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了解现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纪的全球发展史会是个重要关键。在当时，早已开始好几个世纪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跃进，而有了更为显著的成果，货物、讯息与人口流动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风险且代价高昂。特别是以欧洲国家的角度来看，十九世纪也是个处处充满拓展机会的年代，他们的军队、商人、探险家不断往世界各地迈进，寻找更往庞大的军事、政治或商业利益。许多现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型；例如现代印度之所以会生产闻名世界的大吉岭、阿萨姆红茶，便与英国殖民印度、大力推广茶产业的历史有极密切关系。
相较于自信满满的欧洲国家，十九世纪对亚洲国家却是个充满挑战的年代。当西方不断以优势技术扩展势力范围时，亚洲各国必须在此一迅速转变的世界中，找到最适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为其中一个选项。就如同日本虽厌恶西方帝国主义的到来，却也能欣赏对方优势，历经数十年的积极学习后，顺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没有丰富资源的岛国，也能成为世界列强。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对强势的大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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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追求物质上的进步，亚洲国家还须藉由诠释历史，在崭新的时代找到处世之道。曾在东地中海世界独霸一方的鄂图曼帝国，也难以抵挡来势汹汹的欧洲军队，从衰弱到崩解，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失。从帝国残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知道，如果再以「帝国继承人」自居，不仅无法适应这个新世界，更无法彰显令人振奋的成就；在共和国的诠释下，鄂图曼帝国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段腐败、黑暗、急于摆脱的过去。为了证明这点，土耳其共和国采取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开办两性共同上课的教育场所、鼓励土耳其佳丽成为世界选美比赛冠军、推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等。或是更极端一点，抛弃了过往帝国政府的普世精神，与希腊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交换」，曾混杂而居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居住好几个世代的家园，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乡。
透过日本与土耳其的实例可知，现代亚洲国家的样貌或国策，并非从一开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回应外在世界的挑战，才逐渐演化而成。稍微试着理解他们是如何回应十九世纪的转变，绝对有助于我们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现代世界的成形。上述前提，正是《从暹罗到泰国》的精彩之处。
为政治服务的国家历史
乍看之下，《从暹罗到泰国》像是近现代泰国编年史，但书中内容远多过于此，尤其作者以「国耻论的成形与再利用」，解释了现代泰国如何运用历史诠释，发展国家政策与研拟对外关系，进而打造现代泰国的基本样貌。作者史崔特在开头指出，近现代泰国的历史也是一段与西方帝国主义抗衡、并一度失败的故事，而对泰国当政者而言，问题在于：该如何诠释这段历史？十九世纪中叶的泰国国王为维护尊严，将割让土地一事，宣传成维护国家独立而筹画的政治交易。对此，作者很明确指出，泰国确实是十九世纪少数能维持独立的亚洲国家，但上述观点明显犯了时代错置；因为十九世纪的泰国比较类似联邦体制，与那些宣称被迫割让的土地之间，更像是「朝贡国」或「势力范围」的关系。因此，泰国政府的历史解释等于是利用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掩盖了与法国竞争中南半岛的企图。但重点是，无论这种观点有多不合理，都为「国耻论」提供绝佳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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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泰国政府的历史解释等于是利用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掩盖了与法国竞争中南半岛的企图。
在国耻论的基础上，衍生出史崔特称之为「选定创痛」的现象。一九三二年，泰国发生政变，国王被迫退居幕后。新政府为了巩固权力，必须告诉人民他们所带来的改变。首先，新政府大肆宣导泰国此前的「失土」、视之为不可分割的领地，并断定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印度支那居民，无疑是失去的亲族；上述说法禁不起严格验证，但能有效激起悲愤民族情绪，凝聚社会舆论。这种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于高峰，利用法国一时衰退，泰军冒险向印度支那发动战争而获胜。此一法、泰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在官方宣传中，被美化成「击退西方帝国势力、重新掌握故土」的英雄事迹。
民族主义的效应
因为泰国政府的刻意为之，以国耻论为养分的民族主义形塑了现代泰国的基本历史观，或者至少说是难以撼动的官方态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当然也有人质疑泰国官方的说法，但作者道出了一个相当值得警惕的现象：「国耻论就有一种这样的效应：它并不强迫每个人都接受民族统一论调，但它能造就一种环境，让有意表示反对意见的人胆战心惊，不敢说话。」
因此，《从暹罗到泰国》价值除了评析近代泰国史观的形成过程，更提醒读者过度渲染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如同结尾处还进一步提到，民族主义的力量是如何消除异议：
在国耻论当道时，政府散播许多历史论述，让泰国人知道他们的国家曾如何遭外国击败、羞辱。政治团体运用国耻论传递一种国家处境险恶、危机四伏的意识。它表达一种团结讯息：国人应该捐弃成见，团结一致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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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肆宣扬民族主义的年代早已过去，但民族主义从未完全消失，其仍然强韧地附着在现代国家中。如果我们放弃思辨民族主义宣扬的内容，很有可能造成的最糟结果是：「历史」再也不是启发思考的元素，而是控制人心的工具；以「民族大义」为口号，国家的所作所为都将毫无理由显得合情合理，即便这会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最后的苦果，得要数个世代才能代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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