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龙：《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编绘

1735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神甫（1674—1743）在巴黎出版了一部介绍中国的著作，名为《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与自然概述》。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好似百科全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中国整体及各省的地理状况、由夏代到清初的历史脉络、皇家宫廷政治和社会习俗、文学宗教艺术，以及中国的内陆边疆区域和藩属国等等。这部书代表了十八世纪欧洲认识中国的最高水平，出版后影响巨大，不断重印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被誉为“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所得知识大全”[1]“西洋汉学空前之金字塔”，[2]以及“十八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名著之一”，[3]是欧洲“18世纪流传最广的关于中国的原始资料”。[4]因为书名太长，这部四卷本的鸿篇巨著通常被简洁地称为《中华帝国全志》。

书的封面上长长的书名下方，还有三行说明文字：“附有中国总图及分省图，西藏、朝鲜总图及区域专图，并含有大量人物和装饰铜版画”。[5]十八世纪时，西洋图书在封面上罗列书中附图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因为地图和铜版画的印制较为昂贵，书中有附图或铜版画，不但便于阅读，也说明作者和出版商在编辑出版方面投入了很大资金，书籍往往印得十分精美，在封面上予以说明，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除了作为书籍出版的惯例之外，封面上的这段文字也表明，作者对于书中所附的相关地图极为重视和满意，把它们当做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献给读者。正如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序言中所说：“这些地图无疑是我们计划中最主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部分。”[6]

近年来，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日益提升，《中华帝国全志》也成为各种汉学书籍介绍的重点。然而，该书所附中国地图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由于这些地图的绘制与康熙《皇舆全览图》关系密切，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自1930年以来曾对《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地图绘制的部分进行了译介，目的在于理清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过程，而并非研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本身。

《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毕竟与康熙《皇舆全览图》存在很多不同，一些国外学者对其绘制过程也进行了研究，但仍未能廓清其原貌，一些重要的文献也未能利用。本文以各种相关中外文献为基础，力求梳理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1697—1782）编绘《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全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学术文化——特别是地理学与绘图学知识——所表现出的交流与碰撞。

一 《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母本——康熙《皇舆全览图》

在叙述《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编绘过程之前，有必要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进行简要地说明。

康熙年间，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并绘制成图。这项工程的起因是由于代表中国参加对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带有详细的地图并在交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得康熙皇帝认识到地图的重要性。随后，康熙又令人绘制北京地图，以验证西洋测绘技术的优劣。在意识到“欧洲的测绘方法精度很高”之后，康熙“乃决意以同样方法测绘全国各省包括所属之全部鞑靼地区”。[7]因为测绘要采用“欧洲的测绘方法”，这项工作就自然少不了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参与。

测绘工作从1708年开始，前后参与测量和绘图工作的传教士共有九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冯秉正、山遥瞻、[8]德玛诺、[9]麦大成和费隐。[10]除麦大成、费隐二人[11]分别为葡萄牙人和奥地利人外，其余皆为法国传教士。他们分成若干组，由中国官员陪同，先后分赴各地进行测量工作。传教士未能获准进入西藏，其测量工作由中国官员单独完成并携回资料数据，再由西方传教士据以绘制成图。无论中国官员还是西方传教士都未对朝鲜半岛进行测绘，仅对原有地图实施了改绘。1717年元旦，最后一批外出测量的传教士和中国官员回到北京，由因病留在京城的杜德美神甫将各省地图汇成总图，这部被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的地图集“遂于1718年告成并进呈御览”。[12]测绘工作从开始进行到最终成图，前后共历十年之久。

康熙《皇舆全览图》有多种版本，其中对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最初印制的三种版本，即：1718年木刻本，1719年铜刻本和1721年木刻本。1718年木刻初印本，包含中国总图一幅和28幅各省及区域专图，地名用中文标注。1719年的铜刻本由41块铜版印制，增加了有关西藏的内容，中国内地各省地名用中文标注，东北地区、蒙古、西藏等处地名用满文标注。1721年的木刻本地图由1718年木刻本改进而成，原来的三幅西藏地图被替换为七幅更新、更详细的地图。这样一来，分省图和区域专图由原来的28幅变成了32幅。图上各地用汉字标注地名。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成图以后，参与测绘工作的杜德美及雷孝思等人即刻将地图和相关测绘记录以及有关测绘工作的回忆录邮寄给巴黎耶稣会中国分会的杜赫德神甫，由他负责整理和出版。由于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参与了绘图过程，《皇舆全览图》在西方国家常被称作“传教士地图集”或者“康熙地图集”。

二 《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基本情况

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的法文初版中包含了总图4幅（中国全图、中国内地全图、鞑靼地区全图以及西藏全图）、中国内地分省图15幅、鞑靼地区分图12幅、西藏分图9幅以及朝鲜图1幅。此外，还有7幅城市图，共包含38座城市。杜赫德在序言中对这些地图的母本——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编绘过程进行了说明，还特别摘录了雷孝思神甫对地图测绘工作的记录。

由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在中国文献中“缺乏完整、详细的记载”，[13]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序言中根据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报告所做的记述就显得尤其珍贵，这也是《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很早便引起中国史地学界注意的重要原因。1930年，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首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提到了包括《中华帝国全志》在内的，与《皇舆全览图》测绘有关的几种外文文献，并对杜赫德序言中有关地图测绘的部分进行了摘录译介。1982年，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将序言中有关地图测绘的内容全部翻译出来，发表在《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此后，历史地理学界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皇舆全览图》和《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认为《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是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

的确《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以《皇舆全览图》为母本，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过，将《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比对之后，也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华地图全志》附图重新绘制了总图。中文版《皇舆全览图》除1718年木刻本附有一幅中国总图之外，其余各版并没有完整的中国总图，而仅仅是将各地分省、分区图拼接在一起。《中华地图全志》附图并没有完全依靠1718年的总图，而是根据各种最新信息重新绘制了包含各地的中国总图。此外，还增加了中国内地全图、鞑靼地区全图和西藏全图等；其次《中华帝国全志》附图增加了西藏地区的图幅，由原来的7幅扩充到9幅，图上的内容也自然比原来有所增加；最后《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不但增加了鞑靼地区地图的图幅，且其内容上也有重大修改和调整。

那么，究竟是谁绘制了这些地图？他又根据什么新的材料和信息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进行增补呢？

杜赫德在收到从北京寄来的各种版本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完全可以按照原图进行一模一样地复制，再将原来的中文或满文地名替换成法文填补上去。事实上，在华耶稣会士已经替他完成了地名的翻译工作。但是，杜赫德并没有选择这样简单的做法，而是邀请了当时法国宫廷中具有“国王地理学家”美誉的唐维尔来担任地图的改绘工作。杜赫德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大概有二。一、杜赫德正式出版《中华帝国全志》时已经是1735年，此时距离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期间，在华耶稣会士不断将有关中国地理的新研究和新发现邮寄给他，杜赫德想把这些最新的信息加入地图中，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十几年以前的旧图。二、耶稣会士在《皇舆全览图》出版后陆续寄来的这些新材料中主要包括文字记录和手稿地图，内容涉及的地域范围极为广大，且各种手稿地图并不精确，比例尺也大小不一，有些文字记录并不完全准确，这就需要对各种描述和手稿地图进行整合，对其中的一些地理信息进行核实，并绘制新图。因此他需要专业的地理学家或绘图家来参与其事。

有关杜赫德推迟出版这些地图的原因，也曾引起过一_些争论。当时杜赫德在收到《皇舆全览图》后，并没有立即编辑出版，而是将它束之高阁，甚至其他同会传教士也无缘得见，这在耶稣会内部引起了很大不满。不过，据另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透露，杜赫德迟迟不编辑出版地图是因为“1720年杜德美神甫写信给杜赫德要求他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不要出版地图。”宋君荣说他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在巴黎杜赫德神甫的住所曾亲眼看到了这封信。[14]之所以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康熙皇帝对西洋传教士不大信任，不愿意他们全部掌握中国的地理情况并将这些信息透露给外人。如果这些地图在欧洲出版，就可能被其他传教士当作礼物带回到中国，这将大大降低在华耶稣会士在皇帝心中的形象，甚至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从传教士记录的测绘情况看，康熙皇帝的确对他们有所戒备和提防。例如，传教士的测量活动就受到一些限制，如“测地不能逼近俄国边境，亦不能进至东海沿岸”。[15]杜德美曾奏请测量通过北京之全国子午线，“欲联合神甫数人在各处观测，并欲赴蒙古东境与中国西境做天文测验，皇帝严拒不准”。清政府让中国官员与传教士一同进行测量工作，“与其谓助理，勿宁谓为监督”。[16]对这些做法的深层原因，耶稣会士们心知肚明，“殆恐西人详悉中国形势，其意显然”。[17]

由此可见，耶稣会士们是秘密将康熙《皇舆全览图》寄回巴黎的，倘若杜赫德立刻公之于众，则北京的耶稣会士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可能是杜赫德推迟编辑出版《皇舆全览图》的真正原因。1723年，杜赫德在得到康熙皇帝已在一年前去世的消息后，立刻写信给在华耶稣会士请求出版地图和相关记录。[18]往来北京和巴黎的信件又经过数年往复，杜赫德终于在1725年获准编辑出版地图，并在当年将《皇舆全览图》进呈给法王路易十五。此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又耗时十年，最终在1735年面世。此时，连康熙之后的雍正也已经作古，居留在北京的西洋传教士的数量减少到屈指可数，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对在华耶稣会士的影响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不论杜赫德推迟出版地图的动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推迟编辑出版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导致《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未能与《皇舆全览图》原图一致的重要原因。

受命编绘地图的唐维尔是一位年轻的地理学家，年仅22岁就获得了“国王地理学家”的美誉，担任年轻国王路易十五的地理老师。唐维尔受杜赫德之托为《中华帝国全志》编绘地图时刚刚30岁，虽然在宫廷里地位显赫，但却没有什么标示性的作品以显示他的学识和能力。《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可以说是唐维尔完成的第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品，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所参考的其他资料

除《皇舆全览图》外，唐维尔在编绘《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时还参考了哪些资料？或者说，为什么《皇舆全览图》与《中华帝国全志》附图存在差别？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

事实上《中华帝国全志》刚刚出版时，欧洲学术界就注意到了二者的不同，有人便指责唐维尔没有忠实《皇舆全览图》的原作，在编绘过程中任意改动，其所绘制的地图也不可靠。刚刚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被送回到在华耶稣会士手中，曾经参与过《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冯秉正神甫也加入了抨击杜赫德和唐维尔地图的队伍。[19]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对唐维尔本人的声誉和《中华帝国全志》的权威性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唐维尔不得不在1776年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回忆录》[20]的小册子来回击各种指责，其中也回答了《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与《皇舆全览图》不同的原因。

1.《张诚日记》对鞑靼地区的记录

唐维尔所绘中国地图与《皇舆全览图》的主要差别之一表现在鞑靼地区地图的绘制上。唐维尔毫不讳言，在绘制鞑靼地图时，他参考了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资料。[21]

张诚（1654—1707）1687年来华，他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曾作为译员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签订。由于在谈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回京后曾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虽驾幸京师十余里外之畅春园时，彼等亦进讲不辍”，[22]“讲时帝赐坐，诚等以图形呈帝，并为之解说”。[23]此后，张诚还跟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多次赴塞外游历，留下了《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九年八次塞外行记》和《塞外历史观察》等记录。[24]

张诚发现当时的地图对鞑靼地区记录得并不准确，“鞑靼地区在地图上简略不详，标绘粗漏”，[25]因此有意识地在行程中对各种地理信息和数据进行保留。张诚历次塞外之行都留下了详细的日记，他在行程中使用各种仪器测量太阳高度并测算各地纬度，相关的记载都保存在他的日记中，这些数据对于绘制地图有很大帮助。例如：1689年，张诚出使尼布楚途中，在一个名为卡伦的地方，“测量太阳在子午线上的高度，得65°30’或66°”；[26]在名叫“卓契•克布尔”的地方，张诚“用两个象限仪测得太阳在子午线上的高度”，“用直径—呎的大仪器，测得65°15’，用小的测得65°30’”；[27]在克鲁伦河，他“取太阳测正午的子午线，用大的象限仪量得此处为63°15'，用小的测量则为63°30'”。[28]

到达尼布楚后，由于停留时间稍长，张诚多次在不同日期用不同仪器对尼布楚的纬度进行测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日中的时候测量太阳高度，用了较大的象限仪和梅恩公爵式半圆仪，发现此处（尼布楚）是55°约15'。这次我观察得很仔细。两个仪器得出同样精确的海拔高度，我相信它是正确的。以此假定此处纬度是51°46'。”三天以后，张诚再次进行了测量。“我又使用同样的仪器，极其从容，极其仔细地测量太阳的中天高度，量得它是55°约15'，三件仪器在只有几秒差距之内获得一致。当时太阳正在子午线上，因为我两次望见它经过，它的上半体压着望远镜片的中线，没有什么可觉察得到上升或下降。因此，就这次观测来看，尼布楚的纬度是51°49'”。[29]

由于康熙皇帝对传教士活动的限制，虽然冯秉正神甫等也曾到东北、蒙古等当时的“鞑靼地区”进行测量，但很多区域并没有实际到达。毫无疑问，张诚的记录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那么，在华西方传教士在绘制《皇舆全览图》过程中是否利用了张诚的记录？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几乎全部依靠1708—1717年间西洋传教士的实地测量，并没有利用十几年前张诚留下的资料。

张诚日记传回欧洲之后，其地理价值很快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有学者称:“此种行记关于塞外之地势、人民之风俗、喇嘛之风习、土产、植物、长城、皇帝之行猎等事，皆包含有宝贵的说明。又如传教师之居京师及与康熙皇帝之关系以及天文测验等事，皆附见焉。亚洲之野驴首见欧人著录者，即是编也。”[30]虽然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了张诚日记，但唐维尔显然早就接触到张诚日记并注意到了它的地理学价值。在得到杜赫德送来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唐维尔立刻发现了《皇舆全览图》并没有利用张诚日记的各种测量数据。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杜赫德委托唐维尔绘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时，他们于1728年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没有杜赫德的同意和授权，唐维尔不得单独出版中国地图。[31]然而，1732年唐维尔却出版了拉丁文版《中国鞑靼及朝鲜、日本王国图》，而此时《中华帝国全志》尚未出版，唐维尔这样做显然是违反协议的，杜赫德更不会允许唐维尔抢先出版相关地图。那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唐维尔的这张地图没有利用杜赫德的资料。这张1732年地图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该图是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张诚的记录而编绘的。[32]

有了这样的经历，唐维尔在帮助杜赫德编绘《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时自然会参考张诚日记，这也是《中华帝国全志》所附鞑靼地图与《皇舆全览图》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2.宋君荣神甫的地理研究

在《皇舆全览图》之前已有的地理资料是否曾被利用来绘图，这是需要进行研究和分辨的，但其出版之后的一些地理资料则肯定未能体现在《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过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部分资料恰恰是导致唐维尔《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产生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唐维尔用来编绘《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资料大多来自于杜赫德神甫，这其中不仅有各种版本的《皇舆全览图》本身，还有参与测绘工作的传教士们陆续寄给杜赫德的各种记录。不过，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一、杜赫德只收集传教士的资料，对于其他非耶稣会士的记录和研究，他从不采用，也不收录。但唐维尔从不拘泥于资料的来源，只要经过甄别被认为可信的材料他都会采用。二、即便是传教士的资料，唐维尔也不单单依靠杜赫德来获取。作为“国王地理学家”，他有很多直接获得在华传教士资料的渠道。以上两个方面的信息都反映在《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编绘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唐维尔从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那里获得的有关地理研究。

宋君荣（1689—1759）生于法国加亚克，1723年到达中国，1759年逝世于北京，在中国生活了37年。他精通汉语和满语，是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伦敦皇家科学院客座院士以及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的汉学成就尤其引人瞩目，被誉为“18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汉学家”。其主要著作有1739年在巴黎出版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王朝史》，1791年和1814年刊载于《中国杂纂》中的《论中国纪年》和《大唐王朝史》等。宋君荣在汉学圈内享有盛誉，与欧洲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长期保持通信。在中国，宋君荣也得到了满清宫廷的重用，他多次为觐见乾隆皇帝的欧洲人担任翻译，并获准阅读宫廷藏书和各种资料。

宋君荣抵达中国时，《皇舆全览图》已经出版，他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该图的测绘工作，在此后的生活中，宋君荣也很少有机会到中国各地去旅行，他的主要研究都是在书斋里完成的。但是，宋君荣对于中国地理方面的知识却十分留心。由于在宫廷中任职，宋君荣得以会见一些来自中亚的宗教人士、西藏的喇嘛和鞑靼僧侣，[33]与他们的交谈也让宋君荣获得了很多中国边疆的地理信息。前文述及，早在未启程来华时，他便在巴黎杜赫德寓所里接触到了杜德美神甫寄自北京的有关《皇舆全览图》的信件。抵达中国后，他更进一步搜集《皇舆全览图》的相关资料。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藏有（杜）德美所撰关于此地图之记录”。[34]

大约在1730年前后，唐维尔和宋君荣之间建立了直接通讯联系，他们广泛地讨论各种中国地理问题。从巴黎图书馆保存的资料来看，唐维尔绘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时所参考的1719年铜版《皇舆全览图》就是由宋君荣邮寄给他的。[35]据研究，这些图是宋君荣1720年代末期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上直接复制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宋君荣的确可以接触到清宫所藏的各种文献资料。[36]唐维尔在绘制中国总图时需要对西部边界进行精确定位，而参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传教士只到达过哈密附近，由此往西的区域在地图上并不准确。乾隆时期，随着平定准噶尔战争的最终胜利，西北边疆的信息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北京。宋君荣显然对此有所搜集和整理，他绘制了远到里海海域的地图，并将有关里海海岸的手稿地图寄给了唐维尔，虽然他们二人在有关里海西岸城市阿斯特拉罕的具体位置问题上存在争论，但这并不妨碍唐维尔在中国总图以及鞑靼全图西界的绘制过程中参考宋君荣的地理资料。[37]

由于从宋君荣那里得到了最新的地理信息，特别是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情况，唐维尔所绘的《中华帝国全志》附图自然与《皇舆全览图》有较大的不同。

3.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地理资料

前文述及，杜赫德在编撰《中华帝国全志》时排除了非传教士的资料。不过，唐维尔却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一切有价值的地理信息他都会谨慎地利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依据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地理资料来绘制鞑靼地图。

俄罗斯科学院在彼得一世的倡议下成立于1724年，是俄罗斯全国性的专业学术机构。到1943年之前该科学院一直设在圣彼得堡，现在改称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中心。唐维尔绘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时，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才刚刚成立不久，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科学院聘请了很多外籍院士来提升研究实力。法国地理学家、绘图家里斯尔（1688—1768）就被聘为科学院天文学所的所长。里斯尔的哥哥Guillaume Delisle也是法国大名鼎鼎的地理学家，巧合的是，他正是唐维尔前一任的“国王地理学家”，要不是1726年去世，《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改绘工作可能还轮不到由唐维尔来担任。

唐维尔与里斯尔同是地理学家和绘图家，他们在巴黎时已经相识，里斯尔到圣彼得堡后，两人更是保持了大量通信，其中多半是有关地理的学术问题。在绘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时，唐维尔利用了很多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材料。其中，唐维尔所使用的1721年木刻本《皇舆全览图》就是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得到的。今天，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还保存这部唐维尔当年使用过的1721年《皇舆全览图》，[38]在多数图幅的背面都有红色笔书写的俄文标题，这说明这些图并不是从杜赫德以及在华法国传教士们那里获得的，而是更晚一些通过与俄国的关系得到的。[39]

唐维尔与圣彼得堡的学术联系非常紧密，到了18世纪中期，他本人也当选为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这很可能是里斯尔大力举荐的结果，而这个身份也让唐维尔更容易得到来自俄国的地理材料。除了1721年版《皇舆全览图》外，里斯尔还将圣彼得堡科学院所保存的有关日本附近海域的荷兰航海图稿本也提供给唐维尔，[40]还把白令海峡的地图寄到巴黎。这些材料让唐维尔在《中华帝国全志》所附鞑靼全图上绘制了《皇舆全览图》所没有的西伯利亚海岸附近岛屿以及日本列岛。

前面提到的宋君荣神甫也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他与里斯尔也保持着长期的学术联系，也是唐维尔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间接桥梁之一。在现今留存的宋君荣书信当中，有许多他和里斯尔讨论地理问题的内容。特别是1728年到1729年间，他和里斯尔频繁在信中讨论有关鞑靼东部地区的地图问题，这恰恰是唐维尔绘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时期。在同一时间段内，这也是唐维尔、里斯尔和宋君荣三者之间通信的主要话题。[41]宋君荣和里斯尔有了这层关系，我们便容易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也会有康熙《皇舆全览图》，宋君荣神甫可以复制1719年的铜版地图寄给唐维尔，他也可以将1721年版的木刻本地图送给里斯尔，而这些地图最后又辗转落到了唐维尔手里。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的地图交流暗示着唐维尔直接或者间接地从里斯尔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材料。可以肯定的是，圣彼得堡在连接北京和巴黎之间起了重要作用，来自俄罗斯的地理资料对唐维尔《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编绘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就唐维尔编绘《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情况总结如下。

总体上说，唐维尔的《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是以1718年、1719年和1721年版《皇舆全览图》作为母本改绘而成的。特别是中国本土15省地图，基本保持了《皇舆全览图》的原貌，甚至连绘图的风格都十分相近，例如二者都在省的边界之外留下空白。唯一的区别是《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上的地名比《皇舆全览图》略少。

唐维尔对《皇舆全览图》改动较大的地方出现在鞑靼地区总图和分区专图上。他利用了张诚日记、宋君荣神甫的研究成果以及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地理材料。换言之，唐维尔找到了《皇舆全览图》鞑靼地图之外他认为更有价值的材料，与鞑靼地区相毗邻的区域大部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因此他有理由利用来自俄罗斯的地理材料，以弥补《皇舆全览图》的不足——以鞑靼地区的广袤来看，传教士涉足实测的实是其中一小部分。

唐维尔是典型的书斋型地理学家，他足不出户，从未参加过任何实地测量和考察工作。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对地理资料价值的判断力。他并不是在地图上罗列手中所有的资料或者循仍旧图，而是慧眼识别出可靠的地理信息，选取其中最为可信的内容去更新旧图。从他在西方绘图史的地位来看，他的这种判断力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在《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绘制中，唐维尔所使用的《皇舆全览图》之外的材料也是经得起学术检验的。唐维尔在回击那些对他的质疑时说：

首先，我要高兴地宣布，杜赫德神甫《中华帝国全志》中所包含的中国分省地图、鞑靼地图和西藏地图都是依据从中国寄来的地图进行改绘缩小的，绝对服从原作(如果我可以用“服从”这个说法）。我认为保持原作的风格也很重要，这样一来这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精美的鸿篇巨制是绝对忠于原图的。[42]

他的这段话是基本属实的。

四 《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流传和影响

《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以后立刻受到欧洲的关注，该书虽价格不菲，但市场需求甚广，因此一再重印，唐维尔所绘的地图也因此名声大噪。虽然开始有人指责地图未忠实原作，但经过唐维尔《中国回忆录》的解释说明后，争论逐渐停止。事实上，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声誉。1738到1741年，伦敦翻译出版了此书的英文版。1785年，唐维尔为《中华帝国全志》所绘的中国地图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集结出版，[43]印刷时仍然使用了原来的铜版。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1737年荷兰海牙出现的一种唐维尔《中华帝国全志》附图的盗版版本。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曾把这个版本认作唐维尔的原作并加以研究。这个盗版地图集出现的起因是1736年海牙的书商首先盗版了《中华帝国全志》。不过，他们由于无法获得附图的铜版，只好在仓促中舍弃了地图。但广大读者显然对原书的附图情有独钟，盗版商于是在1737年仿照原图进行了雕版并单独印制出版，题为《中国、中国鞑靼和西藏新地图集》。[44]除了38张城市图之外，该地图集包含了所有唐维尔绘制的中国地图。

盗版地图跟原图几乎一模一样，但仔细比对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差别。盗版地图印刷和纸张的质量都比较差，山脉的符号也略有不同。盗版图还把只有在唐维尔中国总图中出现的道路加在分省地图当中。鞑靼和西藏图都加上了椭圆圆圈的装饰，而这些在原图地图中都是没有的。

唐维尔看到荷兰盗版地图后十分震惊，他表示：

几乎所有的地图不仅仅在精确度方面与原图相差甚远，在雕版的各个方面也做得极差。荷兰地图上的山脉非常粗略，看上去是小山丘，彼此分离杂乱无序，并没有像自然界那样连在一起。字体微小，同样很粗糙。我们在荷兰地图上发现一些河流，但在原图上却没有。如果我们不厌其烦仔细检查每一张地图，毫无疑问，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错误。[45]

虽然唐维尔对盗版行为进行了抨击，不过由于盗版价格低廉，它们比原版更加流行。另外—个原因是荷兰盗版地图图幅更大，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的折叠地图更加便于查阅。这使得50年后，阿姆斯特丹不得不对盗版地图和《中华帝国全志》全书进行重印，其所使用的仍是50年前的旧版。

唐维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地图是中法两国的传教士和地理学家在北京、圣彼得堡和巴黎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成果，法国在华传教士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唐维尔《中华帝国全志》附图基本参考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但也利用了张诚、宋君荣等在华传教士所搜集的资料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相关研究。《中华帝国全志》附图在欧洲对东亚地理知识的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帝国全志》和唐维尔地图使得法国绘图学持续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对东亚地图的绘制方面保持领先和权威地位，并将这种权威优势保持到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扩展和绘图技术的改进，第一手材料的增加才逐渐取代了唐维尔对中国地图绘制的影响力。[46]

按：作者程龙（1976—），男，辽宁沈阳人，任职于北京语言大学。原文载《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