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阳标统：忠义救国军，一支被历史误会的抗日劲旅

历史上的忠义救国军是一支牺牲惨重，绩效显著的抗日部队，却被政治小说《红岩》与样板戏《沙家浜》描绘成汉奸部队，形象从此误会。

历史不是这样的，事实本不复杂，复杂的是政治。而历史工作无非盘剥史料，厘清事实，秉实而论。谈忠义救国军是否一支抗日部队，不如谈雨农将军与这支部队的关系。后世见诸各种文字对雨农将军描绘与评论多属抹黑，尤其喜欢对他私生活进行泼污，其情节之荒谬无聊，实不足信。

屡见庸文指斥雨农将军为国民党反动派，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作文者连雨农将军乃无党派人士都不知道便信口开河。雨农将军不是国民党员，亦非三民主义信徒身份。这件事连蒋先生都是在抗战胜利后无意向雨农将军谈及询问后才知道，乍闻之下，蒋先生也是惊讶万分。

民国时期，国家制度与一般的社会观念未能开化进步完善，军人所谓效忠国家民族的理想志向，往往投射在具体个人身上，形成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雨农将军则身时代，亦不例外。毕其一生，他只服从蒋先生个人，余者不及。故蒋先生敌人便是其敌人，蒋先生利益便是其利益。

日本侵华，初始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要推翻积极备战、对日强硬蒋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这个前提下，雨农将军做人做事或有狠辣残忍可检讨之处，但他酷烈手段同样用在对日作战上，便是正义。其领导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与他一样，既有特务武装嚣张跋扈毛病，亦有坚决抗日光荣历史。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是月底，蒋先生呈准军委会，命雨农将军与上海士绅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9月7日别动队编成，总兵力一万一千余人，总指挥是梅县籍老桂系将领刘志陆，参谋长由陆军第八十七师参谋长杨仲华调任。全队下辖五个支队及一个特务大队。支队、大队仿正规军团、营建制缩编。

第一支队长何行健。（杜月笙门生，黄埔二期。）

第二支队长陆京士。（杜月笙门生。）

第三支队长朱学范。（杜月笙门生。一九五〇后历任邮电部部长、全国人大六、七、八届副委员长。）

第四支队长张 邺。（黄埔三期，步科。）

第五支队长陶一珊。（黄埔六期，步科。）

特务大队长赵理君。（黄埔五期，政治科。中共早期党员，允文允武。）

一、二、三支队成员多为上海青红帮成员与工人。第四支队、特务大队官兵为原有之情报及行动工作人员。第五支队长由上海地区曾接受国民军事训练青年及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学生编成。值得一提的是，雨农将军曾请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从军中抽调六百余名军士补入别动队任班排长，以充实基层力量。另，平津地区情报行动人员组成别动队北方支队，总指挥王天木、副指挥陈恭澍。

淞沪两期作战，别动队官兵登记在册阵亡者总计两千七百余人，其余牺牲者因战时环境复杂，资料名册跌宕遗失，又或成建制全军覆没，连姓名都没办法留下。

会战期间，雨农将军指挥谍报工作，撑持到最后才撤出上海，部属劝其无需亲冒矢石，底近一线指挥。将军慨然作答：“别动队起自民间义从，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诸君无薪饷之奉，官爵之荣；牺牲奋斗，所凭无非忠义精神。吾当以身先为倡，庶乎能稳固根基，发扬光大，岂可临危他去？”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末期，别动队掩护国军后撤，牺牲至为惨烈。如第四支队在淞沪抗战第二阶段奉命至闸北掩护正规军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奋力阻击日军进攻，逐街巷战逐屋争夺。无奈军事素养不足，全支队2500余人牺牲殆尽，但为正规军的转移和布设新阵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再如松江特训班驻金山卫学员大队大队长廖曙东，撤退时被日军包围，廖用配枪击毙逼近的数名敌兵，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扫射下壮烈殉国。

毛泽东表弟文强晚年回忆“苏浙别动队”这段壮烈的抗战历史时记载：“这支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与日军血战，他们视死如归，前赴后继。

我曾亲至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主动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著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

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他高喊：‘为指导员报仇！’呼声激励着队员奋起向敌阵冲锋，压倒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裡，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含泪笑对。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

上海战役撤退后，我调前方办事处任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桂系宿将）从上海带领约一千七百余名残余队员撤退至抵达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

1938年01月，浦东第一支队由何行健带领雷忠大队为主的残部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局毛森在江山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的巍山，组成别动队“浙东支队”。

鉴于其后作战所需，雨农将军呈准军委会，将安徽和浙江两地残部统一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安徽为教导第一团，浙江为教导第二团。将军亲兼总团长，俞作伯为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1938年03月，雨农将军奉军委会命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于是立即指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后收容整理部队。其时日军正组织武汉会战，妄图逼降国民政府，其兵力不足，对沦陷区控制不严。当一支比较正规代表国家的武装出现，就能迅速得到社会与民众的认同与依靠，因此忠义救国军在江浙皖沪敌后迅猛发展，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散的正规军官兵。迄4月底，忠义救国军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一、二两团（后来改为第一、二支队），总人数又达一万余人。

1938年05月，别动队易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汉口，雨农将军兼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指挥部随后推进至浙江孝丰，后移安徽广德县王岭。总指挥先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接任。

同年底，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被日军包围于河北香河、宝坻附近，弹尽粮绝后全军壮烈殉国。

别动队易名之事，由杜月笙向雨农将军建议，杜说别动队并非正规部队，人员构成多为帮会人员，番号不必太正规，称“忠义”比较能得到没什么文化，对国家民族认识，仅仅来自看戏听书的士兵理解与认同。雨农将军将民间“忠义”文化与抗战特有的“救国”结合起来，将部队易名“忠义救国军”。据文强回忆，雨农将军曾与他谈及别动队易名之事，他也认为这支以青洪帮成员为主组成部队，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忠义”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更容易理解接受。

1938年12月，共产党员钱杏邨任主编的《文献》杂志曾刊登专栏特稿《忠义救国军：一支活跃於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文章里说：“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军里。”

文章对忠义救国军11月份的战果做了统计，一个月内大型战斗九次，小型战斗无法计算，仅十号一天就两次。某支队从青浦某处挺进至京沪线昆山一带，扫荡苏嘉路直达吴江，旬月之间与日军激战十多次，毙日军百数十，毁日军车二十辆，破坏公路及铁路二十余里，炸毁铁桥及桥梁十二座；某支队接总指挥部情报，奉命将无锡石塘湾铁路一段破坏，伪政府政要所乘车辆经过时立即倾覆，预伏忠义军的大刀队从山岗后跃出，挥刀乱斩。该役杀日军八十九名，并截获军械子弹军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记照片无数，俘虏日军四名”。

1939年2月8日，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叛国，直接导致淞沪地区忠义救国军一度分崩离析、军心涣散，不少部队更是效仿其投敌。雨农将军得知消息后，电上海站对何行健执行民族纪律，勒令“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制裁，以儆效尤”。随后何行健、陈明楚两僚被军统特工马河图击毙于上海街头。

迄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发展迅速，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二十六个大队及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达二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未计阵亡者三千五百余人）。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两侧展开政治工作，布置谍报网，安排地下交通线，发动民运、策反伪军，捕杀汉奸，配合特工人员不断打击日伪。

1941年1月，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忠救军在与共产党武装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军事同盟，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流日军情报。雨农将军为加强敌后情报侦搜能力，安排军统局在皖南雄村办了特训班，抽调忠义救国军各部官兵进行轮训。至一九四四年春，官兵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士兵总数达三万一千余人。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所著回忆录中对忠义救国军的描述：“除了中美合作所辖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有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在上海郊外活动……日本人充份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袭击珍珠港的前四年，便开始在该地区驻扎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居然在这地区组织了一支两万多人，极有效能的军队。他们控制着一半以上伪军，不但经常保持联络，作战时甚至能得到他们协助。

至1944年秋，设在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一共训练了八千官兵。在长达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中，这支军队阵亡了一万多人，在这里训练的官兵补充了损失人数。我知道对这些部队训练越多，供给枪支越多，那么他们袭击日本人的行动便越活跃。在十个月的时间内，这支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万名日军，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在华中受训的部队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

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开始於1943年。安徽歙县雄村特训班即梅乐斯所说的“第一营地”；后来又陆续开设了二十多个类似的训练班。各训练班的内容大同小异，以雄村训练班为例，其受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训练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政治训练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著作。学员结业后由美国教官授给美制武器弹药，官佐发给手枪，士兵发给卡宾步枪或汤姆生机枪，少数编为爆破组的发给炸药。学员毕业后大多遣回原部服役。

1945年初，中美合作所干员在中国东海岸情报作业时所摄，照片中两名美军海军军官分别为甘提（Gantry）少校、罗许（Rosche）上尉，他们身旁六位中国游击队员没有留下姓名。抗战胜利后统计，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敌后武装，对日发动特种作战一共1,867次。

敌后活动很多事情无法公开说明白，忠义救国军被指控为汉奸，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忠义救国军策反一部伪军，往往不要求伪军立即反正，而是令其继续保留伪军身份掩护游击部队生存与作战。只有发生两种情况下才会令伪军反正，一是正面战场发动大型会战，敌后游击部队奉命配合展开一系列重大破袭行动。在关键的时间点与地点，会布置伪军突然反正，达到最大的作战效能，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二是与伪军联络的秘密被日伪有所察觉，伪军失去继续潜伏的可能。

这类情报是没办法公之于众，新四军不掌握这个情况，或者掌握也不理会，在战机对己有利情况下依然发起对伪军进攻。伪军一旦情势危急，便向忠义救国军求援，接下来自然会发生忠义救国军与伪军夹击新四军情况，但对外又不能公开告示说是帮伪军解围，只能说奉命“剿共”……这样事例l屡见不鲜。

这便是忠义救国军与敌伪勾结说法由来。

还有一些独立活动忠救军别动队，在日伪军进行“清乡”时，便躲到伪军营地里，或干脆在伪军掩护下，打着汉奸自卫团旗号躲风头。

忠义救国军兵源成份多样，品流复杂。一旦该部队派到敌后，环境艰苦且无各级长官严密控制，生活艰难之下，军纪难以维持，因此私自设卡收费，对游击区百姓敲诈勒索、盗窃抢掠事件时有发生。本人亲自采访陆军第九十六师二八七团上尉连长卢滩如说：“国军平时驻训与作战，军纪是没问题的。军纪不好多数发生打败仗后溃散，或者敌后活动，没军官管束，士兵们没人管，就会乱来一通。”

与新四军摩擦是经常发生事情，但此类事情并不见得都是政治因素，底层官兵很难从政治上理解上面“防共、反共”政策，大多数摩擦只是纯粹争夺粮草给养。苏北挺进军老兵郭予广，抗战时任中队长，带着手下几十人在苏北打游击，自述经常与新四军管文蔚部争夺征粮地盘，双方除了没动枪开火，平时吵架、打架、动刀都是经常的。

事实上忠义救国军与国民革命军其他正规部队也有摩擦，顾祝同便不止一次向军委会告状忠义救国军袭击正规军。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挺进军），忠爷爷，二十八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心目中的横蛮形象。

以上两页档案为1944年02月01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向蒋先生汇报电文，档案名称为：“馬志超電蔣中正陳報忠義救國軍成立以來歷戰各役戰績傷亡各情並告整訓所部效忠另請時予訓誨俾資遵循”……

请注意，这份电文所述战果与自身伤亡人数，不涵括忠救军苏浙行动委员会时期作战绩效，也没统计活跃的1944年与1945年度作战成果。只统计1938年5月——1943年底。所述战绩应是榨干宣传因素灌水成份，电文摘录如下：……忠义救国军成立于八一三之秋，七年来陈师京沪，转战武汉，将士咸能不辞牺牲与敌战斗，先后经过大小战役两百四十六次，击毙敌伪匪二千五百八十三人，俘虏敌伪匪官兵一千二百十二人，行动爆破工作三百零四次，炸毁敌重轰炸机九架，汽车十辆，火车头二十个，车厢三十二节。我官兵伤亡四千八百〇三人……

综上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敌后抗日武装，也是一支有瑕疵的武装。但因此指控他们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部队，不符合史实。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忠义救国军对日抗战态度是坚决的，可以说牺牲惨重，绩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