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79年，在上海梵皇渡，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
1888年，年仅24岁的美国牧师卜舫济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时间长达52年之久。他的出现，影响了圣约翰大学的发展。
这一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创办格致书院，后来发展成了岭南大学。
这一年，在南京干河沿，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傅罗创办汇文书院，后来发展成了金陵大学。
圣约翰大学极其重视英语，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学校。此外，也十分强调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这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
岭南大学一度流寓澳门，后在珠江南岸觅得一块永久地，迁回广州后，发展开始蒸蒸日上。
由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组合而成的金陵大学在西山修建了当时南京城里最高大的建筑。还率先改革改组，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怀揣“教育救国”理想的陈裕光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在卜舫济一系列生猛的操作下，圣约翰大学很快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的雅称。
金陵大学的改革卓有成效，当时被评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的美誉。
岭南大学在陈序经走马上任后，开了挂，一套正确的办学目标、宗旨和方略，一个高效的机制，还有一批一流的人才，如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人文荟萃、精英云集，其盛况可谓一时无两。
圣约翰大学也出了很多知名校友：“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著名作家林语堂、“民国第一报人”邹韬奋、“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贝聿铭，宋家三兄弟（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他们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无数领域历史。
金陵大学同样是人才辈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禅学大师南怀瑾、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还有更值得称道的，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闻名世界。尤其农林学科堪称中国之先驱，享誉海内外。其他方面亦有发展，如开创中国电影教育、首开中国医科七年制教育和博士教育。
1919年10月，上海举行中国大学校长会议，十四所中国教会大学悉数出席，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统一的称号——“在华十四所”。
除了上面已经介绍的三所，还有沪江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即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这些倍感陌生的大学名字，初识还以为是一些民办野鸡大学，然而，他们不仅很正规，还很厉害。
东吴大学最早采用模拟法庭教学；华中大学最早将图书馆专业引入中国；华西协和大学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发源地；沪江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还拥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学院；齐鲁大学号称“华北第一学府”。
当然，最具传奇色彩的还要属燕京大学。
2
1919年，燕京大学横空出世。
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葬于中国，说得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1921年，司徒雷登众筹购买了北京西郊前清亲王赐园，聘请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从而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如今北京大学主校园正是当初燕京大学的所在地，这不，北京大学校园也称燕园。
司徒雷登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原则，聘任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个个如雷贯耳：洪业、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张东荪、冯友兰……
还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这是当时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作为一个学术项目至今仍备受推崇。
在司徒雷登出色的建设和经营下，燕京大学可谓中国高等学校发展史上的奇迹，短短几年就跻身当时中国一流大学行列；到了30年代，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国内外名声大噪！
1925年，在后海旁的另一座清王府里，辅仁大学悄然而立。这次是天主教的大手笔，罗马教廷属意美国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成立“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后更名为北京辅仁大学。
“辅仁”二字取至《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至此，北平四大名校聚集成团，驰名于中华民国高等教育界。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在陈垣出任校长后，走上了巅峰。
有政界、文化教育界名流张继、胡适、傅增湘、翁文灏、沈兼士等任董事，聚集了朱希祖、邓之诚、马衡、罗常培等一批大师级学人，涌现出无数英才：美国高能物理学家邓黎昌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药物学家彭勤淄、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日本驻华第一任大使小川平四郎等。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作家萧乾等也曾在这里就读。
陈垣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绝对传奇的人物，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后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毛泽东称他是国宝。
辅仁大学的创立，离不开中国天主教领袖马相伯的奔走呼号。马相伯一生投身教育救国，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为其弟子。
早在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大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
“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
震旦大学同样是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曾经有“东方巴黎大学”的美誉，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拥有中国第一家博物馆。
3
粗略统计一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大学创设共计26所，其中基督教17所，天主教4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教会大学尚有21所。
然而，命运的审判很快到来。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说:“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还直接点了名：“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政治导向不言而喻。
1950年6月，教育部第一任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最先从辅仁大学开始，这所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于1950年10月被政府接管。校长陈垣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全面自污。
1951年1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纷纷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也不能挽回它们终将消亡的命运。
1951年底，所有教会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受，其中包括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12所教会大学改为公立，包括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在内的9所教会大学由中国人民自己办学，但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1952年秋，草木摇落而变衰。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合并重组高校系科。
这次院系大调整让教会大学遭到了致命打击，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其他院校中。
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划入北大；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华东政法学院；岭南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中大、华南理工、华农、华师。
与之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
尽管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在台湾得以复立，但曾经的风光已不复存在。
掐指一算，办学时间最长的圣约翰大学不过64年，燕京大学仅33年，辅仁大学在大陆才27年。
它们短暂而辉煌，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于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曾评论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只能说，在特殊时期，中国教会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此，中国高校界迎来了新纪元，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胸口再比划一颗中国红心。
没毛病！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0164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