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的第四年（公元1525年），大明王朝不到三百年的基业已经过了泰半。从建国初到嘉靖帝登基这一百多年里，朱元璋的一代草根精神已经被至高无上的权力、衣食无忧的富贵消磨殆尽，不行正道的朱氏皇子在完全违背进化论的原则下，谈情说爱、修佛论道、内讧花钱，一套套车轮上阵，正经事上却打不起精神。
朝堂不上、边关不守，朱元璋优良的政治基因在他的儿孙身体里全部突变成了花花肠子，如果朱元璋在天有灵，看着自己血拼来的江山社稷被子孙这般糟践，非得从皇陵里蹦出来卷土重来一番不可。可是，毕竟死人管不了活人的事，纵然你是皇帝老儿，死了之后埋进黄土，不过烂泥肉一把，任凭子孙去折腾。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的消磨，嘉靖皇帝接掌江山的时候，大明王朝已是“驴粪蛋蛋外边光，里面净是糟糠”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正德帝朱厚照的堂弟，即位时年仅15岁，小有天资，虽略有几分痴相，读书却很卖力，对宫廷礼仪也极为熟稔。正德皇帝是明朝皇室里的奇葩，唯一擅长“幺蛾子”：不用玉玺，专用将军印，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不信任文臣，专宠太监，重用历史黑榜前列的太监刘瑾；他还是个“义子控”，给太多人当过“干爹”；对女人不爱，对宠物却万分上心，养了不少虎呀豹的。
总而言之，朱厚照当政期间，全职“胡闹将军”，兼职“荒唐皇帝”，他死后，以杨廷和为首的官员们不免心中暗爽：“小祖宗可算去了。”对那些自命“老二”的朝中大臣来说，正德帝无后，为他们选立新帝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正是他们洗牌的好时候。
朝堂里，当帝王居于弱势的时候，首辅大臣的角色就会起到左右天下的作用，所以朱厚照刚被抬进皇陵，首辅臣子杨廷和已经找好了上等筹码——朱厚熜。
因为朱厚照没有子嗣，又是单传，杨廷和与皇太后一商量，由最近支的宗室、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正合适。且朱厚熜年少聪慧，稍加提点，很有当明君的潜质。于是，谙熟朝廷掌故的杨廷和努力给朱厚熜办了一个合法继承人的手续，将他过继给他的伯父弘治皇帝（正德皇帝的父皇）。这样，朱厚熜就可以以孝宗的儿子而不是侄子的身份嗣位了。这种做法叫承祧。
朱厚熜满口答应，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这个皇帝就轮不到他做了。杨廷和看自己的棋子如此听话，正暗自盘算着自己的摄政光景，可不成想，嘉靖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就给满朝文官来了个下马威，打了大臣们的屁股不说，还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戴上了先皇的高帽。
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皇帝是以孝宗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皇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皇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也就是说要管自己的爸爸妈妈叫叔叔婶婶。
嘉靖皇帝此时固然年少，但却极有原则和主见，帮自己的父母正名，是他从一开始就筹谋好的翻身计划。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父母亲的出身背景过硬，他这皇帝才当的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于是，未到弱冠之年的嘉靖皇帝开始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开展“大礼议之争”，历时数年，结果硬是“胳膊拧过了大腿”，为他的生父争得了“皇考兴献帝”的地位和荣誉，把内阁一把手杨廷和逐出了朝廷。
这段“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维护礼的问题，实质上是却是抢夺最高领导权的问题，是新帝加强皇权的表征。礼仪之争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杨廷和集团维护礼仪的合法性，是在变相地否定嘉靖帝独立掌控政权的合理性，杨廷和嘴上说是为国尽忠，维护祖宗法制，其实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图谋做操控皇帝的终极老板。
最终，嘉靖皇帝胜出，也就等于说皇权的胜利。然而，皇权问题、君臣矛盾并没有因为礼仪之争的结束而得到根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让本是胸有成竹的文臣武将意识到，当初躲在首辅背后的幼帝实则一个打盹的老虎，绝对惹不得。在给皇帝卖力的日子里，如何在他身边做一个有才而不抢风头的臣子，一个本质上是老大、职位却是老二的执行总裁，成为了所有首辅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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