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姜伯约遗言（刘克庄）
事或难遥度，人殊未易知。
谁云卧龙死，复有一姜维。
蜀汉后期明显鸽派抬头，反战情绪非常高。不过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还是坚定不移的鹰牌，所以蜀汉后期也没有放弃对曹魏的北伐。但是姜维的北伐事业先后也是有区别的，由原先的高频率、高风险转向低频率、低风险。其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就是在蜀汉延熙十九年、曹魏甘露元年（即公元256年）的“段谷之战”。在“段谷之战”中姜维收获惨败，导致个人名望受到巨大打击，成为鸽派攻击自己的缺陷。此后姜维的北伐活动极大地收敛。而在“段谷之战”中，有一个没有出现在战场上但却很“重要”的人物——胡济。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个人物。
姜维、胡济与“段谷之战”
在蜀汉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姜维的北伐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洮西消灭曹魏数以万计的士兵。这次大胜让姜维信心满满。于是次年姜维再次发动进攻。姜维先是进攻祁山，但是在“洮西之战”之后邓艾已经预测到姜维会再度出兵，加强了祁山的防备，姜维于是放弃祁山，转向董亭进攻南安郡。邓艾则占据董亭以南的武城山，依托有利地形抵御姜维。姜维无法绕过邓艾，趁夜乘着渭水向东转移，打算进攻上邽。结果这个动向也被邓艾察觉到。邓艾也进驻上邽附近的段谷，继续抵御姜维。
这个时候的蜀汉军队又饥又疲，姜维为了追求速度，没有准备好粮食，把辎重落在后面。士兵饿着肚子，战斗力当然会下降；又接连碰壁，长途跋涉，士气低落。那么结果就在意料之中了。姜维和邓艾在段谷交战，蜀汉军队大败。姜维损失上万蜀汉士兵（有几千战死，又有一些被俘虏），带着残兵败将回成都请罪，自贬为后将军。这次“段谷之战”的胜负不仅是战术上的，其带来的影响就是姜维不敢再继续频繁地北伐，即便北伐也保持足够的谨慎，不敢追求高风险高回报。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於段谷，大破之。”
说了这么多，这里面哪里有胡济的事情呢？按照《三国志》中的解释，姜维在这次北伐中和胡济约定好，一起合兵于上邽。但是胡济没有完成承诺，导致姜维孤军深入，面对邓艾的时候吃了一个大败仗。这一点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说了一遍，在《后主传》中又来了一遍。可见在陈寿眼中，胡济失约不至是导致“段谷之战”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姜维是主战派，与陈寿的老师，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属于政敌。从“粗有文武”、“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的评价也能够看出来，陈寿对姜维是不怎么感冒的。所以他也不必为姜维的失败开脱，可见胡济失约的负面影响很大，也是客观的。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
胡济是何许人也
胡济是蜀汉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没有个人传记，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感觉很陌生，那么胡济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其实他也算是蜀汉的老资历了。胡济是荆州人，虽然小编不甚认同荆州派系打压益州、东州派系的说法，但古代的乡土情怀和乡谊确实是很浓烈的。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胡济作为诸葛亮的主簿，与诸葛亮关系亲密，屡次对诸葛亮直言进谏，受到极高的评价。另外胡济与同为荆州出身的董允、费祎的关系也很不错。可以说他算是所谓的荆州派系中的一员。
《三国志·蜀书·董和传》：“后从事於伟度，数有谏止（原注：伟度者，姓胡，名济，义阳人。为亮主簿）。”
《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共期游宴。”
胡济虽然名气不显，但在当时的蜀汉中还算是重要人物。在蜀汉延熙十一年（即公元248年），汉中都督王平去世，胡济代替王平都督汉中军事。要知道汉中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蜀汉的门户，虽然蜀汉中后期的时候，北伐的基地西移，汉中承担的进攻职能减弱，但是防御职能还是没变。汉中平原就是阻挡曹魏的盾牌。胡济成为汉中都督，可见他对蜀汉的重要性。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以中监军胡济为骠骑将军，假节，领兖州刺史，代平督汉中事。”
令人匪夷所思的处理结果
姜维原本的意思是，自己从钟提出兵，胡济从汉中出兵，汇合于上邽，但是胡济没有来，在汉中趴窝，导致姜维失败。从两处单纯强调“失誓不至”可以看出，胡济是主观上的不配合姜维，而非时间不够或者出现突发情况导致的。“段谷之战”中蜀汉损失不可谓不大，姜维作为主将，从大将军自贬为卫将军，而胡济这个违背约定的人却没有明确的处理结果。不仅仍然都督汉中，在官职上还提升了。在延熙十九年，胡济是镇西大将军；到了蜀汉后期，胡济已经升至右骠骑将军。这就很奇怪了。胡济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被处理呢？
这一点确实匪夷所思，也没有足够的史料，所以小编只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推测。胡济能够不被处罚，第一是因为姜维新败以及蜀汉反战派的抬头；第二是因为胡济与荆州派系关系不凡。“段谷之战”的失败从整体上来看是蜀汉的损失，再细化一些，就是姜维、陈袛等主战派的损失；谯周、张翼、廖化、诸葛瞻、董厥、樊建等反战派的得利。姜维受到打击，声望大损，也不敢再大规模北伐（当然也有，一次是因为曹魏内部有规模巨大的“淮南三叛”，另一次按小编推测是急需军功而发动的“侯和之战”，结果这两次战役都虎头蛇尾，也印证了姜维不敢在北伐中险中求胜）。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总而言之胡济的做法是有利于反战派的。而反战派的力量在逐渐兴起，姜维本来就收获惨败，自然没有能力再去动一个受到反战派支持的汉中都督（不过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姜维改动汉中的防御体系，并且将胡济放到汉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段谷之战”的失约）。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于是督汉中胡济卻守汉寿，将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
另外就是胡济人脉广泛，并且出身荆州派系了。在景耀元年（一说景耀二年），尚书令陈袛去世，荆州出身的董厥成为尚书令。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代表姜维在朝中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姜维虽然名义上录尚书事，位在董厥之上，但是实际上对政治参与并不多；在景耀四年（即公元261年），诸葛瞻和董厥各自升任卫将军和辅国大将军，平尚书事；樊建代董厥为尚书令。蜀汉的朝政还是由荆州派系把控。那么同样出身荆州派系、人脉广泛的胡济也是不可轻动的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华阳国志》、《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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