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九年，那一年当皇帝的是以残暴著称的朱元璋，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了一件有名的案子，叫“空印案”。
什么叫“空印案”，其实就是开两张空白介绍信，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办事，中间可能会出现变数，盖上俩公章带走备用。到那地方后，看看究竟该怎么办，咱就填最后该办的那件事。
这件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明朝有个规定，每年到年底，要有一次“考校钱粮”。
什么叫“考校钱粮”，就是要核对地方的土地、人口、赋税，各种数字。这个数字由府、州、县填报，在布政司核对（布政司是省级行政管理单位）。布政司核对后，再到中央的户部再核对。
如果核对无误，说明上面掌握的土地和钱粮数字，和下面各个布政司，府、州、县所统计的钱粮、土地数字一致，便大章一盖，大功告成。
如果核对有误，对不起，你要回去重填！
当时的首都在南京，如果西南、西北的官员到南京一趟，往返好几千里，大概半年就过去了。
为了方便，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带了空白的文书，盖上印，带着上户部来。你说有问题？好，我再换一张纸，反正印已经有了，我重新填好盖上章，就能过关了。
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皇帝朱元璋不知情。他知道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欺君罔上，为了一己便利，置朝廷法令，百姓生计于不顾。盛怒之下要将各地主管官印的官员全部处死，下属官员杖责一百，发配充军。
性格刚直的御史郑士利看不下去，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封奏章，详细陈述了空印的原委始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申辩：
第一，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不是一纸一印，不会用来为非作歹；
第二，钱粮的具体数目，只有最后到户部才知道，如果等文书制成再盖印，势必往返于各省和京师，时间耽误不起；
第三，朝廷之前并没有命令禁止空印之法；
第四，官员们都是多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杀掉很可惜。
朱元璋看了郑士利的奏章很生气，判罚郑士利到江浦服劳役。空印案涉案的上千名官员虽然没能免罪，但朱元璋事后也采用了“议用半印，出纳关防”之策，逐渐推行半印勘合的文书形式，算是变相认同了空印之便利。
古代交通很不靠谱，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说到底，都是技术落后惹的祸。如果当时电子公文、电子公章瞬间可传，肯定不会有官员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搞什么空印了！
人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技术革命带来的，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对社会制度的冲击，往往更具颠覆性。
比如，屡禁不止的小偷问题，几千年来一直让基层执法者头疼不已。中国有不少成语就来自这个古老的行业，如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为主上解决难题的“鸡鸣狗盗”，威名天下传的大唐游侠空空儿的“妙手空空”，还有心存善念的“梁上君子”等等。
葛优、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小偷团伙有句台词成为网络名言：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现在，如果有人再拍这类影视剧，估计台词会变成这样：人们都不带钱了，队伍要失业了！
几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痼疾，最后竟然让移动支付彻底解决了，让人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力量真是强大！
其实，还有被外国人一直诟病的国人诚信问题，也让二人头疼的很。记得有个小品，饰演黄世仁的演员因饰演杨白劳的演员欠钱不还，被逼得差点自杀，充分反映了当时“欠钱的才是大爷”的社会恶习。
现如今，老赖现象明显减少。这里面，既有政策法律的推动，更有大数据与信息共享技术的功劳。正是因为信息共享互通，老赖们已无处遁形。
明朝重臣张居正曾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意思是说，国家的事，制定法律规章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有法必遵。
前些年，法院执行中不同程度存在“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等“执行难”现象。时至今日，老赖们终于有了怕头。
2018年5月16日，《中国新闻网》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透露，截至4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1054.2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114.1万人次，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425万人次。在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中，有近250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
还有，公共交通秩序混乱问题，一直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现如今，各交通路口、关键地段高清摄像头的普设，使得车辆乱行、乱停、乱放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和诚信体系的综合运用，“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的“中国式过马路”问题，估计用不了多久，也再难觅其踪迹。
其实，社会管理的难题，很多会在技术革命面前冰雪消融。比如，容易引发人们精神高度集中的“城管”问题，报纸、网络上，进入新闻视野的“城管”更是包含着各种意味，暴力执法者有之，人性化执法者有之，老赖型商贩与城管人员玩“躲猫猫”者亦有之。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建立城管诚信体系。比如广东惠州，对违法行为人通过信用采集，纳入信用档案，并在行业管理、资质审查、证照年审以及日常监管时，作为违规的依据，对其采取相应的制约和处理措施。
四川成都建立了“城管诚信档案”，新鸿路街道办事处辖区仅实践1年多，“门前三包”知晓率就从60%上升到100%；履约率从50%上升到98%，出摊占道率则从30%下降到2%。
还有，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也正在被日渐风行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所改变。基层的老百姓不出门就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偏远地区的孩子在乡村就能聆听一流教师上课，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已经在我们身边涌现。
企业管理和机构管理问题同样如此。过去，一些企业和机构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负责人往往不堪其累，有不少因管理不善最终走向分崩离析。
韩信点兵的成语，讲的就是这个理。
刘邦问韩信：“你觉得我可以带多少兵?”
韩信：“最多十万。”
刘邦不解的问：“那你呢?”
韩信骄傲的说：“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刘邦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那我肯定打不过你了！”
韩信连忙澄清：“不，主公是驾驭将军的，不是驾驭士兵的，而将军就是个管士兵的。”
这个故事，说到底是个人能力与管理权范能否匹配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很多管理难题变得比过去容易了许多，一些人在享受技术红利的时候，也体会到了那种管起人来多多益善的美妙感觉。
其实，不仅企业管理制度如此，国家管理制度也亦如此。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朝代，疆域很广阔，单因为交通、通信等条件制约，对很多偏远区域，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基本处于管理失控状态。所以，藩镇割据、附属国叛乱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乱象总在出现，说白了，还是技术手段难以覆盖管理半径所致。
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相对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甚至是零距离，比如当今之欧盟。可以说，整个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大村子。
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也是人类最终想要达到的理想世界，这正如孔子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现代社会，又添加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情怀。所有这一切，都为世界走向大同提供了可能。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地球联盟不是梦！
说到世界大同，我们不得不提到共产主义。有关人工智能和共产主义的言论，曾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当绝大多数的工作，特别是那些脏活累活，机器人都能干了的时候，我们人类该干什么呢？当人类摆脱了生存模式，不用每天为了生计奔波之后，人们又该干什么？
这个时候，没有工作的人们该怎么办？按劳分配的传统模式，显然已无法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因为，99%的人都面临失业的困惑。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变成资本家。也就是：走向公有制！
到那时，我们的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自我实现，是创造性劳动。最终能够保留下来的，也只有那些创造性的劳动，比如创意设计、文艺创作、科研创新等等。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物质资料公有，按照人们的需求来分配物质资料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没错，这样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个角度上说，唯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真正的朋友。
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命，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制度革命。因为，它将带来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形态——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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