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每个统治者都渴望着王权的权利集中。国家王权集中的情况下，封建王朝可以做到统筹谋划，指挥统一。比如在正确的领导下，国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王权过度集中，统治者的权利过大，始终是对国家的一种束缚。如果统治者出现差错，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覆灭。
所以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健发展和统治者命令的正确性，渐渐地封建王朝中就出现了谏议制度。“进谏”制度的本质就是对皇帝决定权的一种规范。谏官可以根据制度规范地向政府和皇权提出异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守护谏官的进谏。
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有很多出了名的“谏官”。其中以唐太宗时期的谏官进谏最为出名。但是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王朝以鼓励进谏而榜上有名，那就是宋朝。诏求直言，成了宋朝政治治国的标准。但是大多数的君主为了追求权利集中或者各种原因，对于进谏都是保持一个消极态度。
那么为什么到了宋朝，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要诏求直言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了。
什么是诏求直言：诏求直言的产生原因
所谓的诏求直言，在中国封建王朝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正如之前所说的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维持王朝统治和社会稳定。而在其他朝代下，诏求直言的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却不如宋朝一样频繁。这就与宋朝进行诏求直言的原因有关。其实宋朝诏求直言是笼统上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
- 一是封建社会中被过度神化的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突发状况下，宋朝皇帝采取的诏求直言。毕竟君权神授，离奇的天灾务必会给王朝统治者和百姓带来恐慌，这时诏求直言就成为了皇权维稳的重要措施。
- 二是宋朝中政党争斗。为了夺权，很多政党代表人物会通过诏求直言来互相攻击，此时的诏求直言已经沦为了一种夺权工具。
- 三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皇帝的皇权统治，广泛地诏求直言，从而给皇帝树立一个明君的形象。
广泛地诏求直言，让宋朝在各个朝代中脱颖而出。当然能够出现这种情况更是有一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宋朝时期重文轻武，很多文臣、大夫在宋朝有了用武之地，统治者为了体现文臣的重要性，给了这些文臣话语权上一定的自由。
而且宋朝新王朝的建立，百废待兴，很多之前受到限制的想要抱负国家的文人也为了充分体现了自己肩上国家兴亡的责任，而努力考取功名，勇敢进谏。社会百姓也可以畅所欲言。
就这样宋朝诏求直言开始发展。但是要详细地了解宋朝频繁发生诏求直言的状况，还要从它的政治图景来看待。
诏求直言下宋王朝的政治图景
可以明确地说，历届王朝都会有一些明君，他们更加愿意听从忠臣的进谏，反思自己的过错，从而国家的政治更加清明，一段时间内，国家昌盛发展。那么为什么宋王朝十分鼓励进谏直言反而国运还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呢？
这就应该了解一下宋王朝当时的政治情况。宋朝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承袭了唐朝的政治制度，还原了大部分的官职职位，但是为了避免前朝覆灭的结局。宋朝在前朝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而且通过这一系列的变革，王权集中制也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王朝中，直言进谏的制度也开始实行。因为前朝也有很多明君鼓励进谏的例子，所以对于宋朝来说延续进谏也不是难事。
只不过在经济文化十分繁荣的宋朝后期，出现了朝政上政党各种纠纷的问题。即所谓的新旧党争，此时的王安石正值北宋后期的丞相，为了改变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的各种弊端，王安石提出了变法。此后的各种朝政纷争也是由变法引起的。以倡导新法为代表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围绕着变法从朝堂上产生各种争斗。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所谓的进谏直言只不过成了两党互相争斗，夺权的手段。所以表面上的进谏，在政党中不过个挡箭牌，而不是为了百姓谋生的忠言。在纷争中不幸夹在中间的皇帝，也会因为不胜其烦而选择性地忽略掉真正的进谏忠言。所以说就算有一些宝贵建议，也会遭遇石沉大海的结果。
诏求直言怎成空口白话：王朝黄金面具下的腐朽
宋朝广招人才，扩大进言途径，可是绝大部分的进谏道都石沉大海，没掀起几朵浪花。除了很大一部分政党斗争的缘故，还有就是皇权的绝对集中和君王的过度自信。
伴君如伴虎，宋朝一些君王虽然在政策上各种鼓励大臣进谏，诏求直言，但是很多正面的言论反而越来越不受重视。表面上是为民为国的明君，背后却是利用纳谏名义成就自己举世明君形象的作秀皇帝。尤其是宋朝一些皇帝对待进谏直言的态度，比如宋高宗。
北宋靖康元年，金人军队包围开封府，宋高宗不幸被俘，去了金军的兵营做了短期的人质。此后，金军频繁进犯，宋王朝廷日益艰难，难以维持。
靖康二年，宋徽宗和钦宗被俘之后，宋高宗登上皇位。此时的宋高宗在即位之时颁布了一道诏令，请求各方有志之士广泛进谏。这样一来，就树立了一个明君的影响。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金军进犯，满目疮痍还兵荒马乱的宋朝国土来说，这个诏令有等同于无。臣子、百姓无不只顾着自己的性命，对于鼓励进谏的效果并不大，反而更像是只为了稳定军心、民意的一纸空文。
而且在此之后的宋高宗在与金军对抗之际还频繁躲避逃难，甚至是向金朝的统治者求和投降。一国之君如此，则国不成国。宋朝和金朝的战乱之中，屡次有大臣进谏主战。但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宋高宗还是坚持主和，后来因为朝堂之中，大臣对于主战的呼声过高，宋高宗才勉强同意与金朝开战。宋高宗后期的所作所为就与宋高宗即位之时的诏令完全相反了。
虽然宋朝诏求直言中的内容都是一派君主明政的思想，皇帝虚心纳谏，心怀众生百姓，真正的目的却是作秀，借助诏求直言来鼓吹皇帝的无名功绩。
其中最让后人愤懑的就是宋徽宗赵佶，虽然赵佶本人极有艺术天赋，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在中国艺术史上获取了诸多评价。但是他本人却不是一个明君。作为一个皇帝，就算只顾享受，也可以在朝堂上有所作为。宋徽宗的所作所为却越发离经叛道。他荒淫无道，奢靡至极，即位之后，重用贼臣，深受蛊惑，将司马光等人判定为奸党。
而且为了个人的利益，宋徽宗在本就摇摇欲坠的宋王朝之下还肆意地搜刮民脂民膏，修建自己的宫殿园林，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就在大臣本着自己为国为民之心向宋徽宗苦口婆心进谏，请求宋徽宗节制自己的时候，宋徽宗却成了甩锅达人，把自己的过度奢靡怪罪到朝廷采购的大臣身上。
这样的诏求直言在宋朝朝廷风气之下，显得越发无用。在此后的宋朝统治之下，情况每况愈下，人民饱受内忧外患的折磨，社会分崩离析，现实也最终撕碎了诏求直言下的伪善面孔。
就这样，诏求直言的能力越来越小，完全是社会风气和王朝统治者所致。
总结：
进谏本来就是一个维持封建王朝统治，利于朝政开明的制度。但是在宋朝的各种操作之下，反而脱离了它本来的面目。诏求直言，失去了改善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只剩下了塑造君主明君形象，政党斗争，安抚百姓的作用。君主是整个制度的主导者，很多大臣直言进谏还会被迫获罪，这样更会影响诏求直言的结果。
诏求直言也成了一个符合君主统治的摆设。而这正是封建社会的弊端。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君王的集权，引领着国家的进程，虽然存在很多的弊端，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整个社会，最终时代变迁，过去演变成了历史。如果君王能够真正的广纳良言，开诚布公，关注民生，每个封建王朝也不至于最终苟延残喘。这就是历史的悲剧。
而现在的我们在感叹封建王朝历史的同时更应该从中学习。在之前的历史当中除了那些昏君更是有一些举世明君，虽然制度落后，但是一些贤明的君主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国为民，他们从不忽视正确的言论，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我们在个人发展中自然可以学习着采纳别人的建议，展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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