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之事在众多史书都有记载，著名的有《东都事略》《资治通鉴续长篇》《宋氏》等。对于这些史籍记载，这些都可靠吗？不免我们会有疑问。
第一，谁是是最早的记载者呢？
不同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共同点和差异?这是我们继续追踪事情真相的基础。通过学者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记载这件事最为详尽的是南宋李焘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叙述这件事引用了陈桥兵变当事人赵普写的《皇朝飞龙记》。
第二，陈桥兵变现场真实情况如何呢？
现在我们就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基础，比对其他史籍，发现诸书记载的共同点如下:
1、公元960年1月1日，来自镇州和定州的军报称:北汉和契丹联军攻打后周。后周派赵匡胤领兵御敌。
2、公元960年1月2日，赵匡胤领兵从后周首都开封出发，临行前命澶州守将为前军向北进去。
3、公元960年1月3日，大军驻扎在距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被黄袍加身。
4、公元960年1月4日，大军重返开封，完成禅代。
第三，契丹出兵真伪？
从《辽史》的记载来看，契丹此时没有出兵的信息。据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是时镇州守将是郭崇，定州守将是孙行友。从记载二人事迹的《宋史》本传以及在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的态度来看，他们没有谎报军情。所以，这是一个假消息。既然是假消息，为什么后周朝臣会信?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后周朝臣不信，即使消息是真的也没用。这就要追溯一下后周和北汉契丹的新仇旧怨。五代的顺序是梁唐晋汉周，后周取代的是后汉。怎么取代的呢?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就死了，皇位传给儿子刘承佑，刘承佑在开封杀了后周太祖郭威全家后，又派人去邺都杀郭威。于是，郭威领兵进开封，此时刘承佑已经被杀，大臣们谋立刘知远的养子刘赟为帝，郭威就强行把他废掉，并在澶州兵变后把他杀了。这个刘赟的亲生父亲是当时在太原的刘崇，一面是儿子被杀，一面是江山被夺，刘崇便宣布建立北汉并依靠契丹，跟后周对着干。公元954年，郭威死，柴荣即位，趁着政权不稳，刘崇领兵杀来。到了现在公元960年，周世宗柴荣去世不到半年，也是政权不稳的时候，因而，北汉很可能故技重施。
第四，为什么要派赵匡胤领兵?
当时的权力格局是这样:皇帝柴宗训7岁，符太后23岁。宰相是范质和王溥，参知枢密院事。枢密使魏仁浦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宰相参知枢密院事和枢密使加中书侍郎平章事是让他们三个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正常情况是各管各的。也就是说，他们三个拥有发兵权。禁军分侍卫司和殿前司两部分。侍卫司的长官李重进在外领兵，具体事务由副长官韩通负责。殿前司的首领殿前都点检是赵匡胤。从惯例来说，周世宗在领兵出征的期间，通常带着赵匡胤作战，而把韩通留在京城守备。从军队作战能力来说，殿前司的能力要强于侍卫司，特别是周世宗在公元954年整顿禁军之后。从维护后周政权的角度，范质王溥魏仁浦派赵匡胤领兵是合理的选择。这是我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首先他们认定赵匡胤就是要政变。谎报军情是为了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掌握军队。那么，赵匡胤是如何影响朝臣的决策进而让自己统兵的呢?一派学者认为: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的媳妇是符太后的妹妹。可以通过她来影响决策。一派学者认为:周世宗临终之前，召见赵匡胤和范质托孤，并想让王著来当宰相。范质为了保护自己的权位，没有发布遗命，受制于赵匡胤。从而做出有利于赵匡胤的决策。这两派观点谁对谁错，或者可以并存，读者自行判断。
第五，为什么走到陈桥驿就不走了?
第一种观点:士兵哗变，强迫赵匡胤当皇帝，是突发情况。《涑水记闻》记载:甲辰将旦，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欢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揽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
第二种观点:事情的主谋是赵普和赵匡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匡义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竢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赟驰告殿前都指挥使浚仪石守信、殿前都虞侯洛阳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列待旦。
也就是说，士兵们有拥戴皇帝的惯性。但我们又可以看出这个兵变与以往兵变的不同，这句话是从赵匡胤嘴里说出来的。
综上，我们可以说:赵匡胤此时如愿获得军权，同时陈桥驿距离开封四十里，此时杀回去，城内来不及防御，且已经在城内安排了内应。这就是走到陈桥驿后不继续往前走的原因。
当然，就像宋人撰史时对赵匡胤处心积虑的谋篡阴谋着力否认一样，关于宋太祖宽厚仁和、治军严明的描述中，肯定也有大量粉饰渲染的成分，不可尽信。但是，与肆无忌惮、不加掩饰的滥杀和劫掠相比，对于宽厚仁和、军纪严明的标榜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云泥之变。阴谋和谎言有时候也可以代表境界。是故，随着大宋开国，已经在血腥战乱中挣扎了二百多年的中国人，终于重新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曙光，一个文明安定和空前繁荣的时代终于到来。史料中把陈桥兵变说成是意外，对北方来犯的外敌自然也要有个交待。于是，史载，赵匡胤称帝后，“契丹、北汉兵皆自退”。文人落笔讲究前后照应，史官治史其实也无非就是在“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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