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教皇帝学英语

同文馆的设立，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然而已历两次惨败的中国，对西方世界依旧茫然无知。当时朝廷上下无人通晓外语，竟至任凭通晓中文的外国翻译在条约上私加条款字句。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洋学堂，满清朝廷仍顾虑重重。之所以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这个隐蔽的胡同里，正是因为皇帝不愿看到洋人尽曰在紫禁城内往来。同文馆设在衙门西侧，则是希望离得近些，方便监管。

第一批学生，为10名身家清白的八旗子弟，由此人数与身份，也可看出办学者的谨慎态度。对同文馆前程有顾虑的，不仅仅是内外朝臣，还有馆内的师生们。学生们往往因为家境贫寒而投考同文馆，因为当时的正途仍是科举，谁也不知道学习外文的前景将会如何。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在任职后不久便递上辞呈。总理衙门的大臣将丁韪良请去，询问他辞职的原因。“并非因为薪水太低，也没有受到学生们的冒犯。”丁韪良坦诚地说，“但是仅仅照顾十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出息了。我觉得是在虚度光阴。”“你不会永远只教十名学生。而且你得想想这些学生的前程嘛，”大臣们说，“说不定他们会去教皇帝英语呢。

这句话让丁韪良打消了去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妙的预言。

随着对外事务的深入，仅仅通晓外语已经不能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同文馆的课程渐渐地也有了变化。丁韪良带领学生们翻译了一系列西方科学著作，自己还教起了国际法。数学医学、生理学、化学等一系列“西艺”课程也逐年增加。在中国人眼中，“西人之学”开始与“富强之政”关联起来。光绪十七年冬月初一（1891年12月1日），一道谕旨传来，两名同文馆的学生被召入宫，教皇帝学习英语。《纽约时报》对此大发感慨，称其为“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

同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大批学堂，天津水师学堂训练水军，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船务，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研究采矿……中国终于通过同文馆这一扇貌不惊人的小门引入了近代西学。

在王府宅邸内传授西方科学

北京，游人如织的景山公园东门对面，有处安静的院落，门牌上的地址为“沙滩后街39号”，在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这处所在名为“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堂，就建在了皇宫的后门边，这表明朝廷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吗？非也。

这处所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四公主府”。原来，这座堂皇规整的院落，原是乾隆年间建造的和嘉公主（乾隆第四女）府，物是人非，至光绪年间已遭闲置。学堂怎么开到了闺房里？这还要从1898年说起。

1898年6月11日，满脑子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亲临天安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诏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要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嗣后，军机大臣致电出使日本的大臣，将日本大学堂的校舍布置详细绘图，以作为新建大学堂的参照。

建立大学堂为何要取法日本？也许，是因为皇皇天朝，新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缘故。日本天皇依靠取法西方、富国强兵的改革派支持，从与西方勾结的幕府手中夺回了政权，进而强国富民。这一事例对当时的统治者很有启发作用。

建造一座新校园颇需时日，而开办学校已迫在眉睫。于是朝廷匆忙在景山东侧找到了这处空闲的府邸，“权假邸舍以集生徒”，“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正如一则西方谚语所说“暂时的就是永久的。”这个权宜之地在以后许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的主要校址。

与远离皇宫，且只能屈居宅院一隅的同文馆不同，京师大学堂占据的是紧邻紫禁城后门，最受皇帝宠幸的贵胄大宅；学堂不但拥有整座宅院，还购买了四周的民宅，以供增益校舍。临街是五开间的正门，上悬“大学堂”的牌匾，对石狮在前把守。进入大门，要经过两重过门，才能到达最宽敞的主庭院，看到公主府的正殿。这座正殿是府内最重要的建筑，以前公主和驸马的重要礼仪活动都在此处举行。

堂中的柱子漆成红色，天花板上装饰着雕花彩绘的藻井，以示主人的尊贵。改为大学堂时，这座正殿被改成了大讲堂，是学堂里最大、最重要的教室，后来无数名流硕学都在这里进行讲学演说。这一安排无论是出于实用考虑，还是听从了梁启超等人建议的结果，都确切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在新式大学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传授学术思想的场所。

大讲堂后的建筑是过去公主的寝宫，与皇宫里“前朝后寝”的设置相似。它的改造有些特别，被改头换面变作了大成殿，供奉至圣先师孔子。大学堂师范馆壬寅年（1902年）头班生前同奎在《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文中回忆道：“寝宫的中厅，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因为我们这班学生，在那时代的眼光，都是外来的邪魔恶道，必须请孔老夫子出来镇压镇压，所以只好请他老人家暂时屈尊，替公主把守寝室。”

正是因为有祭孔的设置，有人说京师大讲堂体现了我国自汉代已有的太学传统。作为一所在科举末日前由国家设立的“为国养士”的新学堂，在当时的学生心中，或许确实跟太学有几分相似。

寝宫后面的两排平房为宿舍，最后边是一座精巧的中式小楼，被大家称作梳妆楼。按俞同奎的说法：“大约因为是公主，必须有这样的设备，一半出于想象的。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通过一番努力调和，这座新式大学堂就这样看似颇为妥帖地安排进了一座公主府内。

然而，维新变法仅百余日便告失败，京师大学堂如不幸中的万幸，作为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保存了下来。不仅如此，还在庚子之乱之后扩大了规模，合并了京师同文馆。随着生源增多，原来的公主府已不敷使用，急需增加校舍。

庚子之乱后，西化忽然成为一种风尚，时人评论：“人民仿佛受一种刺激，官民一心，力事改良。官工如各处部院，皆拆旧建新；私工如商铺之房，有将大赤金门面拆去，改建洋式者。”京师大学堂的新校舍也在公主府东面拔地而起，兴建的都是纯西洋式的新建筑，仅仅在砖雕细部保留了一些中国的吉祥花饰。大讲堂东边是一座四面外廊式的南楼，采用符合力学结构的真拱券，每个拱廊的券心都有西方拱券中承重的核心构件——券心石。与同文馆大门仅求洋味，用砖砌出假券外形，却毫无承重作用的券门相比，技术上已显得驾轻就熟。而学堂的科学课程也不断增多，新的教学体制逐渐完善，公主的梳妆楼由以前的藏书楼，变成了收藏实验设备之处。中国传统与西方舶来的建筑在校园中相并而立，和谐共处中国的府邸成为传授西方现代科学的阵地，而学生们也开始在西洋式样的宿舍楼里诵读中国古老的文章。从内容（教学）到形式（建筑），此时都完整体现了一种思想——中西结合。

我们扮作中国人，以便为天主赢得中国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44号，是山东大学的趵突泉校区。

长柏路、槐荫路、杏林路……漫步其间，好似有书卷香气阵阵袭来。不知不觉间，走到槐荫路转角处，一座中国传统硬山顶的灰砖大楼赫然眼前。好一座中式建筑！

仔细端详，除气势恢宏的大屋顶之外，在其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外墙上，到处是万字纹、寿字、中国结、菊花等砖雕图案。楼共三层，前大门由楼体凸出一个斜坡式前厦而成，门外两侧立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巨大抱鼓石。研读楼上标识，得知这是原齐鲁大学的考文楼。

齐鲁之地，毕竟传统底蕴丰厚，由其建筑可见一斑。不料一转眼却见到大楼介绍，所谓考文楼，是为纪念一位名叫“狄考文”的美国人而建，而该楼的设计师，居然也是一位美国人，叫佩利姆（GH. Perriam）。原来所谓齐鲁大学，其实是外国传教士所建的教会大学，佩利姆在设计时，在校园的平面布局上采用的是西方形式，但在细节上则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手法、建筑符号……故而乍看起来，让人误以为是地道的中式楼宇。

外国教会大学，为什么要披着中国民居的外衣？

故事要从40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说起。

1577年，意大利，神职人员罗明坚和利玛窦等4人在棕榈树下散步，其中一人以玩笑的方式要求最年长的罗明坚为他们分配任务。罗明坚思考片刻说：“我预见我们四人将一起工作，罗道夫作为神学家，弗朗切斯科作为哲学家，利玛窦作为数学家，而我则作为法学家。”

青年修士们哈哈大笑，追问将在何处工作，罗明坚回答：“就在中国。”说完自己也不禁大笑起来。当时的中国对外大门紧闭，进入中国仿佛天方夜谭。年轻的罗道夫却严肃地说：“不必发笑，罗明坚神父，未来将一如你所预言。”

罗明坚后来果然来到了中国，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敲开中国大门的，并非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或神学家，也非他这个法学家，而是年轻的数学家利玛窦。在耶稣会的传统中，神学是大事，数学则是小事，并不受到重视。当时的数学与现在不同，包含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内容，就是科学的代名词利玛窦依靠什么敲开中国大门的呢？就是他擅长的“数学”。

16世纪，当传教士们立志要让东方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时，却不知这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口味，遭到朝野上下的排斥。于是，在罗明坚遭到失败被迫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明智地意识到，中国是由文人统治的国家，要进入上层社会，必须以学识渊博的面目出现。他决定“在这开始阶段既不开教堂也不开寺庙，而仅仅开设一所讲学堂，正如他们（指中国儒者）之中最负盛名的讲学者（如孔子）所做的那样。”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依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将自己的讲学堂称为“书院”，建筑外观也借用中国传统书院的形式。

这恰恰暗合了罗眀坚的名言：“我们扮作中国人，以便为天主赢得中国人。”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其效果是否真如他们所愿呢？浙冮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朗教授比对了散落世界各地的关于利玛窦的记载，发现他在华期间，在江西南昌的白鹿洞书院逗留经年。逗留期间，利玛窦与书院师生打成一片，并时刻不忘宣传宗教，这一行为，形同“借壳”讲学那么学生是否就此皈依了上帝？不然。据利玛窦自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书院里有一位名叫瞿太素的学者，曾“极谦恭地去拜访这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地倾听他娴熟地谈中国的经典，然后并引用中国的权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白鹿洞书院的学生们“了解到神父精通中国的经典，即使在谈论我们那些神圣的教义时也以中国古老经典的权威性来加以证明，因而非常喜悦。”

看来，中国学生关心的，似乎只是中国经典对这位外国人的征服，而不是其他。

教会书院在传播教义方面一直捉襟见肘，中国社会虽对传教士持有的新奇技能神往不已，但对其输入的外来文化却抱着天生的敏感戒备。而此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又在中国民众心中，将传教士和手持枪炮的侵略者画上了等号。庚子之乱期间，各地的教会书院也遭到破坏焚毁。惨重的损失使教会重新拾起罗明坚与利玛窦们的智慧，再次穿上中国人的长袍，试图扮成中国人，以赢得认同。

教会书院具有慈善性质，多招收贫家子弟，进行小学性质的蒙学教育。经年之后，传教士们发现，想要宣扬宗教，最重要的是培养“高等华人”，由他们“对其同胞施加最大的、最强有力的影响。”于是世纪之交前后，教会书院或合并，或扩建，纷纷变成大学。

教会大学以什么面目立足并生存？“外中内西”，几乎成为教会大学建筑的不二法宝。为了满足西方教学的需要，这些校舍建筑在内部采用西式的结构和空间，在外部则饰以中式的屋顶和立面。这批校舍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故而在西式楼房上添加中国传统模样的屋顶，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董黎教授硏究发现，我们今天所谓中国式“大屋顶”建筑形式，其实最早是从教会学校兴起的，可以说是传教士的授意和西方建筑师的“发明创造”。而其所代表的，是对中国建筑并不熟悉的西方建筑师最容易想到的“中西合璧”之法。

在上海，由两所教会书院合并而成的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就是这么设计新校舍的。

若你对圣约翰大学这名字稍感陌生，那么提起由它分拆出来的赫赫有名的复旦大学，以及引之为前身的华东师范大学，还有以建筑文物而自豪的、嗣承其校址的华东政法大学，就一定觉得亲切了吧。圣约翰校园中的第一座建筑怀施堂建于1895年，是二层的砖木结构四合院式教学楼。尽管楼身采用了殖民地外廊式风格，却使用了中国传统的青砖砌筑，顶上是上海地区流行的小青瓦、四角飞檐屋面，颇具江南格调。这样一座俨然穿戴上中式衣帽的外国建筑，在中国人看来，难免有些滑稽，却也颇有亲切之感。而在隔岸观花的美国建筑师眼中，那富有曲线的屋顶无疑最能体现“中国房屋之特质”。

为了传播科学，圣约翰大学在1899年特地建了一座“格致楼”，里面设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医学专用教室。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座自然科学教学楼，可谓绝无仅有。但这座以“西学”为要务的楼房，仍覆有像怀施堂一样的飞檐起翘的屋顶，只是为了利用屋顶内的空间，在上边开了一列欧洲风格的老虎窗。开设老虎窗是西方建筑师钟爱的一种手法，因为开窗后的屋顶空间可以利用起来，非常实用。

在南京，也是由两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于1910年建校之初，就明确要求校园“建筑式样必须以中国传统为主”，要让“教会与中国文化联姻，洗刷西洋色彩”。为了建造当时最时尚的大学，他们同样选择了美国的设计公司。但与圣约翰大学的江南风格不同，也许他们认为只有宫殿才能代表中国建筑的精华，于是金陵大学的整体风格富有北方官式建筑的特征，采用灰筒瓦，歇山墙面，窗小，墙身厚重，显得端庄稳重。

不过，当时的许多教会大学虽然在外观上带有中国色彩，但教学却以西学为主。如圣约翰书院，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课程，用国语和上海方言授课，但8年后的1887年，当卜舫济牧师到来后，即改为全英语授课。一年后，卜舫济当上校长，并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52年。他对英语教学的坚持，对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事实便是：原先以贫民子女为学生的教会大学，渐渐转变为招收政商名流后代或富家子弟，同时仍拥有浓厚的教会背景的学府。

罗明坚与利玛窦的初愿，最终实现。

中国的弗吉尼亚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号，是赫赫有名的“建筑老八校”之一——东南大学的校园。

听说，这里是六朝宫苑旧址，听说这里有梁武帝手植的千年青松，可从南门进入校园，没走两步，扑面就遇到一座“美国白宫”：西方古典柱式的主立面、采用爱奥尼柱式与山花构图的正立面、还有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铜质大穹窿顶……在我们查阅的近代教育史里，东南大学可是中国自办大学的典型啊，为什么却一派美国味道？

这也要回到那个时代寻找答案。

民国肇造，人心彷徨，当朝野内外沿着不同道路、向新式教育的目标前进时，更有一大批中国人离开故土，直接到大洋彼岸寻找前途。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人办的学校以留洋预备学堂为主，国内的大学教育也几乎被教会大学垄断，状况堪忧。

此时，早期庚款留美的学生陆续回国，带回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思想，他们的一个主要职业流向，便是进入高等教育界中国人开办自己的大学，此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

与京师大学堂取法日本不同，这批留美学生熟悉美国的教育思想，由他们组织创建的大学自然从日本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国立东南大学是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一所。

1920年春，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联合张謇、蔡元培、蒋梦麟等10人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建议书中有一条理由很引人注目：中国南部“其方里不下五百万，其人口不下2万万，其学者不下数十百万”，却没有一所中国自办的大学，使向学之人无处就学，博学之士无处安身。

回想1862年初设同文馆时，入馆学生几为穷途末路之人，而此时，国人已然观念全改。东南大学的命名，也饱含时人对大学作用的首肯。郭氏等人提议将校名定为东南大学，就是希望能与北方的北京大学并立，为东南各省培养人才，积淀文化。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座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创办的大学。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东南大学后，郭秉文聘请杭州之江大学的美国建筑师韦尔逊拟定通盘规划。东南大学的教育思想源自美国，校园规划也模仿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整座校园坐北朝南，两条交通干道形成“T”字形，以南校门一大礼堂的南北轴线为主轴，大礼堂前的东西大道为次轴。校园的主体建筑是所谓的“四馆一堂”——图书馆（1923年落成入、体育馆（1923年落成）、科学馆（1927年落成）生物馆（1929年落成）和大礼堂（1932年落成），都采用纯正的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整座校园一次规划成形。

走进东南大学南校门，眼前是一条长长的法国梧桐林荫道，道路尽端那座被误认为“美国白宫”的，便是大礼堂。大礼堂以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为母本，采用文艺复兴风格，中央是铜制大穹顶，高耸挺拔，南面突出带爱奥尼列柱和三角山花的前廊。礼堂前的林荫道两侧分别是图书馆和生物馆（现为建筑系馆），呈对称布置，强化了大礼堂的中心地位。这两座建筑都在南面设置门廊，采用四柱三间的形式，与大礼堂的前廊呼应。科学馆（现为健雄馆）位于大礼堂东南部，人口处虽然未用三角形山花但大片的红色瓦屋面和老虎窗仍传递出浓郁的西方古典韵味。体育馆位于大礼堂西北部，入口处设有大楼梯和由两根塔司干立柱支撑的门廊，表现出粗犷之感。从学校的总体规划到单座建筑的设计，从建筑的功能到形式，都是地道的美国校园风格。

这就有点“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了。

其实，这样毫无保留地向先进学习，也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普遍认识。1930年，胡适在他著名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要怕模仿……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郭秉文校长，正是秉持此信念，东西奔走。他延揽了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而他最得意的，是1918年促成由数百名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入南高师，使后来东南大学的自然科学遥遥领先于国内任何大学。拥有这样一支师资队伍，郭秉文得以顺利推行美国式的教育制度，使东南大学迅速崛起，在极短的时间内由一所师范学校发展为声名显赫的综合大学，被国际教育界人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东南大学易名“国立中央大学”，成为首都的第一大学。

东南大学拉开了中国自办大学的序幕。

正如谭子良在《中国教育界的“大学梦”》中所言，“自南高倡议改办东南大学以来，各专门学校继起改办的声浪，一天高一天”，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陆续成立，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日渐完备。由中国新式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开始在各行各业中成为中流砥柱，中国终于通过教育的改革走上了自立与自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