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明星企业乐视暴雷了，贾跃亭留下近百亿的债务和数万股东躲到美国去实现自己的“造车梦”了；
金亚科技做假账暴雷了，董事长被抓，留下的一堆坏账和一脸无奈的股民们；
中弘股份暴雷了，老板对女明星豪掷万金，最后留给上市公司的是逾40亿元的欠款和一堆法律诉讼，股民们被无情的收割了一次有一次；
雏鹰农牧暴雷了，上市公司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用肉来抵账，据说目前外部欠款超过了100亿元；
博信暴雷了，数支规模超过30亿元的应收账款基金不仅仅把诺亚又一次拉入投资者的注视下，而且还将很多券商和信托拉入坑中......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至今A股暴雷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突破了一百家，涉及股民人数约200万左右。一时间各类金融机构眼中的”香饽饽”成为了一种“传染病”，投资机构听到上市公司类的业务都是避之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其真正的根源何在？相信这是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
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十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以投资来拉动GDP”的模式，不管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中原崛起，本质上都是政府用政策作导向，以发币为武器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很多国内的企业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或者是老板的身上。自2000年以来，国内的企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很多企业老板出身学历不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凭借着“敢想敢干”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为某个区域甚至是全国的龙头企业。当经济环境比较好、货币政策宽松条件下，很多企业老板盲目扩张，追求多元化，导致企业短借长投、负债率过高的情况出现。而一旦整体金融政策收紧，还处于投资期的项目迟迟无法获得现金回流，很多企业家不得不放弃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借道民间融资来输血企业，最终的结局是某一天无血可供后，整个企业一夜之间崩溃。
这种局面在2012年到2014年曾经在很多的非上市类的中小企业身上出现过。曾经身边有一个位于中部某四线县城的老板谈起了就后悔不已：作为当地一家规模适中的中小企业，他名下的医疗器械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专业化的生产也能够每年创造上千万的利润。到了2008年的时候当地政府领导出面直接代理金融机构与他面谈，希望他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政府提供比较低成本的土地，并且支持当地银行对其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老板非常顺利的拿下来上百亩土地，并且准备斥资上亿元购入新设备进行其他产品的生产。而就在订金缴付、厂房建设过半时，天变了。金融机构开始收缩银根，到期贷款只收不放，最终企业老板只能是借民间高利贷还款，最终是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
此次风波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波及不多，很多上市公司实控人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再加上上市公司本身资产实力雄厚、融资能力比较强、管理相对非上市类的中小企业要规范很多等优势，所以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民营类上市公司继续加杠杆、玩各种资本套路来将故事、编造“神话”来促进股价的上涨。
这一切很快就被改变，2014年左右的一轮危急在2017年左右蔓延到了诸多的上市公司身上。一时间，在国家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的政策导引下，很多民营类上市的资本套路、融资手段开始失灵，股价逐步下行，质押暴雷潮接踵而至。于是出现了目前的逾上百家A股上市公司暴雷的惨状，而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当中。为什么会在上市公司当中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很多上市公司还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两年这种情况体现的特别的突出，上市公司大股东牢牢的控制了上市公司的发展，更多的时候上市公司成为了大股东的提款机。而所谓的上市公司管理制度之类的法治精神变成了一纸虚文。大股东或者实控人可以恣意挥霍上市公司资金，随意拓展跟本业无关的业务，最终酿成的苦果却要股民来承担。
第二、上市公司盲目多元化。很多上市公司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以“我能做什么”来发展的，而是以“市场上什么最火”来发展的。比如最近曝出的美锦能源虚构100亿元发展氢能源产业的事件，作为一个传统的煤炭类的上市公司为什么就盯上了氢能这种还处于概念阶段的行业呢，日本丰田搞了十几年至今都没有推出真正的商业化产品，这么一家传统能源企业就这样的能力么？很明显它没有，根本是原因就是氢能是现在市场上比较热的一个“概念”，一旦沾边就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有所斩获。
第三、上市公司太注重资本运作而非实业运作。很多上市公司老板天天挂在嘴上的都是“股价”、“资本运作”等词，对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反而置之脑后。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想象，一旦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上市公司都会变成一个个华而不实的躯壳，能为其产生利润的恐怕只有董秘们非常理直气壮对外宣布的一个个“并购”或者“收购”之类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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