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全球都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国际形势骤然巨变，美伊两国军事冲突升级，战争一触即发。

很多还不明所以的网友，甚至已经 #第三次世界大战 WWIII 的话题刷上了推特热搜榜的第一，并伴随着大量黑色幽默式的段子，一起出现在社交网站上。

这一切都始于 1 月 3 日美军对巴格达机场的突然袭击，在这场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被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因此丧生。随后，伊朗宣布对此报复，于 1 月 8 日凌晨向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

双方对于伤亡情况的报告不一。从曝光的卫星图像中能看出，22 枚导弹中有 17 枚正中目标，准确率并不高，只有约 77%。不过，根据 CNN 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观点，这些错失的导弹是伊朗有意为之，因为按照伊朗现有的军事技术，打击本可以精准得多。

诚如推特网友所言，我们在社交网站上疯狂玩梗，实际上是在掩盖对于战争不确定性的恐惧。

的确，对比上一场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十几年间，军事科技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无人机，或是精确制导，现在战争带来的杀伤力都令人胆寒。

而这些的背后，都有科技，甚至是硅谷的影子。

硅谷加持，“杀人机”要出现？

无人机不仅在这次冲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也代表着现代无人化战争的趋势。

近几年，几起依靠无人机发动的袭击，让这项新型武器名声大噪。

2018 年 8 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突然遭到携带炸药的无人机袭击，多名军人受伤。次年 9 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油田也遭遇相似袭击，10 架无人机一次性打掉了沙特近 4 成石油产量，一度导致全球原油价格暴涨 20%。

无人机袭击之所以能引起大规模恐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人机的易获取性，区别于传统武器，用无人机发动小型袭击的门槛低得多。

一个普通商用无人机经过简易的改装，就足以变成致命机器。甚至一些低级别的军用无人机，本质上也就是一架航空模型，从结构到动力，控制系统清一色都是民用产品，战斗部则可以用手榴弹，枪榴弹或者迫击炮弹加电子引信实现，生产技术难度很低，却有着惊人的破坏力。

无人机高度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五角大楼为此开展一个叫做 Maven 的项目，希望通过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帮助无人机识别物体，追踪目标，提高打击的精准度。

作为谷歌云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曾公开表示反对 Google 加入该计划，她在邮件中声明：“参与任何把人工智能变成武器的项目，都是非常违背我个人原则的。”但谷歌并未理会这点建议，还为此删除了行为准则中“不作恶”的信条。

而这直接引发了 Google 企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员工集体抗议事件，有近 4000 名员工在内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公司“发布明确的政策，声明 Google 永远不会开发战争技术”。

这不仅是谷歌员工的忧虑，将 AI 变成杀人武器也一直遭到 AI 界的强烈反对，因为一旦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无人机中，势必会造成更多的杀戮和伤害，而这样的政治决策，也会降低民众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

硅谷与五角大楼：剪不断理还乱

事实上，硅谷和五角大楼长久来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中。

一方面，近年来频发的战争，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譬如 Google 这类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公司，被迫开始重新审视合作关系；但另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是科技公司最不舍丢掉的重要“金主”，后者开出的订单往往百亿美元起算。

五角大楼与硅谷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回美苏冷战的 20 世纪 50 年代。

当时，“硅谷”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由美国国防部成立的 DARPA（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确实成为了后来的许多硅谷创新的源头。

DARPA 的涉猎范围非常广，合金材料、机械外骨骼、战斗机甲，甚至还有心灵感应这种玄学的东西，总之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去创造那些未来感的东西，比如它搞的组合式假肢，和科幻电影里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DARPA 每年会投 200-300 个项目，大部分项目都不是很不靠谱，但庞大的项目技术和研发资金的支撑下，还是诞生了许多颠覆性的技术，比如互联网、GPS、虚拟现实、无人机、自动驾驶，语音助手…它们的诞生都离不开DARPA的研究。

DARPA 不是个闭门造车的机构，相反，他们并不设立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承担了一个类似“风险投资机构”的职能，去大学实验室和硅谷科技公司挖掘有想法的项目，或者设置挑战赛，筛选出其中具有潜力的团队，并用钱帮助他们完成初期的技术培育。

这也让 DARPA 与众多谷歌科技公司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 DARPA 创办的“自动驾驶挑战赛”中脱颖而出的 CMU 车队，是后来 Waymo 的雏形；另一位在大赛中大放异彩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后来被誉为“无人驾驶先驱”。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从 2009 年开始，政府削减了 DARPA 的预算，一些进展缓慢、难以落地的项目被“下放”给硅谷科技企业，其中也包括近来很火的波士顿动力机器人。

在不涉及战争、伦理道德的层面，五角大楼和硅谷的合作甚至可以被视为科技应用路径的范本，诞生于军事领域的技术，有明确的落地途径，可以一步步从高精尖技术，落地到商用层面，再至服务于日常生活。

但当这一切被卷入国家利益、政府意愿和金钱利益，商业、道德、“作恶”的边界就变得模糊起来。

科技公司是否应该服务于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这可能是一个不会有定论的话题。

反对方可以从战争本质出发，将一切服务于杀戮的技术都视为不正确的存在；而支持者则认为，如果无人机技术得以提升，就意味着更精准的打击，和更少的平民伤亡。

同样的无人机技术，可以变成“杀人机器”，也能被用于救灾、侦察等各项任务。还是那句话，科技本身不会作恶，技术只是工具，作恶的终究还是人。

科技让许多事情变简单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判断标准、价值体系变得异常复杂，或许就像扎克伯格在回应 Facebook “隐私门”时所说的一样，这个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变得“it’s complicated(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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