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由多数人推动，还是由少数人改变？
想想多数人的组成和由来，就可能明确答案：这个世界是由少数人改变的，多数与少数并不对立。
洗手的历史
医院，一个气氛静谧、检验人性的场所，绝大多数人在这片白色中收获安慰与康复。然而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医院被称为“死亡之屋”。
那是一个还不知道细菌理论的年代，19世纪的医院，是病菌感染的温床，生病甚至垂死的人只能用最原始的设施。医院弥漫着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散发的恶臭。那种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工作人员走动时，都要用手帕捂住鼻子。
当时的医生绝少会洗手或者清洁医疗用具，而手术室就和那些不讲卫生的外科医生一样肮脏不堪，其他房间甚至可能堆满死尸。
美国画家托马斯·伊肯斯《肮脏的诊所》，1975
最容易受这种感染环境伤害的群体是产妇，特别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阴道撕裂的母亲——裂开的伤口正是细菌最理想的栖息处，而医生就是细菌的载体。
1847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总医院，接生的产房主要由两组人负责：一组是男性医科学生负责，一组是中年女性料理。
由医学院学生监督的那组，每1000次接生当中造成死亡的个案是98.4个；另一个由中年妇女操作的产房，1000次接生中只有36.2宗死亡。
这种差异，一开始曾被归因于男性医科学生在处理病人时操作“比中年妇女粗糙”。
但是医院里的一位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观察到，很多医学院学生会从解剖间直接走去为孕妇接生。由于没人会在解剖时戴上手套或者使用任何保护措施，医学院学生在解剖课后走进产房时，衣服上沾有少量肉或者人体组织也不稀奇。
而中年妇女们不会去上解剖课。
这是否就是问题的关键？
同年，塞麦尔维斯的一位同事在尸检割伤手后离世，其病发症状与死去的产妇类似。于是他想：有没有可能是解剖室里的医生将“有害颗粒”带到了产房？
在推测病因是尸体上的“感染性物质”之后，他在医院里增设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从解剖室出来的医生，必须用这种杀菌溶液洗手，才能再去照顾病人。
塞麦尔维斯提出，医生在手术前必须使用氯仿溶液洗手
到1848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个。
可是，塞麦尔维斯却未能令他的同僚相信，产妇的高死亡率与接触尸体造成的交叉感染有关。
即便是愿意测试这种方法的人常常因为做得不准确，其后果令人失望。
要知道，虽然塞麦尔维斯没有明说，但他意思是医学院学生造成了那些女性的死亡，这令他的同事难堪、难以接受。
他关于这个话题而写的书受到负面评价之后，塞麦尔维斯猛烈抨击了批评者，甚至将那些不洗手的医生直接称为“杀手”。
而他个人最终遭到排挤，未能与维也纳总医院续约工作，最终死于右手的严重感染，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 Ignaz Semmelweis
事实上，使用杀菌剂洗手直到1880年代才成为产房的惯例。距今仅仅140年，如今当我们习惯洗手，应当感谢这一位敏锐又固执的医生。
最不宽容者获胜：少数人主导规则
为什么世界的“进步”得益于少数人的坚持？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并且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并承担风险，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时候甚至用生命捍卫），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
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少数派主导规则”：这一小撮人绝不轻易妥协，而且有着高尚的品德，他们凭借勇气承担常人所不能的风险，正是他们的抗争和坚持使得社会运转良好。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否决权”：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用反复否决其他人偏好的方式，来使得群体内其他灵活的成员接受他的选择，最终影响群体中的多数人。
最近，有一位朋友常常做客国际新闻头条，她的名字叫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这位16岁的学生描述自己为“激进的气候主义者“。
格蕾塔·桑伯格 Greta Thunberg
桑伯格在斯德哥尔摩长大，成绩优异。和其他瑞典小孩一样，她了解气候变化，尤其感到北极冰川融化带来的威胁。但与同龄人不同的是，她没法放下这份担忧。
几年前，桑伯格为此陷入抑郁。有一次，她父亲只是看了一眼豪华轿车揽胜，她就发起火来，并坚持让父母把家里的灯关掉。渐渐的，她的危机感令全家人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桑伯格的母亲玛莲娜·埃尔曼是一名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她决定不再飞来飞去参加演出。对于一位在国外产出作品的艺术家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这件事在瑞典引发轰动。
而他们一家人决定不再吃肉了，决定把危机感写成一本书。
2018年4月，桑伯格在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中首次与母亲公开亮相。她告诉该报：“只有经历过危机的人才能掌控气候危机。”
2018年8月，她发布了一张坐在瑞典议会外的照片，抗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果断行动。紧接着，她的故事开始走向全球，BBC、《卫报》等国际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从这条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到，得益于社交媒体与她的“不妥协”，其影响力从自我扩展到家庭、从同胞，再波及全世界的环保人士。
未来地球的气候会因她产生何种改变？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创业者是少数派
多数人都习惯回避或转移风险。而推动世界进步的少数派，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勇于承担或者化解风险。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少数派离我们生活太远，那么不妨看看身边的一个群体：创业者。
真正的创业者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他们为其他人承担了失败的风险。为什么强调“真正”二字？因为在现有的融资和风投机制下，许多人创业的目标是将其创立的公司出售给其他投资人以变现，或者通过上市来套现。这些人与其称为创业者，不如说是“融资专家”。
过了创业阶段，企业往往会走下坡路。公司的消亡率几乎和癌症病人的死亡率一样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成熟的公司里，人们承担的责任或风险都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完成了原有职责、转到其他岗位，或者跳槽到其他公司，就可以说出那句“这事与我无关”。融资专家卖掉公司时，心态也很接近。
而如果某产品或公司的名称包含着创业者的名字，那么这相当于大声告诉你，产品质量不仅和公司利润挂钩，而且和创始人的声誉紧密相连。公司的命名方式体现了创始人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以及对产品的信心。
说到这，你想到了哪些牌子？老干妈？福特？香奈儿……太多成功的品牌告诉我们：如果你热爱这项事业，你就会去捍卫它。
“陶华碧”三字异常醒目
如果一个人将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项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承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不可信的。
与实干家相对的，是这个时代的符号专家，他们的长处是把问题解释的头头是道。包括但不限于对公众利益缺乏切身体会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影响公众视听的记者群体；甚至是高校里专注学术的教授专家。
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如果你想要学习经典作品，就别去翻阅研究经典的学者的作品——他们之所以成为学者而不是伟人，是有原因的。你不能指望从学者的解释性或介绍性的作品中学到先贤的品质，那是“隔靴搔痒”。
“与我无关”意味着回避风险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可不是古代的学者，更不是现代图书馆的书虫。他们并不生活在文字里，那些英雄为使命而生，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只有当你和他们承担过相同的风险后，你才能真正体会。
也就是说，你从学者身上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成为学者，而在人生导师或演讲家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成为导师或演讲家。也只有从创业者那里，才能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创业者。
造就，相信少数人改变世界。
2019年，造就与腾讯联合制作深度访谈栏目《创始人说》，聚焦正在互联网创新领域飞驰的独角兽和超级明星，专访了“我是创始人”腾讯数字生态人物颁奖盛典中的5位获奖创业者，他们在过去三年中抓住了机遇，也经受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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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赵振；校对 | Lily
版面 | 田晓娜
造就 | 剧院式演讲，发现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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