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生走向欧美、走向日本，剪辫易服成为一种潮流，这期间自费留学欧美的学生，他们走出国门后，更多地融入西方的生活，在推动着时代的进步。自费生颜惠庆1895年走进美国时。立即“剪掉了辫子”，“定做了西服”。他的这些举动，在当时的留学生，显然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在当时走进欧美的自费留学生中，何启、孔祥熙、顾维钧、丁文江都先后剪掉了辫子。他们剪辫的过程，都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留学美国的蒋梦麟，甚至因为剪辫，内心感到上断头台一样，战战兢兢。留学生身在海外，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剪辫易服是一个趋势，他们不能忍受西方人对他们长辫的歧视和嘲笑。他们还注意到，辫服已经成为西人辱骂中国人的标志。所以，他们到国外后，开始主动剪辫。
留美幼童黄耀昌
1903年留学德国的杨祖谦等10余人，“抵德以后，即将发辫鳞次剪去”。他们剪辫的目的和动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以化西人相与之迹，俾得稍为亲近，得究其长；一以坚久留学之心，誓非有成，决不返国，众志昭昭，日月可表”[1]。他们剪辫易服的举动，有意无意间对王朝体制产生冲击。
留学欧美的留学生经历着出国剪辫回国遭受指责的两难过程，而世纪之交的留日生初到日本留学时也在辫子问题上颇受挫折。中国留学生刚到日本时，都是梳着大辫子的，因而，也遭到了被歧视的命运。1896年，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批13名留学生中，4名到日本后两三个星期就退了学，其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了日本人的这种嘲弄。他们穿戴着日本的校服和制服，垂着大清朝的辫子在街上行走，日本的小孩子便无理的喊叫：“猪尾巴！猪尾巴！！”日本孩童的戏弄，他们的家长并不制止，因此，一些不能忍受屈辱的留学生愤而退学。
虽然如此，清政府仍然规定留学生的装束为长袍马褂，不许剪辫子。后来，留学生便把发辫盘于头顶，用帽子盖着。
面对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轻侮，起初，中国留学生把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希望清政府能够振作，富国强兵，有复兴的一天。然而，历史的现实是，清政府虽然也表示要施行新政，但是并无作为。
日本人的侮辱，清廷的腐朽，留学生们感到，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打破旧的传统。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把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目标，并把剪辫易服作为革命的标志。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留日学生剪辫的越来越多，革命高潮带来了剪辫高潮，青年学生们参加斗争，首先就是剪辫子。剪辫者大多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如张继参加了励志会，便于1903年剪掉了辫子。
留学生大胆剪辫，引起了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指责。学生们对他的指责很是不满，适逢他在日本有奸情发生，丑闻迅速传开。张继、陈独秀、邹容等人便想借机教训他一下。一天晚上，正当姚文甫胡作非为的时候，邹容、陈独秀、王孝缜等五个人闯入他的寓中，先打他的嘴巴，然后用剪刀剪去他的宝贝辫子，并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门口示众。姚文甫当众出了丑，顿时威风扫地，继续呆下去的胆量也没有了，便偷偷溜回国去。
姚文甫溜回国后，在日本的留学生大为解气，感到这是革命的胜利，这既让清政府感到无奈，又大长了留学生的爱国志气。
此后，留学生们纷纷剪去辫子，开始了革命反清的第一步。这些爱国留学生中，邹容、鲁迅、许寿裳、胡汉民等都是剪辫易服较早的爱国留学生。
邹容等人剪去姚文甫的辫子，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怒。因这件事，他们也被日本当局勒令必须离开日本。邹容离开日本后，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坚决革命到底。
爱国留学生中许寿裳也是较早剪辫，响应革命的一位。许寿裳是1902年到日本的，到日本的头一天就剪掉了辫子。他说：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同学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
许寿裳剪辫之时，江南班还没有人剪辫，原因在于官派的留学生监督管教很严。留学生监督为每省一名，由清政府派出。所谓的留学生监督，名为率领学生出国，管理学生事务，其实并无事情可做。再说，既然是官派的，就要维护朝廷的利益，对于学生的一些爱国活动以及剪辫易服等等，总是想法设法掣肘。姚文甫奸情败露，被陈独秀等人剪去辫发后，江南班才逐渐开始剪辫，剪辫在此时也成为参加革命反叛朝廷的标志。革命家吴玉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剪掉了辫子。他在《辛亥革命》中写道：
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黄芒(同乡)写信回家说我参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发生恐慌，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马上将头上的辫子剪了，以示永不回头的决心。[2]
剪辫到了1905年已经相当普遍，并作为时尚潮流迅速传到国内。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对于1905年一次剪辫发事件的记述，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剪辫通令》、《服饰条例》，图为剪去发辫的青年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肯亲会，发了一段议论，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居在上面（影射清朝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唯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3]
正如景定成所记述的，留学生的剪辫易服作为一种潮流，给一些进步青年带来新的影响。因此，在各地的青年学生中，剪去发辫者已不乏其人。对此，清廷似乎也不再那么严厉管束，因为统治集团内部要求剪辫易服的呼声也不断出现。但是，长辫毕竟是清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标记，剪发辫毕竟是违背了清王朝的“祖宗成法”的行为，因而，诸如参加乡试、会考或者参加政府体制内的活动，剪辫者是没有资格的，除非弄一条假辫子带上。不仅如此，剪辫易服之人一旦犯案，官府在处罚上会更加严厉。尽管如此，在留学生带回的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剪辫之风在开化之地不断涌现，甚至影响到军队。1905年，北洋新军种对官兵剪辫也采取纵容态度。这种状况甚至还波及到一些政府官员，也说明清统治者统治力量逐渐走向衰弱，王朝大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参考文献：
[1]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56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2]《吴玉章回忆录》，第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3] 景梅久：《罪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2册，2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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