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书作者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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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ericanempireproject.com/blog/the-empire-and-the-five-kings-excerpt/
法意导言
本文是《帝国与五个国王》一书的作者序言，作者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知名导演，同时也是法国反种族歧视组织（SOS Racisme）的联合创始人，曾在法国政府的外交使团中任职。在文章中，作者借助黑格尔对美国的预言与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种种行为，来阐释美国的“非帝国性”，并表达了自己对“美利坚帝国威胁论”得以盛行的困惑。
帝国与五个国王：美国的逊位与世界的命运
作者：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
译者：张姗姗
在伊拉克的基尔库克省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一场孤立的暂时性叛乱么？
导致这次叛乱的原因是什么？
13年前，我追随着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足迹，走遍了美国的每个角落，并且写了一本关于这次旅程的书。当年，美国社会的一切让前来考察的托克维尔感到眩晕。而我观察美国所得的结论要比托克维尔简单得多，但不幸的是，我观察到的现象更加令人担忧。
这要从很久以前的黑格尔时期开始讲起。
听我讲完，读者就会明白，对于美国来说，“世界警察”、“民主的捍卫者”、某些在我眼中不值一提的国家的“忠实盟友”等身份，都不是美国的本意。
我记得，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专门用了几页笔墨来介绍新生的美国。他写道：“美国的出现绝对是一件大事。”
黑格尔将美国的产生看作被他称为“普世史”的线性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正因美国处在这一弧线的最起点，所以在它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会出现战争、冲突、分裂、和解，会产生伟大的英雄事迹，也会有背信毁约等不义行为。到如今，美国土著民族只剩下了一块保留地，但面积却相当大。
图为《帝国与五个国王：美国的逊位与世界的命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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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土地如大海一样广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像扁舟上的水手一样，在沙土和岩石组成的海洋中开拓生活。空间的广阔使赋予了美国人一种“牧羊人”的气质——自由散漫，无忧无虑。只不过，相比于林间的牧羊人，他们则更像是海上的捕鲸者。
梅尔维尔（Melville）在《白鲸》中所描绘的海洋的景象，就是美国的缩影，只不过在这里，没有无边的汪洋，只有无际的草海，绵延的原始山谷，一片片淡绿色的山坡，一眼望去“波涛翻滚”的草原，一群群马儿在草原上悠然漫步，它们竖起的耳朵就像“远处的船只露出桅杆的顶端”，而身体则隐藏在碧绿的草海中“涉水而过”。
根据“普世史”哲学家的说法，正因为美国所具有的海洋的特性，它只能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就像一个没有方向、漂泊不定的游子，找不到来路与归途。但不管是将美国描述成海洋还是草地，不管美国人乘坐马车也是木舟，表达的意思都只有一个：美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永垂不朽——因为它永远都处在运动中。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二战后发布的关于美国的社会调查同样印证了黑格尔与梅尔维尔的观点。他发现，美国的房屋通常都是简单粗陋的，几乎不打地基就建在地面上，就像一个个临时的营地或大篷车。美国的小村庄也是一样的情形。那些来自欧洲的游客习惯了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特色鲜明的城镇，所以，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几乎人人都说：这些村落像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访客，总给人一种浮躁不安的感觉，好像随时都会搬走似的。虽然有不少人在这里居住着、忙碌着、生活着，但似乎下一秒，就会成为空无一人的鬼城。
不管是房屋还是社区，不管是村庄还是城市，抑或是整个民族，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们甚至难以在美国发现任何对稳定状态的渴望与需求。
对于这种现象，黑格尔的结论是，这样的美国的确是欧洲的延续，是人们所说的“未来国家”，甚至也是托克维尔口中的“上帝的秘密设计”。“（美国）手中掌握着半个世界的命运”，并最终塑造出世界样貌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尚未成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能完全体现“精神的普遍性”。
简言之，如果你认同黑格尔的论断，认为“帝国”的定义是“历史大国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其他国家，并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它们”，那么美国只能算是“半帝国”，因为它只符合这个论断的一半。
黑格尔认为，美国有其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它赢得战争，它孕育出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思想家、捕鲸者，它同时造就了英雄和怪物，它让奴隶与奴隶主相互厮杀战斗。
但它也缺少很多东西，与17世纪的法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不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没有辉煌的历史，也没有植根于悠久文明的自信与傲骨。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而且以后也不会有，绝对权力对人民的禁锢。
我记得第一次从黑格尔的书中读到这些内容时，是1968年5月左右。
当时我正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修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课程，这所中学离法兰西公学院很近，所以我经常翘掉学校里的传统哲学课程，去法兰西公学院听哲学大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讲课，那是他在学校授课的最后一年。伊波利特是首位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准确翻译成法语的人，他也从未停止过对黑格尔主义的学术研究。
我与邦尼·莱维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当时他已经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了，并“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我的哲学导师：我父亲联系了他在二战期间的自由军老战友、古希腊文化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韦尔南又联系了他的共产党同志路易·阿尔都塞，也就是后来我的教授，他把我介绍给了邦尼。那时的邦尼是法国最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团体的领导者，然而，25年后，他成了研究正统犹太教的大师。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命定一般的友谊仍然让我感慨万千。
有一天，我和邦尼还有其他两个朋友在公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聊天，邦尼仍然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希望能发掘出更多的哲学意义。突然间，我崇拜的让·伊波利特教授坐在了我对面。他手里拿着课本，用他沙哑的烟嗓，还不时用手势比划着，为我们讲述黑格尔对美国的看法，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通过陈述论题、展开反题并使它们成为综合体的过程。
要知道，就是在那个时代，让·伊波利特的名字，同其他天纵英才的名字一样，被刻在了思想家的万神柱上。
那是一个很矛盾的时代，用一些法国诗人的话说，“我们既不讲理，又很爱推理；非常叛逆，又追求逻辑；数学的计算越严格，科学的发展就越僵化；教授们越是顽强严谨地追求科学的真理，越有可能驱使人们片面、断裂地看待历史。”
我们这些年轻人容易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认识，即严谨与叛逆是息息相关的：对知识的坚守意味着对革命的追求，最抽象飘渺的、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学理分析，对于内行人（即我们眼中的自己）来说，则意味着最深刻的政治隐喻。
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在路易·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突破”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福柯所著的《疯癫和文明》一书的表面下，我们看到的梦寐以求的、虚无而又未经证实的“真理”；当让·伊波利特教授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地向我们谈论黑格尔眼中的“半帝国”时，当他描述美国面对这个身份的尴尬与不适时，我们只能姑且接受他的话，只能听着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左翼派别对美国的谴责。这些派别与今天的民粹主义运动一样，相信“长臂的”、邪恶的、全能的美利坚帝国主义要对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负责，但我们并不认同。
我们要记住，真理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信念。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从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
从那一天到现在，我从未认为，美国会是一支邪恶的力量，会企图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殖民帝国。
当然，美国人曾经屠戮印第安人的罪行是不可辩驳的，但这一罪行被美国人铭记在心并深切忏悔，甚至成为了关乎 “政治正确”的问题，阻碍了其他方面的进步——这足以证明美国人对过往错误的深刻反省了。同样，长期以来的奴隶制也是美国人曾经犯下的血腥罪行之一，但后来林肯总统解放了黑奴，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和巴拉克·奥巴马等少数族裔伟人也逐渐闪耀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
事实上，作为一个美国的崇拜者，从反对越战的示威活动，到特朗普当选时的舆论风潮，最让我意料不到与感到震惊的，是社会对“美国邪恶本质”的歇斯底里的谴责与妖魔化。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极其恶毒，也一直令我印象深刻。
如果有一杆能够衡量人们所做的好事与坏事的天平，我们会发现，世界太过于关注美国的天平上“坏”的一端：广岛事件，支持巴西、智利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独裁政权，在越战中使用的凝固汽油弹等等。而现在，“美利坚帝国威胁”则独自占据了这一端。但是，人们难道忘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了么？忘了它曾经两次拯救过整个欧洲么？忘了它坚定不移的资本主义立场最终战胜了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么？忘了它对波斯尼亚战争的屠戮者的惩罚么？忘了科索沃解放？忘了反塔利班战争？忘了美国全世界都在反对的激进伊斯兰教的制裁了么？
总体来说，美国做的好事远远多于坏事。伊波利特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得知安德烈·马尔劳（他在生活上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持有同样的想法时，我非常激动。在1971年，马尔劳计划离开孟加拉国之前，他在给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从未刻意寻求这个结果。亚历山大想成为亚历山大，凯撒想成为凯撒，但美国永远不想成为世界的主人。”
但是马尔劳并不赞成这样的美国，具体来说，他认为，即使尼克松政府与巴基斯坦政府是盟友，也应该使用武力制止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民的屠杀。他说，“在《独立宣言》精神指引下的美国，竟然不去帮助同样为自由而战的可怜人”，这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相比之下，伊波利特不是在评判美国，而是在观察美国。
在他眼中，美国的形象是：谦逊，不愿强迫别人，充满冒险精神，但是却因“半帝国”的性质而被世界谴责。
马尔劳与伊波利特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甚至决定了我的命运。最终，以下结论得到了验证，成为了我心中的信念：美国是一个强国，但从未寻求帝国的荣耀。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帝国，但它是一个“倔强的帝国”——它的高贵品质让它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暴虐；它是一个“笨拙的帝国”——有时过于高压，有时散漫自由。
美国只在必要的时候实行“帝国主义”，比如没有别人能和纳粹与法西斯盟国对抗的时候。它也有幼稚、不成熟的一面，比如把射向广岛的原子弹命名为“小男孩”的时候。
换句话说，美国是“帝国中的例外”，它并不像哲学家波里比阿与预言家丹尼尔所描述的波斯、罗马等帝国一样，实行残酷专横的统治，进行无休止的战争。
就目前的趋势来看，似乎美国正在卸掉担任了不足一个世纪的“世界消防员”的责任，从许多人眼中的“帝国”回归到一个“国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很令人安心，但那些与美国有着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发现美国在孟加拉战争或最近的基尔库克战役、库尔德斯坦战争中“撒手不管”，都感到心碎与震惊。
但是说到底，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抽象的政治问题，我们要从黑格尔的思想中去探寻答案，而不是过多地关注唐纳德·特朗普的任性自大等表面问题。
翻译文章：
Bernard-Henri Levy, The Empire and the Five Kings: America's Abdication and the Fate of the World, The American Empire Project, February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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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张姗姗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翻译的工作就是拆毁“巴别塔”，让人们在聆听世界不同声音的过程中，变得更包容。
技术编辑：董立扬
责任编辑：Y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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