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奇耻大辱，“土木堡之变”从古至今被无数人所诟病。在旧时代社会背景下，中原政权的统治者率军讨伐外族却反被俘虏并囚禁数年，也实属古今罕见。
封建社会中皇帝常被冠以“真龙天子”的称谓，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把统治者的身份神化，区别于普罗众生，利用民众的信仰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皇帝在旧社会中不但是国家的政治首脑，更是精神领袖，这种思想引导手段被历朝历代所沿用，是一把维护统治的“利刃”。
明英宗朱祁镇
正是因为皇帝的身份特殊，被俘虏的朱祁镇被千夫所指也是理所当然的。后人对土木堡之变众说纷坛，尽管朱祁镇在这场“大变”中难辞其咎，但实事求是地讲此败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战前准备问题
土木堡之变的另一方是游牧民族政权瓦剌，自从改朝换代后，蒙古政权便退居边疆，但依然对中原政权虎视眈眈，成了威胁明朝统一局面的极大不稳定因素，所以双方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明朝试图用封赏的方式维持两个政权之间的稳定，让瓦剌归顺于明朝，但在其后的边境贸易交往中双方不断发生摩擦，频发的利益问题进一步摧毁了二者之间本就脆弱的归属关系。
彻底点燃瓦剌这颗定时炸弹的是一场联姻的失败，刘定之的《否泰录》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也先求以去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 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
明朝和瓦剌两国往来画像
原来，瓦剌首领也先向明朝使臣提出两国联姻的请求，使臣也应下了此事，但是就在也先前往明朝下聘礼的时候，明朝却以不知有此事为由拒绝了也先。如此言而无信，也先岂会善罢甘休！瓦剌和明朝彻底撕破脸！
开战不过数日，明军节节败退，前线战事告急，士气越发低迷，如此情形下，明英宗朱祁镇当即决定御驾亲征。据史书记载，朱祁镇从下令到率军出发，期间仅有两天的准备时间，后勤保障不足、战略粗浅等问题的出现成了必然。
再加上行军路途遥远，这让形势进一步恶化。有史料表明，明军到达边境仅用了十二天，可见因急于支援前线，明军明显加快了行军速度，但这对士兵和马匹却产生了巨大的损耗，这种损耗又很容易对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土木堡之变
战争进行到最后，前期准备不足的弊端便显露了出来，到最后弹尽粮绝的明朝军队只能苦等援军的到来。明军的惨状，李贤在《天顺日录》这样写道：“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然而，明朝大将杨洪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率军支援当时已身处绝境的明军。杨洪向来与瓦剌有往来，关系密切，这一点难免会让人存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被围明军也只能坐以待毙。
两军实力差距
《否泰录》中提到明军“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而瓦剌军队仅有两三万人，于是后人便据此认为双方人数差距悬殊，并把土木堡之变当作了“以弱胜强”的战例，但事实并不尽然。因为所谓“官军私属”不仅仅包括士兵，还包括不少的随行家奴和亲信，加之明军还派出了一支不足十万人的队伍留在城中接应，所以明军真实的作战人数恐怕只有二十余万，这与五十万相差甚远。
明代壁画
部分史书中所谓的两三万瓦剌士兵，也只是瓦剌一方的军队人数，而土木堡之变其实是中原政权与蒙古政权的战争。当时，蒙古有两百余万人口，瓦剌只是其中一部分。《蒙古源流》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遵其父遗言杀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可见，除了瓦剌本部人马外，也先还得到了蒙古其他势力的支持。
即便是粗略计算，蒙古地区的总兵力也得接近二十万人，尽管瓦剌不可能带去蒙古的所有兵马，但即便如此，也先率领的军队人数也绝不会是两三万人。
土木堡之变图画
瓦剌占据主动权
明朝匆忙出兵，瓦剌却军备充足、计划完备，因为在发动战争前，瓦剌针对此战做了大半年的准备。出征之日，也先随军携带了大量牛羊，以确保长期作战时的粮食供给。土木堡之变由瓦剌一方发起，所以在这一点上，瓦剌便占据了主动权，明朝却因朱祁镇意气用事仓促迎战，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不仅如此，瓦剌本身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作为游牧民族，其军队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明军远不能及的。《都御史罗公通传》中就曾提道：“虏人卧用，两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横置马上，铁骑外绕，每铁骑随一犬，有惊以犬吠为号。”可见，瓦剌的军队是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队伍，所以在面对手忙脚乱的明军时，能以少胜多也不足为奇。
瓦剌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他们的首领，也就是这场指挥战役的指挥官——也先。可以说，也先是继成吉思汗后，蒙古的又一位枭雄，他用兵精准，工于谋略。在明军行军途中，瓦剌人先是抢先一步围剿了战场附近的明朝援军，接着又在鹞儿岭设下埋伏，把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的一支四万人马一网打尽。
接连的惨败，不仅让明军锐气大减，士气变得萎靡不振，还损失了大量精锐，而瓦剌人却在也先精准的预判和诡谲的策略中，士气变得越来越旺。再反观明军，他们在朱祁镇错漏百出的指挥下损耗甚重，最终只能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班师路线问题
明军班师回朝时所选择的路线也有明显的问题。当时，明军的行进路线是往东，一路行至居庸关，再从居庸关返回北京。然而，在这条路线临近居庸关的位置，瓦剌军队轻而易举地设下了埋伏，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是土木堡之变的关键性转折点，这一失利间接导致了明军的惨败。
明军行进路线
事实上，早在班师回京之前，大同副总兵郭登便提出明军应该从紫荆关入关，因为这一路线多是平原，不但行军方便，也不易被瓦剌军队埋伏，结果也证明了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
史书中多认为，从居庸关入关是朱祁钰身边的王振公公给出的建议，但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宦官即便再受皇帝的青睐，也不太可能会影响到行军路线。从居庸关入关极大可能是朱祁镇一意孤行的决定，王振不过是那个承担责任的人，史书中所载或许是为了照顾朱祁镇的面子而故意为之。（毕竟后来又重新当上了皇帝）
瓦剌人兵临北京城下
当然，无论如何，班师路线必然得由朱祁镇拍板决定，他不顾实际只凭自己的喜好做事，落得个兵败被囚的下场，也颇有几分德不配位的意味。
阴谋论？
后世对土木堡之变有着许多猜测，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文官阴谋论”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力被大为削弱，武官所剩无几，之后明朝便开启了文官当道的模式，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局面，有好事者便由此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英宗时期文官的一场政治阴谋。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没有史料支撑，而且根据记载，在土木堡之变中身陨的文官数量也不少。
于谦
明军全军覆没，瓦剌一路乘胜追击，一直攻打到了北京城下，最后于谦独挑大梁，才抵挡住了瓦剌的攻势。于谦是改写了历史的民族英雄，是被历史选择的人，他不应受此诋毁。
既得利益者不等于始作俑者，土木堡之变不过历史发展的产物，倘若非要给它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猜疑，就未免有些刻意为之了。所以说，“阴谋论”不可能是明军失败的原因。
结语
国不可一日无君，在朱祁镇被囚禁期间，其弟朱祁钰登基为帝，是为明代宗。土木堡之变虽不及靖康之耻，但是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明朝就此元气大伤，并且走上了下坡路，这也成了明朝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的来说，土木堡之变的惨败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明英宗朱祁镇都需要为此负主要责任。他的个人能力与瓦剌首领也先相距甚远，心性也欠成熟。因为一个轻率的决定而葬送了无数将士的性命，从这一点看，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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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否泰录》
《天顺日录》
《蒙古源流》
《都御史罗公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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