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与中原诸侯国都不一样，因为秦国是一个蛮夷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自西周时代起始，中原的诸侯国就看不起秦国，在他们的认知里，秦国乃蛮夷之邦，归为异类，称之为“秦夷”，也称为“戎狄”，列国开会时期都不叫上秦国，只因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士不产于秦，无儒之国”
秦国的文化底蕴不及其他诸侯国，在当时的诸侯国是这样公认的，例如李斯曾说“士不产于秦”，荀子也说秦国“无儒”，这些均代表秦国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而且，秦国的人才招纳上均是从外引进，例如商鞅、韩非、李斯，这些并非本国培育而出。
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也无严格宗法制，当时的制度是“择勇猛者而立之”，在老百姓里，更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之国，但事实真是这样？
秦国的发展曲线是春秋列国中最为特别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史都是一个逐渐中原化的过程，好比楚国，楚国一开始也是蛮夷之国，但后来不懈努力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转型，成为一个礼仪之邦，文化方面非常发达，甚至比一些中原本土国家还讲究礼仪。
回头再看，秦国却与楚国正好相反，秦国初始也有意往中原化路线进击，但因中途一次偶然事件，在疾行里掉了头，秦穆公时，西戎的使者由余前来拜访，两人还发生了一段对话：“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这的意思是指，中原国家尊礼，尚含诗书之乐，都无法让人们安居乐业，反而内乱，西戎不仅无文化，治理起来不会更难？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西戎被重用，因此，面对秦穆公的发问，他非常熟练的用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笑着回答道：“中原之所乱，无非圣黄帝重礼乐法制，身以先之，仅以小治，且后世自诩为上等，骄纵，阻拦法制，以责督天下，仁义与怨望交合，上下不是争怨就是相互篡弑，至于灭宗，夫戎夷不然。”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起因，因为中原文化的发展规律就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必然骄纵，下层则以礼义的标准来要求上层，从而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形成分裂，造成内乱。
而身为“蛮夷”的草原文化则不然，草原地区物质文化虽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反而因此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能吃苦，以绝对服从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皆团结。
秦穆公听得由余这席话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此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倾向于中原发展，而是由戎狄发展，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并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更成为了秦军队的有生力量，在与西戎的融合里，给秦人的躯体注入了更多粗狂和野蛮，从而让秦人如狼一般的性格。
后世考古发现了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宝，其内并无中原其他国家，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最为独特，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这些文化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较，秦国文化具有鲜明对比，例如秦国在纪律方面更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史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逐渐废止殉人的野蛮风俗之期，秦国反而变本加厉。
据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时，殉葬者多达177人，创历史之最。
战国七雄里，中原国家讲究精神价值，然而秦国却以物质利益最为功利，因为秦国的文化简单直接，从以下典故可知：“秦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国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道，我从前服侍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快，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承宠交欢，我尝到了甜头，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反而感到愉悦呢？”
从以上这段可见，政治高层的对话，哪怕是外交场合，一样讲究功利，而不避讳其它因素，只因为这样简单直接，这，如若放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资料《中原文物》《五蠹》《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文/探索历史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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