮酒作乐。汉武帝很满意，刘德这才得以善终。

2. 继续化整为零，让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小

汉武帝非常欣赏贾谊的策略，基本上按照贾谊的思路来实行“推恩令”，认为诸侯宗亲都能得到封赏，这样做就使得分蛋糕的宗亲越来越多，但分到手的蛋糕越来越少。

3. 用“酎金”为借口打压王侯

前面提到，分封诸侯有对国君上贡财物的义务。西汉诸侯必须向皇帝提供美酒和黄金。因此一旦诸侯王提供的金子有一点瑕疵，汉武帝表面生气，内里却非常开心。这样，他就有理由剥夺诸侯王的爵位。汉武帝以此为理由，废掉106名诸侯。汉武帝可能自己都认为，这个理由简直是太好使了。

4. 把人才集中到中央，限制人才集中于诸侯

淮南王和河间献王都因为和有才之辈来往过甚遭到朝廷猜忌。因此，汉武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人才选拔的措施，来保障人才流向中央，免得地方势力坐大。

这个措施就是察举制。察举制要求地方官必须向中间举荐人才，而举荐的人才要是通过不了中央考核，地方官就会受到处罚。察举制要求地方官举荐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因此考核标准有两个。一是举孝廉，这是道德要求，要求被举荐人孝顺廉洁；二是茂才，就是要求被举荐人有格外突出的技能。察举制形成制度化后，在选拔和利用人才上，中央的主动权渐渐增强，因此对地方更具该控制力。

经过汉景帝和汉武帝两代帝王的努力，诸侯强大而中央羸弱的情况得到翻转，地方封国的处境越来越难.最后，中央让诸侯国真正变成了“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分封王侯不再具备统治和治理地方的实力，“王爵”和“侯爵”一样，变成地位的象征。

西晋亡国再次证明，分封制度的危害性有多大。宗室王侯的势力一旦变强，后果是灾难性的。西晋司马氏家族为了同士族阶层对抗，大封宗室为王，扩大王侯权力，却为八王之乱埋下伏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达三百年的动乱。

因此，后来的朝代都注意限制王侯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兵权。王侯看上去高高在上，实际上演变成富贵温柔乡里的高级囚徒。但这都不重要，只要不打扰百姓安宁度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