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有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但两种说法当中，都包含“领土”和“人口”这两个要素。
当然，“国家”是过程性的实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国家。在国家形成之前，没有“领土”一说，但“疆土”是早就存在的；“国民”的概念亦不存在，但“原住民”一般都有。
中国，远古时期，特定的疆土也存在了。
概述之，远古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面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远古中国，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那么，中国的远古时期，有没有“原住民”呢，有。
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值得钦佩
对于中国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及相应的气候特点，中国的考古学者们说，这决定了中国人类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很长时期内，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个结论靠谱吗？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支撑吗？
的确，与世界通行的说法有某种差距，或叫矛盾。
国外通行的观点是，大约15万年前，东非形成了现代智人；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4.5万年前抵达澳洲；1.6-1.2万年前占领北美和南美洲。
那么，目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些人，都是约6万年前到来的智人后代吗？在这之前，这块土地上有没有“谁”在居住？如果有，都是谁；和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居民”有没有关系？
必须佩服中国的考古科学家们，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入门的；几乎所有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工程，由他们完成，且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
用“举世瞩目”这个词描述他们取得的成果，绝不过分。
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很低调，但给出了惊艳的成绩单——“中国这块大地上，远古之前都住过谁”，这个课题，已经有了尽管还不能说十分完满，但却相当详实准确的解答。
中国远古大地上住过谁
界上的古人类学，是在19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才突飞猛进的。
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
自那以后，中国考古学者又在中国境内陆续发现了诸多的人类化石，依从早到晚排列，计有——
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郧西人；大荔人、长阳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等。
这里面，最早的，是元谋猿人，距今175万年；最晚的，是山顶洞人，距今2.7万-3.4万年。
上述的人类化石，对应的，均为旧石器时代。
尽管发现于不同地区，这些古人类化石，却涵盖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全过程。
从人类进化过程来看，元谋人（距今175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115万年）、郧县人（距今80万-110万年）、北京人（距今23万-71万年）、和县人（距今15万-19万年）、郧西人（距今10万年），属直立人；
大荔人（距今15万-20万年）、长阳人（距今19.5万年）、马坝人（距今12.5万-13.5万年）、丁村人（距今10万-12万年），许家窑人（距今10万年）、属早期智人；
河套人（距今7万-15万年）、柳江人（距今约6.7万-10万年）、资阳人（距今3.5万年）、山顶洞人（距今2.7万-3.4万年），属晚期智人。
就是说，中国远古大地上，曾经居住过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
当然，这些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过渡形态。
例如，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这个时间，应为直立人生活的年代。但金牛山人虽具有一定直立人特征，而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像，很可能是体质特征进化较快的类型。
“原住民”和现代人有无关联
这些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原住民”，与现在生活于斯的人们存不存在关联呢，这是关键。
魏敦瑞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长期参与了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的研究成果，基本出自中国考古学者之手。魏敦瑞等国际学者与中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结论一致——就是从最早的元谋猿人开始，到蓝田人，到大体同时的化石，再到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没有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再往后，在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时代的殷商人，包括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其他的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
已逝原中国科学院院士、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对此项研究总结道——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来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
挖掘丁村遗址
其他相关的证据
第一个，石器制作技术的连续性。
如前述及，中国远古大地上的“原住民”，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连续或变化，可以证实各阶段文化相互间的传承或断裂。
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证据看，中国远古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除新疆和山西等少数遗址外，保持了中国本土沿袭上百万年的传统。
国外曾有学者提出，“中国缺乏距今十万到三四万年期间遗址发现，所以不能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于东非”。中国考古界，自上个世纪下半期开始，就此观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集中研究，发现“从中国各地发现的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在石器制作技术等方面一脉相承，看不到原有传统的断裂。”
近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华北、华南等地发掘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出土的石器，进一步表明，中华大地的远古先民始终以本土为主，自成体系。
第二个，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广泛传播。
上个世纪末，中国考古界，曾出版一部阶段总结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其前言中说——
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
这部著作，很好地表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
就具体遗址来看，每个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例如，华北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早的。辽宁海城小孤山的骨器很好，出土带鼻的骨针，堪与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早很多。这反映的，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然而，尽管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但在中国远古时期，文化传播的痕迹又很明显。例如，在很少有细石器的四川，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无疑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再如，中国东北部的一些旧石器文化，表现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其不仅影响到周围的中国地区，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也显然受到其影响。
第三个，更早的证据。
一个重要证据，是不久前，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历经13年发掘，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了可追溯到约212万年前的旧石器工具。
这是非洲以外发现的年代确切的最早古人类遗址。这一发现，对世界性的人类起源；对人类是否仅只发源于非洲；如果仅只非洲，人类到底何时走出非洲，等等，都形成新的挑战。
研究团队带头人、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照宇说：“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古人类化石，无法明确是谁制造了这些工具，但这有可能是我们人类非常原始的一个种类。”
这项研究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络版上。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禄丰古猿的发现。
上个世纪上半叶，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云南，发现了一种比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这种古猿，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有发现，因此，其与人类进化的关系，似乎尚不能证明非常密切。
上个世纪末，云南楚雄禄丰再次发现大量腊玛古猿化石。而且，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六件这种古猿的头骨。经研究确定，此种古猿生活于上新世早期，约距今800万年；填补了开远腊玛古猿与元谋人之间的一个缺环。
中国考古所认为，腊玛古猿，在人类祖先演化的历史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阶段。
吴汝康先生指出——
禄丰腊玛古猿，“可能是接近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
山顶洞人生活场景
历史本真，科学开放
关于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类考古成果，呈现出了与世界通行人类学认识的矛盾性。
对此，中国的考古学者，始终低调，留有余地，但又孜孜以求，愈加勤奋。
已逝的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说——
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他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
他还说——
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变化进程。其本质的特点，就是真实。而科学，永远是开放的。其所追求的，则就是客观一切事物的真实本质。
历史的真实，会在不断的求索中验证；科学，也会在开放状态下发展。
山顶洞人的首饰
对于人类演化的研究，值得关注的两个消息是——
一个，在最近这次中国蓝田涉及古人类活动的旧石器发现之前，世界古人类学界已经认为，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大约在190万年前。这比以前的推断，提前了不少。
另一个，不久前，由海尔-赛拉西领衔的外国研究团队，在埃塞俄比亚沃拉索-米勒地区，发现了近乎完整的380万年前的湖畔南方古猿头骨。湖畔南方古猿，是已知最古老的人种。这一发现，对于非洲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很可能，会把人猿揖别的时间进一步提前。
来自DNA研究权威的新思路
美国遗传学教授大卫﹒赖克，是当今的古人类DNA研究权威。去年，他发布了新作《人类起源的故事》。书中收录了很多新研究成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书的前半部分对于人类起源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思路。
山顶洞人头骨
赖克说，近期科学的研究，大大修正了“走出非洲说”——对人类全基因组的深入研究，在许多人基因池的深处发现了一些差异很大的片段，其显然来自很遥远的世系。这些古老的基因片段，一部分自于和现代人分开50万年以上的尼安德特人。也就是说，非洲人之外的其他人群某种意义上也是尼安德特人的后裔。而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存在过被称为丹尼索瓦人的古人类，他们是尼安德特人的姊妹群体，欧亚大陆的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有他们的血统，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原住民，但中国人中也有分布。
这些古老基因，所占的比例都非常低。不过比例虽低，也并非无足轻重，这两种古人类的基因能够帮助智人适应欧亚大陆比较寒冷的气候，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还特别帮助了藏族人适应高海拔。这些足以证明，灭绝的古人类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
赖克说，数十万年前，当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祖先来到欧亚大陆时，他们和更古老的人类发生过杂交。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被破译后，人们发现，在他们身上中还隐藏着一些更为古老的基因，赖克称为“超级古老型人类”。这些古老型人类，与现代人分道扬镳已经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分化出去时，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还没有分家。这些上古基因的来源很有可能是更古老的、和智人关系更远的直立人。
赖克还猜想，为什么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以及其他一些古人类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而不是非洲？一种可能性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从非洲迁出去的，但暂时未发现这些化石。不过还有一种更革命性的可能——也许直立人在百万年前走出非洲之后，在欧亚大陆开始进化，出现了不同的人群，然后其中一部分人又迁回到了非洲，成为智人的祖先。
岁月漫长，人类多地起源，在历时性上有足够的时间。
赖克还借用黑格尔的理论，把人类多地起源-走出非洲-走出非洲+杂交称为“正”、“反”、“合”的辩证法。
山顶洞人的骨针
科学在开放中发展，历史在探索中逐渐清晰。不要让非此即彼的教条式思维限制自己。
应该为中国考古界，乃至整个科学界鼓劲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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