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历史上的刻薄寡恩、喜怒无常的帝王做一个排名，那么在榜单上雍正皇帝肯定是名列前茅。
很多人都认为历史上的雍正帝骂人、训人、整人、杀人。是典型的暴烈乖戾、心胸狭隘的报复型人格。
无论是宠臣、名臣、能臣、佞臣、奸臣，只要得罪了雍正皇帝就统统没有好下场，而且理由之多样、言辞之刻薄、手段之残忍叫人简直看不懂雍正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01
年羹尧是雍正得以即位的一大功臣，雍正继位以后对他也是恩宠有加。
年羹尧在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之战中每日花销如流水，雍正在后方全部照付不误；年羹尧直接插手地方官员的任命，雍正也全部照准。可以说年羹尧仗着皇帝的宠信在雍正初年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没有名位的宰相。据说他嫁给雍正的妹妹也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后宫飞扬跋扈，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冬，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年羹尧受宠若惊，上书表示惶恐不安：“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
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在奏折中回复年羹尧：“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这还不够雍正还补充道：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但物极必反，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
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当时的当朝大臣，也都一个个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02
有着类似经历的正是雍正继位的另一个功臣隆科多。但和年羹尧有所不同，隆科多其实并不是雍正的王府旧人，在康熙朝的官位也不高，只是个挂名尚书。
在康熙皇帝去世时，他因为宣诏有功，便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被雍正帝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一夜之间便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
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又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血缘关系讲，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确实是雍正的舅舅。但皇室不同于一般百姓，亲戚关系必须要皇帝承认才行。皇帝不认，光有血缘是不能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
接下来雍正又开始给隆科多加头衔、戴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在圣旨中称赞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历数中国历史，一个帝王，为了酬劳一个其实并没有多大实绩的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如此肉麻，历史上只雍正帝仅此一家。
然而随着年羹尧的倒台，隆科多的好日子也到了头。先是官职一降再降，又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当年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
如果你以为雍正帝只会消灭一个人的肉体那就错了，“杀人诛心”雍正最擅长的是让人遗臭万年！典型的就是他对钱名世的处治。
03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和年羹尧同于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两人有“同年”之谊。年羹尧案发之后，钱名世因为曾写诗吹捧过年羹尧因为被株连。年羹尧功高盖世，权倾朝野，吹捧过他的人很是不少，其中就包括雍正皇帝本人。但雍正可以“原谅自己”，但却不会饶恕别人。而且这一次处置的可谓思虑周祥、别出心裁。
雍正很清楚，任何惩罚都要有针对性，从他最害怕的事情入手。
- 比如对怕疼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严刑拷打；
- 对怕死的人，最好直接砍了他的脑袋；
- 对于贪财的人，抄他的家产便是；
- 对想追求高官厚禄的，就直接罢免官职。
对于像钱名世这样的文人就没有这么简单了。罢他的官，他会说我正想归隐山林；杀他的头，他会说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宁古塔、海南岛，他定会说：
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如此以来流放反倒变成了享受，岂能如此便宜了他们？
所以雍正的办法是从文人最爱的清名入手，让他臭名远扬，背着千古罪名永世不得翻身！
他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的同时，特别恩典御赐了一幅字给他，还特意命进士出身的京官写诗给他送行。
皇帝给致仕的大臣赐字，原本是古已有之的惯例。那些得到“御笔墨宝”的官僚，都把这当做莫大的荣幸，回乡之后要将皇帝的字幅制成匾额，悬挂在门口或堂上来光宗耀祖。
而官员被贬，同僚送行，也同样是沿袭已久的惯例，诸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或“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
然而雍正安排的这一次送行却很特别。因为雍正手书的四个字是“名教罪人”！就等于从精神上和心理上要了钱名世的命，一般人被如此污蔑，还可以申辩，钱名世却不能解释。不但不能申辩，还得把这四个字挂在门口，让众人前来参观，指指点点，议论嘲笑。
至于京官们所写的送行诗，当然都只能以批判和讽刺为主题。其中最为雍正所欣赏的，是詹事陈万策所写“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说钱名世和戴名世（因文字狱获罪）是同样的罪，钱亮工和年羹尧（年羹尧字亮工）也一样的奸。
据说，钱名世出京时，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人写诗羞辱，上万百姓上街围观，面子算是丢了个干净，彻底的“斯文扫地”。钱家是江南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什么“士可杀而不可辱”之类的话，雍正帝是不会在乎的。雍正为人，确实相当刻薄。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扣帽子伤面子的办法来整治人。
04
他就曾亲笔为允禩党羽阿灵阿和揆叙题写墓碑。阿灵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碑文则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雍正连死人都不放过，哪里会饶得了钱名世？因此他不但题了匾，还命令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匾额的悬挂情况。他不但要把钱名世钉在耻辱柱上，还要钉死、钉牢。
而且通过这种方法被雍正整治的也不仅仅是钱名世这样的“罪人”和阿灵阿那样的“奸臣”，便是那些错误犯得不大的官员，雍正也不放过。
提督张耀祖因贪腐被革职后，罚往军前效力。张耀祖上折谢恩，并表示“不敢有负领兵之责”。雍正在奏折中批示说：你已经辜负了领兵之责，还有什么脸说这句话？再有差错，还有脸活在世上吗？朕写这几个字时，都羞愧得朱笔滞涩不畅，“未知汝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宽大处理，上折子谢恩也是惯例。但是这张耀祖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霉。
还有一个名叫毛克明的官员，雍正任命他做海关监督，他上折谢恩，又兴致勃勃地请雍正“俯垂明训”。没想到雍正一盆凉水浇下来，说：朕已经把你提拔到都统一级了，还要什么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就这两句“粗俗之语，你能做到便什么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锦绣文章，又有什么用！”毛克明自讨没趣，也只好感叹雍正这主子真不好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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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连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批的也是十分难堪。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二月，因写诗讽刺钱名世写得最好，被雍正赏了二十两黄金的詹事陈万策回到家乡。为了摆谱，就向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借轿子和仪仗用。雍正听说以后，认为丁士杰拍马屁，勃然大怒，将丁交部议处。丁士杰是从一品的高级大员，怎么会拍一个正四品陈万策的马屁？借给他轿子和仪仗，只不过碍于情面罢了。
丁士杰不上书为自己辩解倒好，这一解释却又挨了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又是“无耻之极”“天良丧尽”，又是“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总之是狗血喷头。
让人想不通的还有他对杨名时的处理。
杨名时原本是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闰三月被免职，暂时代理云南巡抚。这时，杨名时上书奏请用盐务上的节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没什么错，雍正却冷笑一声下令说：杨大人您既然如此关心国计民生，决心造福地方，那就由您自己掏钱修好了。您这辈子修不好，儿子孙子接着修，反正你们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后来，继任的云南巡抚朱纲奏报藩库银两亏空。雍正说钱粮亏空那是常德寿（的事。不过杨名时身为巡抚却不举报，看来是乐意替他负责了。那好，这笔钱，就要杨名时赔，不与常德寿相干！
雍正的这一番匪夷所思的逻辑，真是刁钻古怪到了极点。
06
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名声不佳，不堪为此重任。但因所办事务尚未结项，雍正让他留任一年。郑禅宝上折谢恩，被雍正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雍正朱批说：“你下作贱态毕露，小心可也！身家性命在里许（里面）。你见朕将空言恐吓谁来？教而改者处分谁来？教而不改者宽恕谁来？可有一人漏网？可曾冤抑一人？不要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当睁开眼，净洗心而为之，不可将朕雨露之恩施于粪土，则实可惜也！”真是声色俱厉，令郑某人魂飞魄散。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巡抚金世扬刚刚调离贵州，布政使刘师恕的恶状便告了上来。这种上司在任时吹吹捧捧，离任后又说坏话的行径，最为雍正所不齿，便给了他当头棒喝:“此奏甚属巧诈”。然后紧接着问他：你说金世扬种种不是，当时如何不从实奏来？现在，人家把一切事务都料理停当，你又来说三道四，分明是“贪他人之功以为己利，无耻之甚”！因此雍正警告刘师恕：为国家臣子的，难道可以用这种心眼对待君父？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四川夔关监督隆生奏报地方事务，还说自己已派人密访侦缉，也挨了雍正的数落：“此等事与你何干？不过奏闻而已。”“如此托人访察，甚属多事。”“如此多事，可谓无知之极。”雍正警告他：“你若再一犯法负恩，莫想保全首领也，小心！”
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在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巡抚。为了表忠心，他上折子说，广东巡抚衙门的惯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属大约五万两银子的“节礼”。“奴才钦遵圣训，概行拒绝。”雍正批示说：“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问不管。”雍正说，你们这些做督抚的，都喜欢搞这沽名钓誉的一套。表面上分文不占，其实却背地里无法无天，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不必这些面前打哄，只要取出良心来将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长长远远地想去，设法做好官就是了”。
雍正想要什么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被诟病：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铁血皇帝”。其实不是这样。通过雍正本人的诸多奏折批示，我们也可以看出雍正皇帝独特的君臣观，也就是造成他在大臣心中如此刻薄寡恩的内在原因：
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朱藻喜欢搞浮夸风，经常向雍正报告“形势一片大好”，雍正批评他说：
“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舆论二字不但不足凭，非但不可只可信一半，竟全然听不得。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
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奏报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被雍正认为是不知体谅君父：
“哪里有工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少为声誉小利存私，恐难逃朕之鉴察也！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长久。”
又有批田文镜折更直观的表达了雍正的用心：
不过叫你知道你主子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越发勉力小心就是了。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你自己若不是了，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勉为之。朕待你的恩，细细的想全朕用你脸，要紧！要紧！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愚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辜负他。谁要是背叛他，休怪他心狠手辣；谁要是欺骗他，或被认为是在欺骗，就休怪皇帝陛下尖酸刻薄、心狠手辣。
比如那个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
- 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
- 为什么不用密折先请示皇上，而用公开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
- 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
“你杨名时好大胆竟敢当朕是白痴！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他离任之前怎么能完成得了？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你杨名时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朕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朕不告诉天下人这是你杨名时的好主意吗？”
事实上雍正自己早就知道官僚集团的腐朽，撕破脸皮秉公办事的，自然被人评价不佳，而那些尸位素餐混吃等死的好好先生的口碑却一个个好得出奇。他自己在做王爷时便是如此，自己办事铁面无私就被看做“冷面王爷”，而三阿哥、八阿哥结党营私却是朝野交口称赞。
所以雍正就是要告诉他的臣僚：你们的把戏花招朕早就一清二楚，你们少来这一套，多给朕办实事，少做花架子，更不要觉得朕有了好脸色就作威作福，谁要是在朕面前耍花枪可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在雍正朝为官，想要皇帝对你好，就得真正做到志诚无二，谁能够做到，谁就是皇帝的好朋友，谁做不到谁就是辜负皇恩的豺狼。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雍正准备的自然就是猎枪。
可悲的是，我们知道，雍正是孤独的，他没有朋友，因为在官僚体制内没有人真正做得到他要求的“志诚”，被“猎枪”打死的“豺狼”倒是一大堆。而这又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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