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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曾打算换一种皇位继承方式,一个臣子立马站出来说:你不配

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前,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 ...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但自尧舜禹之后,就开始了中国王朝的历史,此时的王位继承也开始采用世袭传承的方式,此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家天下”的时代也就自此开始了。

公元前221年,秦国从七国中脱颖而出,灭掉其他六国,一统天下。自那时起,秦王朝皇帝嬴政就将自己的称呼改成了“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以此来表示秦王朝的统治自此开始,并且,还会绵延万世。

我们不知道的是,跟嬴政的风格完全不搭的“禅让制”继承方式曾经被他纳入过考虑范围,并且,召集百官加以讨论。

关于此事,在《说苑·至公》中有着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就召集群臣商议王位继承方式问题,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仔细分析了五帝的禅让制和三王的世袭制各自的优缺点。”而且,从秦始皇的话里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的德行堪比五帝,所以,想要采取五帝的继承方式,用禅让制以传承大秦帝国。

结果,有个叫白令之的人对他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严厉地斥责秦始皇干的是暴君的活儿,却想自比五帝的功德,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当时秦始皇就怒了,质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干了暴君的事,如果不说明白就得死。”白令之当即也是面不改色,从容应对,然后,一桩一件地将秦始皇干的事都列了出来,特别提了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和后宫佳丽三千的事。甚至,在后面还不忘加上一句:“就你这样滥用民力,偏执自私,德行根本不能跟五帝相提并论,所以,禅让的事更不用说了。”

听完,秦始皇倒是也没恼羞成怒,而是再没提禅让的事了。

当然,也有一种解读,秦始皇为什么召集群臣讨论禅让还是世袭,其实是别有用心。作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皇帝,又统一了中国,如果想实行禅让制,昭告天下即可,何必要讨论呢?

他之所以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就说明:“秦始皇不想实行禅让,只是借这个问题讨论并且否定禅让。”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根本没有人敢回应,只有这个聪明的白令之真正的读懂了秦始皇的心理,所以,就站出来解释了。

当然,从这里也能看出秦始皇的聪明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始皇最终没有将其治罪的原因了。但对于这种猜测,我们暂且不做讨论。

其实,对于此中记载在我们公认较为准确真实的《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所以,许多史学家都对此保持怀疑的态度。而且,秦始皇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很清楚,连自己的称呼都要改成“始皇帝”以表示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此霸道又专权的皇帝怎么可能会采用禅让制,让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落在别姓人手中呢。

但是,若是将这段材料和《史记》中的相关记载相联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说苑·至公》中记载的这件事,其实,在正史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据《史记》中载:秦始皇尽管独断专权,但是,他在位时期还是设置了很多的博士,这些人专门针对皇帝提出的一些治国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议员,只不过,相对现代,这些博士更像是一些国家顾问一样的存在。

每每国家有重要的决策问题,秦始皇就会将这些博士们都叫过来,讨论下每一项政策的优缺点,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由秦始皇做最后的决策,再由下方的官员具体执行。我们所熟知的秦朝郡县制度,其实,就是在这种程序而确定的,极大地减少了君主决策的“个人性”,最大限度的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过失。

而一个国家的王位继承方式对一个王朝的意义跟郡县制是否实行是一样的,需要慎重再慎重,所以,秦始皇会召集百官集体讨论就有理有据了,从这点来说,两本史书的记载是相互吻合的。

其实,就算秦始皇真的有禅让的心,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是不允许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封建时期,禅让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人们越来越重的私心反而会导致整个制度变质,皇权混乱,朝政动荡。

不过,就算秦始皇有这种禅让的心思并不算奇怪,这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从战国时起,社会上一度很是流行禅让的风气,当时人们认为先祖尧舜禹是他们的榜样,自己也想要向他们一样流芳百世,于是,很多人都会效仿他们那时的继承方式,加以禅让。先秦的文献曾经记载过类似的事件。

说魏国的国主、秦国的国王以及燕王都曾经起过禅让的心思,并且,虽然前两个国王或许只是想想,但是,其中燕王禅位给予之的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了的,这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尽管,商鞅在秦国大肆宣扬法家思想,但是,这种让贤的说法仍是在秦国很是流行,著名的吕不韦就曾经力证这一继承方式的可行性。

而秦始皇之所以想要用这种方式继承国家,也只是单纯的头脑发热。他自觉自己的功德品行可以跟五帝相提并论,于是,就想着效仿禅让制,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功劳昭告天下,以彰显自己的美名。这纯粹是虚荣心作祟,跟治国扯不上边,所幸后来被白令之给训醒了。

而这个事件之所以会被人忽略:

首先,跟秦始皇本人给人的专制独权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禅让”完全就不是他的风格。

再者,就是《史记》的记载对人们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太过于相信了。

其三,很多人会忽视《说苑·至公》这种类型的史料的价值,治史不够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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