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海昏侯，北有贵妃墓。”
古老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的发现，将改写契丹民族的历史，因为现在契丹族的历史文化圈已扩大到了滦河流域。
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辽代贵妃墓葬，它与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成为两个入选“2015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墓葬项目。2015年，辽代贵妃墓葬考古发掘结束后，辽代贵妃家族墓园布局、贵妃是否正常死亡等关于墓葬的谜团，一直萦绕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之庸和他的考古发掘团队中。在2016年多伦小王力沟辽代贵妃墓葬考古勘探，这些谜团得到破解！
解谜之一：
墓园布局及关系
“通过发掘，基本弄清了墓园的平面布局，该墓园由墓葬、附葬墓坑及享堂构成，尤其是主墓的附葬墓坑在辽代考古中并不多见。辽代贵妃墓与附葬墓坑应为该墓地年代最早者，代号为1号墓葬比辽代贵妃墓略晚，代号为6号墓葬的时间最晚，墓地时间跨度为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盖之庸说。
(辽代贵妃墓布局)
据介绍，在辽代贵妃墓葬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人员进行了文物调查，发现了一座辽代城址、三处遗址、一处有墓葬迹象的墓地。随后，考古人员经重点勘探，继2015年发掘的辽代贵妃家族墓地1号墓葬和辽代贵妃墓葬之后，又发掘了四个墓葬，一个墓址。其中两座墓葬早期被盗，墓葬规模不大，属辽代中小型墓葬。3号墓葬从发掘情况来看，是一座未营建完成的墓葬，出土有砖雕莲花构件;4号墓葬和5号墓葬中，没有发现遗骨，行制有似辽代贵妃墓葬耳室，与贵妃墓有关，应为主墓的附葬墓坑。
(贵妃墓出土的玉挂件)
此外，在5号墓葬中发现已腐朽无存的木函，在木函内发现骨灰及一枚玉石质挂坠，挂坠有焚烧的痕迹。盖之庸和考古专家推测，这些墓葬或许是和辽代贵妃关系密切的侍女、随从或部属的墓葬。此次发掘的代号为6号的墓葬，为贵妃家族其他重要成员的墓葬，是该墓葬已发掘的墓葬中年代最晚者。该墓葬虽经多次盗扰，仍出土了金、银、玉、石等材质的随葬品，以及291枚白、黑两色的石质围棋子。
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金银器数量显得很少呢?
(贵妃墓出土的铜镜)
解谜之二：
金银器明显减少
与几乎同时期且墓主人身份相似的陈国公主墓出土随葬品相比，辽代贵妃墓出土的金银器明显减少，且制作也较为简单。盖之庸认为，《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此诏令与辽、宋当时正发生战争，经济明显困难的时局有关，而墓主人下葬在此诏令颁布的第二年，即统和十一年，因此金银器使用减少，也属正常。
(贵妃墓出土的金器)
同时，在辽代贵妃墓中出土了代表皇室等级地位的高规格葬具，如银鎏金镂空凤纹高翅冠、金花银镂空凤纹高靿靴、金镶玉龙纹玉捍腰等，如此高规格的葬具属首次发现。盖之庸称，这些葬具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高翅鎏金银冠、鎏金银靴等相比，也没有镂空等复杂工艺。通过这些对比，能了解到当时辽代宫廷的生活状态。
“辽代贵妃墓葬汉文化影响最深，比如贵妃墓的门，是极具唐风的，且葬具使用了木制围榻，两个立柱，围着中央的棺材，是中原贵族常用的葬具，类似的葬具在辽墓中鲜有发现。但萨珊文化、粟特文化也不能忽视。包括这个墓里出土的玻璃器、铜盘等，都是舶来品。从这些器物里，能够看到多种文明融合的痕迹。”盖之庸说。
尘封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多种文明的融合让我们对辽代文化充满了敬意，也更加渴望了解历史背后的故事。
(贵妃墓出土的鎏金银靴)
解谜之三：
贵妃是正常死亡
《辽史·公主表》载：“圣宗十四女，贵妃生一女，燕哥第一，封隋国公主，进封秦国。”此贵妃，即应为辽贵妃墓墓主人，这也是史料对墓主人唯一的记载。
盖之庸称，墓葬中发现墓志一盒，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及结合相关史料，该贵妃为辽朝第六位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位皇后，出自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萧阿古只一系。在辽代9位皇帝中，有4位皇后出自该家族，为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一支。辽贵妃墓墓主人父亲为与宋作战的辽代名将萧宁、母亲为萧太后的女儿魏国公主。由此，考证可知其为萧太后外孙女。她秉承家族传统，在很年轻时，就嫁给了辽圣宗当皇后，还生了一男两女。可惜的是，因为宫廷内的残酷倾轧，她不知犯了什么事，被降格为贵妃，而且被迫离开辽代政治中枢，回到了自己家族的封地。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20多岁的她溘然去逝。初步认为，贵妃是正常死亡。
(辽代贵妃墓出土的器皿)
解谜之四：
发现辽代滦河行宫
辽圣宗耶律隆绪墓位于赤峰，但其贵妃墓葬却位于锡林郭勒盟。贵妃为什么不和辽圣宗同葬?为何葬这么远?是风俗使然，还是另有隐情?这些谜团至今依然未解，盖之庸和他的考古团队正在寻找答案。
经过几年考古调查，考古队员在辽代贵妃墓东南2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城址。通过调查可知该遗址近20平方米，地表可辨辽代大型夯土台共12处，并有多处房址、水井等遗迹。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清理辽代宫殿基址一座，该基址长24、宽10米，进深6.5米，面阔5.5米。由黏土夯筑形成高台基，以青砖垒砌基础，其上夯筑墙体，内抹白灰，外设回廊，并见柱两排。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部分瓦当加饰绿色琉璃，以宝相纹为主。
(辽代宫殿形制)
“很可能就是史料中记载的滦河行宫，辽代很多历史事件(如重元之乱、萧太后指挥战役等)都与之相关。此次辽代滦河行宫的发现也解决了许多辽代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次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此次辽代滦河行宫发现源于对先前发现的辽代贵妃墓的思考——一个萧氏贵妃的墓葬不在皇都，却偏偏坐落于多伦县小王力沟。”盖之庸说。
据介绍，该城址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沟通辽代上京与南京的重要通道，而且此地为草原湿地，夏日气候十分宜人。根据《长安客话》等史书的相关记载，该辽代宫殿建筑很有可能就是辽代‘夏捺钵’(‘捺钵’为契丹语词，意为辽帝行营。辽帝保持着先人游牧生活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四时各有行在之所)。
2019年，考古人员在该墓葬附近发黄土坑遗址发现一处千年前的辽代大型宫殿遗址。这座古代宫殿遗址建于高大的夯土台上，总平面呈“凸”字形。主建筑西北部有抱厦，即原建筑上接建的房子。宫殿建筑用黏土夯筑墙体，内抹白灰，墙体厚度1米。建筑内地面由方砖铺就，大部分已无存。宫殿的登临踏道以青砖错缝平铺而成。
“辽代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解决了许多辽代悬而未决的问题，应为相关史料所载的‘滦河行宫’和辽‘夏捺钵’之地，辽代帝后经常来此，辽代许多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圣宗贵妃墓出现在附近，贵妃很可能在陪同圣宗皇帝的时候病故，而埋葬在附近，是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盖之庸表示。
盖之庸说，“其中多形态的人面、兽面纹瓦当在以往的发掘中未发现，还采集到许多琉璃构件，可反映出这片遗址的高规格。”
(辽代宫殿人面建筑构件)
盖之庸经史料比对及基址所处地理位置认为，新发现的辽代大型宫殿基址的建筑形制及出土的建筑构件，与辽祖州城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和建筑台基的形制几近相同。
“另外，此遗址与金太子城遗址、元上都遗址，乃至清承德避暑山庄都分布于坝上草原，功能也比较接近，而黄土坑遗址为最早者，它的发现，对研究夏宫制度等问题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盖之庸说道。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建恩研究员介绍，辽代贵妃墓葬的发现，对研究辽代历史，特别是辽代后族萧氏家族及辽代奚族的研究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对中国北方辽、金、元三代夏宫制度的研究将有重大意义。
(图片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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