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为政令畅通赋能
——解读中国成功阻击新冠疫情的文化密码①
一、楼栋管理的“中国国情”
住在荆州区政府9栋的张丹最近上班去了。在此之前，她担任楼栋长，负责全楼人员健康状况的统计，并协助志愿者采购生活物质和药品。
近两个月的小区封闭，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但住在9栋的二十多人足不出户，却衣食无忧。
两个月前，荆州市一声令下，整个荆州全城封闭，以小区楼栋为管理单元的组织架构全部建立。
像这样细致到户、到人的管理模式，是中国14亿人口在疫情期间的一个缩影。
中国成功阻击新冠疫情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随之爆发。应该说，有中国的经验可资参考学习，能更高效地控制疫情，这就是网络上疯传的“抄作业”。
但事实证明，中国施行的疫情阻隔管控办法虽然高效，但欧美国家做不到或很难做到。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情不同”。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国情不同”，不如说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不同。
二、政令畅通的“中国模式”
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市—县—镇（乡）构成。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细胞，则是办事处、社区、村。
现今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类似于元朝的行省制，再远一点，是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
回溯到秦以前的周朝。周朝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全国分成若干诸侯国，诸侯国拥有极大权力。
刘邦与项羽决战，从汉中打到关中，将所占地盘全部用郡县制管理。
统一中国后，汉高祖刘邦为宽慰刘姓家族及有功之臣，实行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郡县制仍是他的孜孜以求。因此，刘邦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几乎斩尽杀绝。
刘邦的继任者们一样如此。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因诸侯王势力过大，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晁错提出了削藩策，终于在汉景帝时期酿成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朝中央政府用郡县制取代了原刘姓诸侯王的分封管理体制，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历史上看，无论汉朝还是汉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无一不以强化中央集权、追求国家统一为目标。
元朝建立后，由于中国版图急剧增大，人口逐渐增多，原有的郡县行政体系已不适应管理需要，郡县两级因此改成三级，即将几个郡并为一个省来管理。自此，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确立，并影响到后世直至现在。
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中央政府一声令下，说封城便封城，说交通管制便车辆停运，政令畅达，效率极高。可以说，这种高效的管理体制，对成功阻击疫情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欧美体系的“中国印记”
欧美地区的很多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一国内的州（区）具有较大的权力，比如，美国的50个州都有独立的行政权力，甚至互不买账。联邦制的州可以制定法律，有的现象在这个州合法，在另一个州违法；对同一违法现象，处罚有的还不尽相同。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欧洲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被分成40多个国家。27个国家为强化团结，加强经济发展，便形成了欧盟。
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制和欧盟，在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
在我看来，联邦制管理类似于我国周朝的分封制，类似于汉朝、明朝分封的诸侯国、诸侯王，拥有较大的行政权，相对而言，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较小了。
项羽灭秦后，有三种行政管理体制供他选择：称王、称霸、称帝。“称王”走的是周朝的老路，“称帝”走的是秦朝的老路，项羽都不认同。项羽没有秦始皇和刘邦一样统一中国的志向，他觉得称霸最“玩味”。
现如今的欧盟与霸王制类似。灭秦后天子被废除，由有功之臣建立若干国家，诸侯王建国称王，比如刘邦被封汉中王，项羽则自封西楚霸王。在项羽看来，他功劳最大、实力最强，所建立的国家理所应当成为诸侯国的盟主。
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小，而诸侯国一旦实力雄厚，便可向中央政府叫板，比如楚国强大后仿效周朝“天子六驾”，因此而诞生了“不服周”的俗语，一直流传至今。
称霸制下没有了天子，理论上讲，国家是独立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霸王即便实力再强，其拥有的权力也会变得更小。
我们可以看到，但凡遇到战争或灾难，由郡县制、行省制演化而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便显示出无以伦比的优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四、扣留物质的两种结局
今年2月，我国抗击疫情之初，各地都面临着防疫物质紧缺的问题。重庆方面委托有关企业从海外采购了一批口罩，其中包括帮助湖北黄石代买的口罩。但就在物资到达云南大理时，大理市将物资截留征用。
云南省为此严肃查处了这一事件。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指出：“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问题属实，情节恶劣，性质严重，严重干扰了全国防疫工作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严重损害了云南防疫工作形象，充分暴露出大理市委、市政府在紧要关头，无视政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
云南省纪委监委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决定对5个单位、8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其中，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被免职，市长杜淑敢被撤职。
疫情在欧洲爆发后，欧盟召开了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加强协作，共同抗击疫情，但各国自顾不暇，各自为阵，一盘散沙。
意大利一家大型汽修厂对欧盟的所作所为失望至极，撤下了欧盟的旗帜，换上了中国国旗，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欧盟的失望。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指望欧洲国家帮助是一个写在纸上童话，这个时候帮助他们的只有中国。在机场迎接中国专家时，他用亲吻五星红旗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激。
为了本国利益，成员国纷纷出台禁止出口防护服、口罩、手套等医疗防护物资的措施。不仅如此，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扣留他国防疫物质的现象，连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也未能幸免。
欧洲国家扣留防疫物质，我们看到了两种应对办法，一种是通过外交抗议或交涉，一种是忍气吞声，但无论哪种，都会耽误了抗疫时间，无事无补。
意大利的防疫物质被德国扣了，意大利不能免了德国的官员；重庆采购的防疫物质被大理扣了，大理主要领导很快被处理。
30个省市在援助湖北时，不但派来了4.2万多名医护人员，而且送来了大量医疗物质和生活物质。这与扣留医疗物质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灾大难面前，我们既能看到各种丑态，也能看到管理效果的差异。因此，与其说抗击疫情考察的是经济实力，不如说是行政管理体系优劣的比拼。
五、阻击疫情的时空观念
我想，尽管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医疗物质短缺的问题，但疫情爆发有先有后，程度有轻有重。控制好率先爆发和疫情最重的国家，有利于及时阻止疾病的快速传播，于人有利，于己有利，更何况，如今是一个经济深度融合、命运连为一体的时代。
我相信欧洲国家的人都懂这个道理。
中国人自古追求知行合一，想到说到，更可贵的在于做到。要做到，除了有兼济天下苍生的广阔胸襟外，还须以政令畅通的行政体系为保障。
中国疫情爆发后，医疗防控物质捉襟见肘，此时，尚未被疫情波及的国家和组织给予中国援助，缓解了中国医疗物质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具有抗击疫情必备物质的产能，只不过生产时间不足以应对疫情的突如其来。
时间就是生命。错过了是时间，就会导致疫情漫延，相反，争分夺秒抓住时机，就能有力阻止疫情扩散。可见，时间在共同抗击疫情中显得多么重要。
国外的医疗物质派上用场之时，也是中国加大生产之际。从口罩日产2000万只到1.2亿只，中国很快腾出手来，腾出空来，不仅做到了满足本国的物质需求，而且向80多个国家和组织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向世界各国出口防疫物质。
试想，疫情最先大规模爆发时，如果欧洲各国能像中国各省援助湖北那样，给灾难中的意大利以援助，意大利的疫情恐怕不是今天这般景象。同样，等意大利控制了疫情，再腾出手来帮助其他国家，欧洲的疫情也不会这般严重。
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归功于中国的行政体制。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便控制了疫情，体制的优与劣，效率的高与低，结果的好与坏，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魅力到底在哪？答案有很多。在这次抗击疫情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攻坚优势，统筹全局、把握方向的组织协调优势，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令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让我对中国的制度更加自信，更感自豪。（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 彭德江）
特别说明：一家之言，一孔之见。敬请批评指正。如需转载，请联系彭德律师（18972123456）。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7492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