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子
当时间来到公元2世纪末的时候，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沉疴难起。184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更使得整个帝国气若游丝。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王朝的韧劲在关键时刻显现了出来：在皇甫嵩、卢植、朱俊等一群末世名将的共同努力下，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起义被迅速镇压，帝国好像迎来了续命的机会。
而且，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中国历史在公元18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竟然出现了若干种不同走向的可能。
这个人是皇甫嵩！
02
东汉王朝的第一种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一个机会：中兴大汉。
皇甫嵩生于官宦世家，父亲皇甫节，任雁门太守；叔父皇甫规，任度辽将军。
家学渊源，皇甫嵩文武全才，早早地就“举孝廉为郎中，迁霸陵、临汾令”，后因丁父忧去官。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而且，无论是卢植、朱俊的中央军，还是董卓的地方军，均征讨失利，无功而返。
皇甫嵩审时度势，建议灵帝“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讨颖川黄巾”。
从此，皇甫嵩开启了一段“开挂人生”。
- 长社城火烧连营，以少胜多，大破贼将波才，“斩首数万级”，皇甫嵩因功封都乡侯；
- 于仓亭“生禽卜己，斩首七千余级”；
- “与角弟梁战于广宗……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
- “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于是，“拜嵩为左车骑将车，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并属扶风。合八千户”。
而且，因为张角早已病死，“黄巾起义”其实已经被平灭，苟延残喘的东汉王朝犹如得了一枚“还魂丹”，垂死的脸上又出现一丝血色。
王朝仿佛有了“中兴”的模样！
这个时候，皇甫嵩就具备了成为定难功臣和中兴名将的条件。而且，信都令阎忠也给他提出了建议和具体措施：
“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
且不说阎忠这番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如果皇甫嵩按照这个建议，诛阉官、除群凶，广纳贤良，重振朝纲，让东汉再续命几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皇甫嵩一是为人过于忠正，二是缺乏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或者说是没有野心。他一心只想做一个忠臣、甚至只是一个循吏：朝廷有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无事，则宁愿退职去官，不沾是非。
所以，他充其量算是一个曾国藩式的人物，注定成不了曹操或者司马懿。
（镇压黄巾起义）
03
东汉王朝的第二种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二个机会：代汉自立。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此时的皇甫嵩不仅立下不世之功，朝野之望正隆，而且还掌握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在乱世之中，“枪杆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阎忠发现了这个问题。
阎忠问：将军现在“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但却在伺候一个庸弱的君主，你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皇甫嵩说：我勤劳做事，忠心为国，为什么要担心安全问题呢？
阎忠说：原来韩信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感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叛，“利剑已揣其喉”的时候才悔不当初。现在皇帝的能力比不上刘邦、项羽，将军的权势却远大于韩信，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顺应时势，崇恩振武，诛宦官，除奸臣，“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赤裸裸地让皇甫嵩自己当皇帝。
阎忠说的韩信是怎么回事呢？
还别说，皇甫嵩当时面临的形势虽然和韩信有所不同，但机会却是一样的。
楚汉相争到第三年的时候，项羽“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而刘邦也好不到哪里去，“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智勇俱困”。这时，纵横家蒯通同样劝手握重兵的齐王韩信，趁刘、项二虎相争、疲惫不堪的时候，“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服听而归德於齐。”
然而，作为一代“战神”，韩信的政治智商却极为低下，“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刘邦不会把他怎么样，就拒绝了蒯通。
皇甫嵩同样拒绝了阎忠，这应该与他的出身和教育有关，所以他选择了“委忠本朝，守其臣节……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无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东汉王朝这么一个熟透的果子，皇甫嵩不要，有的是人想要。
比如董卓。
（蒯通劝韩信）
04
东汉王朝的第三种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三个机会：诛董卓。
董卓亮相的时候，东汉王朝经过“黄巾起义”和“州牧”制度的建立，国家秩序已经被全部打乱。此时，距离灭亡，只差最后一脚。
这一脚，董卓踩了下去——独霸朝纲、废立皇帝、迁都长安，然后汉献帝像个玩具一样被踢来踢去——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和国家功能已不复存在。
确切说，国已不国！
而皇甫嵩本来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发生，因为他有机会杀掉这个乱臣贼子。
两个人素来不睦，他们的价值观差别太大。
自古以来，嫉贤妒能、相互倾轧是一条官场铁律，一心为公的总会受到私欲熏心的嫉恨，像范雎害白起、郭开害李牧、秦桧害岳飞，等等。
皇甫嵩同样遭到了来自于董卓的“特殊照顾”，原因就是皇甫嵩不仅劳苦功高、忠心耿耿，而且在战场上无论是战略眼光还是临场战术，都远远超出董卓一大截，尤其是陈仓一战，皇甫嵩坚持自己的思路，结果“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王）国走而死”，凉州叛乱被一举剿灭，让董卓颜面无存，“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另一件事加深了两人的矛盾。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朝廷拜董卓为并州牧，却让把兵交给皇甫嵩（诏使以兵委嵩）。
“枪杆子”哪能随便交出去？“卓不从”。
别说是军令，连皇帝的话都不听，这性质就严重了。
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看不下去了，他对皇甫嵩说道：现在朝政颓败，百姓困苦，能扶危济困的就只有你和董卓。现在你们俩已经心生嫌隙，势不两立。董卓犯上抗命，属于大逆不道；京师昏乱，却踌躇不进，是心怀不轨；而且此人“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您应该以国家的名义征讨他，对上尽忠，对下除害，这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一样的功绩啊。
关键时刻，皇甫嵩公忠体国的一面再次占了上风：董卓抗命有罪，但是我私自诛杀他也不对，不如光明正大地上奏朝廷，由朝廷处分。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日益做大的董卓。皇帝仅仅是轻轻地批评了一下，而董卓则再次把账算到了皇甫嵩头上（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几个月后，外戚（何进）和宦官火并，董卓进京，坐收渔利，迅速掌握朝政（秉政），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皇甫嵩首当其冲。
“初平元年（190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
长史梁衍又一次向皇甫嵩建议道：董卓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招你去也肯定没安好心，不如借皇帝的名义起兵，与袁绍东西合击，必能一举成擒。
皇甫嵩却大有春秋伍奢之风，明知董卓这次任命包藏祸心，却仍然不逃亡，更不像梁衍建议的那样起兵反抗，而是从容赴任（嵩不从，遂就征）。
其实，以当时董卓的不得人心和皇甫嵩的个人能力威望，梁衍的建议其实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成功的可能性。但皇甫嵩再次说不。
这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如果皇甫嵩当时杀了董卓，不仅是为民除害，更是为国诛奸。倘若如此，东汉王朝的命运还真没法说，至少曹操不会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
（董卓）
05
东汉王朝的最后一种可能
军阀割据。
如果皇甫嵩稍有作为，曹操就根本没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东汉末年最可能出现的形势就是军阀割据，类似“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乱世会提前到来。
理由有二。
其一，废史立牧。
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祸乱之源。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室宗亲刘焉看到“政化衰缺，四方兵寇”，时局已经无法收拾。出于自保的考虑，他向朝廷提议，鉴于目前兵荒马乱，原来的刺史权力太小、能力太差，无法满足当前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的管理需要。因此，有必要改变刺史体制，任用宗室重臣为州牧，为帝国保驾护航。对此，灵帝审批通过，史称“废史立牧”。
这一制度导致了中央权威的彻底丧失，“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因为，州牧制度的最大缺陷是权力太大，自治度太高，辖区内的财、政、军大权均集中于州牧一人，看一下西汉初年的“封国”和中唐以后的“节度使”就知道其危害有多大了。
从中平五年（188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据兖州，公孙度据辽东，刘虞、公孙瓒据幽州，袁绍据冀、青、并，袁术据扬、豫，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陶谦据徐州，就像战国七雄的格局一样，天下不仅已经被分割完毕，而且相互之间还攻伐兼并，东汉实际已名存实亡。
（东汉后期割据形势）
其二，曹操没法形成气候。
如果皇甫嵩不主动放权，就不会出现董卓乱政，汉献帝就不会西去东归，曹操就没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没法迅速做大，形成后来的那般气候。
在建安元年之前，曹操只是一个小军阀，他没有皇甫嵩这样的军功和朝野之望，没有袁绍“四世三公”的家族影响力，没有刘焉的宗室身份，也没有刘表那样早下手占住一块地盘。而且，当时的他不仅势力微弱，而且周边还有袁绍、马腾、张绣、刘表和袁术等群强环伺，稍微不注意就有被吞并的危险，可谓刀口舔血，朝不保夕。
汉献帝自长安东归洛阳带来了重大机遇，曹操和他的谋士们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它。尤其是以残破和缺粮为由，让天子放弃洛阳，移驾自己的根据地许昌（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傀儡政府正式宣告建立。
这一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 汉献帝。汉家天子成为一个“荣誉称号”，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捞取到人生最大的政治资本；
- 其他诸侯。一夜之间成为“反派”，站在了朝廷（实际上是曹操）的对立面。
以战争为例，原来他们天天打打杀杀，目的很单纯，就是是为了抢地盘，损人肥己，从而攫取势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就说刘备吧，他整天叨念的所谓“匡扶汉室”都是胡扯。
但是在汉献帝“都许”之后，战争的性质忽然变了——曹操打别人成了“奉旨讨贼”——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军阀，结果曹操换了件马甲后，别人都成了“贼”，就他自己合法了。
千万别小看这套马甲，它的作用大了去了。用沮授劝袁绍的话说，就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其依仗的就是一个“师出有名”。像西凉韩遂、马腾向许昌派质子，荆州刘表贡奉不绝，吕布想让曹操封自己为徐州牧，等等，都是这幅马甲带来的实惠。
（挟天子以令诸侯）
历史没法假设，更不可推倒重来。
末世名将皇甫嵩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本分，却让一段历史从此变得更加纷乱和扑朔迷离。
一段评说，权当戏说。
#三国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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