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这场战役，
能让我们在意识的荒原上，
前进一毫米。
1。
武汉市中心医院，被国人深刻铭记，和一个医者有关：
李文亮。
李文亮
2月7日凌晨，35岁的李文亮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因他2019年12月底，曾在微信群中，向同学和同行预警，而被定为造谣者遭到训诫。
所以，他的离开，在疫情肆虐、民众恐慌的关头，引发了集体悲恸和问责。
缅怀他的人们，记住了他戴着眼镜的干净容颜，也记住了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之一。
海鲜市场一批早期感染者，在病毒传染性最强、毒性最强的时候，就近到中心医院就诊。
那时候，感染者对病毒一无所知，对病毒也知之甚少的医护人员，几乎就成了第一道人体防毒墙。
直至，医护者也一批批成为感染者。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3月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另一名医生——江学庆，也不幸在凌晨离开。
2。
55岁的江学庆，医术精湛，德高望重。
这位外表粗狂、内心柔软的医生，生前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的主任。
江学庆
虽然整日面对情绪不稳的癌症患者，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慢声细语，温煦可亲，而被病号称为“60分贝暖医”。
2018年，他还获得我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
新冠肺炎爆发后，他一直在一线坐诊，每天都要看100多个病号。
“他好累呀。”同事说，直到1月17日确诊前，他还在出诊看病，提醒手下医护注意防范。
被感染后，他病情发展得很快。
1月22日，转院到武汉市肺科医院。几天后，病情再次恶化，他得靠体外肺膜机，维持迅速衰竭的心肺功能。
抢救30天后，他还是被新冠病毒掐掉了最后一丝呼吸。
江学庆去世后，他工作群的同事们，都把头像换成了蜡烛，围绕在他的头像周围。
他手下的医护，擦干泪后，继续投入战斗。
“每接待一个新冠肺炎病号，我们都会想到，这些病人和我们主任患的是同一种病。
我们要尽快让他们康复。病人康复得越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的治愈。”
他们说。
泪目。
抱歉，60分贝的暖医，我们没能留住你。但你走后，我们学着你的样子，救了很多很多人。
江学庆医生去世两天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另一名医生——梅仲明也牺牲了。
3。
梅仲明，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和李文亮同属于一个科室，曾是李文亮的领导。
梅仲明
57岁的梅仲明医生，1986年毕业中山医科大学，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工作34年，是一名技术特别高超的眼科大夫。
他坐诊的专家门诊火爆到提前多天也一号难求的地步。
“他治疗过的病人们，纷纷在网上致以怀念。我以前在电视台的同事说，他们是邻居。他们所居住小区的居民，都在为梅医生祈祷。”
3月3日的日记中，武汉作家方方也提到梅医生，言辞之间溢满惋惜和悲痛。
同样的医术高超、成就非凡，同样的仁心仁术、厚德赤诚，同样被无情的新冠肺炎带走，永逝于这个春天。
赤子在天堂相聚，他们都曾拯救过实苦的人间。
眼科医生李文亮，还有他的同事的去世，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位眼科医生的遭遇——陶勇。
4。
就在钟南山院士发出“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的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自己的患者砍倒在血泊里:
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
7个多小时的全麻手术，两个星期的ICU监护，他才躲过鬼门关，脱离危险。
受伤前的陶勇
醒来后，他问前来探访的科室同事：“怎么会是他，他不应该啊，我们对他挺好的啊。”
陶勇口中的他，就是伤害他的犯罪嫌疑人崔某。
崔某眼部患有严重疾病，其他医生给他做过两次手术，术后出现并发症，眼睛几乎失明，转到陶勇这里时已是晚期。
给崔某做手术时，陶勇正好腰伤复发（陶勇腰椎曾骨折，腰上至今还打着6枚钉子），但还是忍着腰痛，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手术。
考虑到崔某经济能力，陶勇还给他省了不少费用。
手术后，崔某的视力得到部分恢复，不然他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将屠刀对准救他命的陶勇。
只是，这个恩将仇报的歹人，在掏出屠刀对准毫无防备的医生时，也险些毁掉中国眼科届最年轻有为的医生。
众所周知，医术高，医德更好的陶勇，28岁北医博士毕业，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三甲医院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在SCI上发表论文98篇，是眼科领域冷僻难缠的葡萄膜炎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
这位来自江西南城沙眼重灾区的医者，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像母亲那样的眼疾患者，带去光明。
如今，因为他左手受伤严重，恢复极其艰难，很可能一辈子也回不了“不能有一毫米失误”的眼科手术台。
他曾用爱和光，给那么多人带去希望，最终却被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砍伤。
这是多么令人哀伤的医患关系。
5。
陶勇受伤住院后，曾对妻子说：“幸好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
他还对慰问他的老师说：“我一定可以迈过这道坎儿。”
看到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落泪，他还大大咧咧地说：“哭什么，你看我不还活着。”
但他所在ICU的保洁阿姨说，夜深人静，众人离去之后，陶勇一个人在偷偷流泪。
陶勇和患者
“如果有一天，我能再见到他（指伤医者崔某），我想让他看到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
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
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躺在病床上的陶勇，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说。
医生也是患者，医生也有脆弱和伤口。
医生也是凡人，医生已经尽心和尽力。
这个社会没有你想的那么黑暗，这个国家离不开良心的医生。
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当下，陶勇的这些话，何尝不是说给所有人听：
理解中国医生，尊重中国医生，保护中国医生。
关键时候，他们是前方的战士，是病毒的杀手，是挡在恶魔前的天使，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当垫脚石，帮更多人打开生命之门的英雄。
6。
3月2日，钟南山团队通过模型推演预测，如果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再推迟5天实施管控措施，那么疫情的规模将扩大3倍。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再迟疑5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感染者，就不是8万多，而是20多万，乃至30多万。
管控措施的有效执行，疫情蔓延的及时止步，离不开一线所有人员，但冲在最前沿的，永远是我们的医护。
新冠肺炎爆发后，数以万计的医护驰援武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30多名医护人员牺牲。
多年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在共同的灾难和悲壮的救治里，得到前所未有的缓和。
医护人员被奉为天使，被称为英雄，遵从民意，政府也从给子女加分、提升薪酬到火线提拔，安抚前方战士。
只是，一旦疫情结束，一旦封令解除，一旦我们回到自由的环境，重拾昔日的焦虑，来到拥挤的医院，看到坐诊的医生，是否还能持有今天的感恩和诚意？
面对那些曾经为我们挡过无形子弹的白大褂，我们能不能看见他们的伤疤和疼痛、脆弱和坚强？
我们能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是医患矛盾的肇事者，而是受害者；
他们不是医疗环境的缔造者，而是承受者；
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天使，而是有家有口的凡人……
但愿，我们能。
但愿，这场蔓延到全世界的疫情，能让我们在意识的荒原上，前进一毫米。
前进到，我们从自己的疼，看见中国医生的疼，能用自己的心，体谅中国医者的心。
毕竟，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地拥有同一个身份，那就是：
患者。
——结束，是另一种开始——
作者简介：刘娜，80后老女孩，心理咨询师，情感专栏作者，原创爆文写手，能写亲情爱情故事，会写亲子教育热点，被读者称为“能文艺也理性的女中年，敢柔情也死磕的傻大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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