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称帝，但是迎接他的却并非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之景。而是自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就饥荒不断，流寇四起，以至于民间凋敝，百姓大多流离失所，继而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流寇势力更是挥师南下，一举攻克凤阳，“焚皇陵楼殿，留守硃国相等战死”，使得局势更为严峻。因此，为了解决“流寇之祸”，明思宗在权衡利弊之下，制定了一系列的平寇举措，明文要求平寇务必要找准目标，赏罚明速。——《明史·庄烈帝一》
大宦官魏忠贤示意剧照插图
众所周知，明思宗朱由检在即位之初，就“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自上任伊始就对明朝为祸已久的“宦官势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将大宦官“魏忠贤”贬到“凤阳”守陵，并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且励精图治，颇有“中兴之主”的风范。——《明史·庄烈帝二》
然而明朝“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赫然早已面临着风雨飘摇、积弊成疾的不良政治局势，因此，即便明思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但改革进展却是举步维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史·庄烈帝二》
崇祯年间百姓生活困苦示意画像插图
崇祯年间天灾不断，导致流寇四起
再加上崇祯年间的气候条件又恰好处于“小冰河期”，气温低下，农作物的生长条件遭到破坏，而封建时期的种植条件又普遍落后，从而也就导致明朝北方连年大旱，说它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都一点不为过。
就好比灾情较为严重的陕西一带，自崇祯元年开始（1628年）开始，“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百姓赫然连最后的立足之地都没了，只能外出逃亡，流离失所。——《汉南续郡志》
再者，百姓要谋生，就得吃饭吧？但在这连年且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土地产不出粮食，那“饭”从何来？只能是食用树皮、蓬草一类比较抗旱的植物，可这些东西也并非源源不断，所以势必就会有很多百姓甚至连树皮都吃不上，只能去弄一些“观音土”来充饥。
观音土示意图像插图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观音土”并非食物，而是一种化学成分相当稳定的“粘土矿物”，虽然咬起来软软糯糯如“糯米”一般，也能起到暂时缓解“饥饿感”的效果，因而这“观音土”还有“糯米土”的别称。
但是它无法被消化呀，更加无法被人体吸收。继而也就使得很多人食用观音土以后，身体却得不到需要的营养，只能继续食用观音土，直到最后因腹胀而亡。
正如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所说，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百姓民不聊生，十室九空，不可谓不凄惨。
如此一来，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大背景之下，那些不想被饿死的百姓谋生无路，自然也就只能铤而走险上山为匪，靠为非作歹、四处劫掠谋生。崇祯年间“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的现象也正是因此而出现。——《明季北略·卷十六》
换句话来讲，从崇祯元年开始，明朝的社会体系就已然呈现出一副“极为脆弱”的崩溃之势，且这种局面还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一种积重难返的程度。
明朝边关战事吃紧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财政亏空无力赈灾，导致流寇势大挑衅皇权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百姓生活的如此困顿，明朝廷为何不想方设法的救济灾民呢？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赈灾需要“钱粮”，而明朝的财政税收本就对百姓的“赋税”极为依赖，但在这连年大旱的情况下，百姓尚且无米下锅，又哪里还能如期缴纳赋税呢？
更别提崇祯年间所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只是天灾，在北方边关同样面临着皇太极的大举入侵，且战事极为吃紧，对于“军费”的需求自然也就更为庞大，就这都还没算明末那事态严重的“海寇”之祸。
就好比崇祯年间掌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所说，“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顾名思义，崇祯年间每年的财政税收仅有327万两左右，但诸边驻军所需要的军饷消耗却已然达到了328万两左右。这还没算战事最为吃紧的辽东驻军，其所需要的军饷数目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就是说，光是军费上的支出，明朝廷的财政就已经入不敷出，财政亏空现象极为严重，又哪里还能拿的出多余的钱粮来赈灾呢？
皇太极示意画像插图
再者说来，如果把“民心离散”和“政权覆灭”这两种结局放在一起，大家说明思宗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哪个？毫无疑问，必然是后者，毕竟民心离散还有机会挽回，但政权一旦覆灭，等皇太极入关之时，那可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所以明思宗在想方设法充实“国库”之余，也就只能尽量优先满足军事上的需求。如此一来，即便明思宗不止一次的救济灾民，但那些从军费中硬挤出来的一点点“赈灾钱粮”，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无疑也是杯水车薪。也就变相等同于忽略了民间凋敝的困顿局势。
从而也就导致明朝境内的“流寇”愈加猖獗，众多饥民为了谋生而聚在一起，逐渐凝结成了以张献忠、及“闯王李自成”等为首的农民暴乱军“流寇势力”。
甚至于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还发生了流寇势力突然挥师南下，一举攻克凤阳的事件，直接就导致明思宗迎来一个“焚皇陵楼殿，留守硃国相等战死”的结局，明朝“皇权”遇到了空前的挑衅。——《明史·成祖一》
明思宗朱由检示意画像插图
明思宗下诏“平寇”
对于流寇的种种挑衅“皇权”之举，明思宗自然是无法容忍，所以在权衡利弊之下，很快就顺应时势的制定出了一系列“平寇”举措，于崇祯八年（1635年）同年八月，委派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正式拉开了崇祯年间清剿流寇战事的帷幕。
- 一、平寇务必找准目标
明思宗认为，“盖贼数虽多，真贼原少。真者就歼，其余自靡。”，意思就是说，流寇势力固然猖獗，但真正的流寇其实并没有多少，其意所指无疑就是“张献忠”、以及“李自成”等为首的流寇势力核心成员。——《国榷·乙亥崇祯八年》
故而，明思宗在派遣洪承畴以及卢象升督剿“流寇势力”的同时，让他们只需要剿灭这些“真贼”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流寇”，无非就是一些谋求生路的“饥民”，“不忍尽杀，量开生路，预行晓示”，让他们自行散去即可。——《国榷·乙亥崇祯八年》
明思宗此举无疑有着“擒贼擒王”的想法，一旦李自成等核心成员被剿灭了，那些“饥民”没了追随的目标，自然也就散去了。
当然，这也仅仅只是明思宗制定这项举措的原因之一，因为对明思宗而言，财政亏空才是影响“平寇”成败的最大难题，而此举无疑就能最大化的减少“军饷”上的消耗，以点破面，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战略成果。
崇祯年间的“流寇”示意画像插图
- 二、平寇要赏罚分明
至于明思宗举措的第二点，则是明文要求在“平寇”之时要赏罚分明，当然，不仅仅只是针对明朝大军自身，对于“流寇”势力更是如此。
除了“贼首必诛不赦外，其胁从蚩蠢”如若“投戈散去，准免追求。或乘间来归，即与安置”，顾名思义，除了“流寇”势力核心成员罪不容赦以外，至于其他的“饥民”，如若选择投降的话，便一概免除其罪责，如若有愿意归降的，明朝也会及时对其进行安置。——《国榷·乙亥崇祯八年》
这里的意思就很明显了，除了实现明思宗节约军费的目的以外，还能借此机会实现对明朝军队的“扩充”，“有堪杀贼愿从征者，许另队随营”。——《国榷·乙亥崇祯八年》
如此一来，间接提升了明朝军队的实力不说，还能变相的实现对百姓的救济，毕竟百姓之所以追随“张献忠”、以及“李自成”等人发起农民暴乱，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谋求生路，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罢了。
而明思宗虽为帝王，但终究也只是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自然灾害等气候条件自然不会听明思宗的指令，所以，既然无法实现缓解灾情的目的，何不如从这些饥民身上入手，给他们提供生存物资，然后让这些饥民去上阵杀敌，报效家国呢？
并且，如果一切计划都顺利推行的话，凭借这种对百姓的“以德报怨”之举，还能让明思宗更快的实现“稳定民心”的政治目的。可谓是一举多得。
洪承畴示意画像插图
- 三、“平寇”要务必迅速，避免拖延
除了以上两条以外，明思宗还曾对洪承畴、以及卢象升等督剿官员三令五申的要求“平寇”务必迅速，“以免沈延幸冒之弊”，而明思宗之所以会明文提出这一点，其实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与上面第一条基本类似，都是为了能够实现“节约军费”的目的。——《国榷·乙亥崇祯八年》
就像笔者曾在前文所说的，明崇祯年间的财政亏空状况极为严重，每多耽误一天，自然也就多一天的消耗，那边关战事的保障也就多减少了一分。
因此，不论是为了尽快清剿流寇，实现政权内部的安定；还是为了能够多给边关将士一分胜利的保障，这条“务必从速”的指令都属实有着提出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闯王李自成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虽然最后明思宗彻底清剿“流寇”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张献忠、以及“闯王”李自成等流寇势力依旧势大，甚至李自成还建立了“大顺政权”，且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犯京师，京营兵溃”，直接就攻陷了京师，导致明思宗自尽身亡，“崩于万岁山”。——《明史·庄烈帝二》
但结合笔者上文所说的崇祯年间天灾不断、财政亏空、以及内忧外患等诸多不良政治局势来看，明思宗的这一系列“平寇”举措，在大方向上面无疑还是比较正确且积极的。
因为明思宗能深刻的意识到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同时还能针砭时弊，顺势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平寇务必要找准目标，赏罚明速的方式来尽可能的缓解这诸多政治困局。
明思宗朱由检示意剧照插图
然而，奈何明朝“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即便明思宗提出的“平寇”方案在思想上还算是正确且积极，但无疑跟崇祯年间救济灾民的赈济举措一样，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效果。——《明史·庄烈帝二》
正如《明史·庄烈帝二》对明思宗的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然“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明朝积弊成疾，气数已尽，属实并非明思宗一人之过，也绝非明思宗一人所能挽救的。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去着重注意明思宗“平寇”举措的成败，那样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而是要从明思宗推行这种举措的意义及思想层面去加以辩证和分析。
因此，若是暂且抛去明思宗“平寇”失败的结局，单就当时那混乱的政治局势来看，明思宗朱由检的“平寇”举措，无疑在思想层面上对巩固政权、缓解内忧外患之困局，甚至是救济灾民等诸多方面，都属实存在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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