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九间房战斗中，全歼敌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警备第3旅。但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旅竟是一支由地下党员掌握的武装。
一、张汉民与第十七路军警卫团
1922年，陕西靖国军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败北，靖国军将领杨虎城被迫将其部下接受改编后缩编为一个团，他本人则通电“下野”暂时离开部队。在陕西赋闲期间，杨虎城结识了中共党员南汉宸、魏野畴。在他们的建议下，杨虎城意识到想要在军阀混战中出人头地，就要大量培养忠于自己的基层军官。杨虎城于是在安边县开办教导队，并聘请保定军校毕业生赵寿山、段象武等人担任教官。
教导队最初只招收120人，后被扩编为一个500多人的教导营，教导营中的学员日后都成为杨虎城军队中的中下级骨干，其中就包括地下党员张汉民、解放军中将孔从洲等人。杨虎城对张汉民的才干极为欣赏，任命他为警卫团长。张汉民趁机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并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营连长。
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张汉民曾派人与方面军总部取得联系，提出要带领警卫团起义，但是有关领导认为张汉民还是维持现状更好，可以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掩护川陕苏区后方的安全。在张汉民的改造下，到1934年底，整个警卫团的2000多名官兵中，共产党员就有200多名，全团16个步兵连有10个建立了党支部，完全成为一支白皮红心的武装。
杨虎城并非不清楚张汉民的背景，他手下的反动军官也曾多次要求把张汉民解决掉。杨虎城之所以信任张汉民，也是需要用他和红军打交道，保存自身实力。杨虎城统治下的陕西，南北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此外还先后三次遭红军大队人马过境，张汉民虽经常给红军游击队暗中施以援手，但是至少能够明面上维持第十七路军的统治，使得双方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
二、张汉民暗中联系红二十五军
1935年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3旅，张汉民仍任旅长。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由鄂豫皖地区转移至陕东南地区，并开始着手建立鄂陕革命根据地。3月10日，红25军在华阳县歼灭警备2旅，在当地开辟游击区后胜利东返，杨虎城命驻扎在柞水县的警备第3旅就近堵截追击。
张汉民接到任务以后，率领警备3旅第7、9团，从柞水县开始，一路尾随红二十五军。为了避免发生误会，下令部队与红军始终保持一天的路程，张汉民还派出地下党员张明远，去和红二十五军联系。张明远，毕业于陕西甲种商业学校，曾先后在洪湖红二军团、陕北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工作过，后被陕南特委安排到警备3旅。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对张明远的到来还是很重视的，亲自接见他，并向他调查张汉民的历史问题。张明远在警备3旅其实也才工作一年，对张汉民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只好交代他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红四方面军西征路过子午镇时，张汉民俘虏了六百多红军掉队人员。虽然这只是宣传数字，但是已经在吴焕先心中留下不好印象。
尽管如此，吴焕先、戴季英还是和张明远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联络口号是“瞄不准不打”。不过吴焕先还是决定再考验一下张汉民，向他提出要提供电台、医药和地图上的帮助，并要求警备3旅与红二十五军的距离再拉远些。对于地图，张汉民很快就派人送来，但电台和医药暂时紧缺，他只能命地下党员王超北去上海、西安购买。
三、九间房设伏
张明远携地图第二次来到红二十五军，与他同来的还有红四方面军驻警备3旅代表老傅，和地下党员岳子涛、张凯等。但吴焕先提出的要求是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张明远送来的却是河南省卢氏县和灵宝县的地图，加上其他条件没有满足，警备3旅依然紧紧跟着红二十五军，更加深了吴焕先等人的怀疑。
虽然之前与警备3旅达成停战协议，但红二十五军一路上对对方也不敢大意，一直保持备战状态。4月初，部队眼看就要进入鄂陕革命根据地所在的蓝田县葛牌镇，但警备3旅仍紧紧跟在红二十五军屁股后面。自离开华阳游击区后，红二十五军都没得到休整，战士们意见很大，都表示要尽快打掉这股追尾之敌，吴焕先等考虑再三后终于同意。
九间房镇（今属柞水县）邻近葛牌镇，这里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道路狭窄，是适合伏击的理想之敌。红二十五军曾在这里伏击过第42师126旅柳彦彪部，不过由于没有及时占领道路旁的小高地，导致未能全歼敌人。徐海东和吴焕先这次吸引了上次的教训，在大小高地上都设置了伏兵，就等着警备3旅上钩。
为了诱敌深入，红二十五军还在一路上布置了许多便衣侦查员，他们化装为小商小贩和放牛娃，零零散散布置于道路旁，好引诱对方上钩。担任警备3旅前卫的第9团团长、黄埔一期生阎揆要感觉不对劲，向张汉民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前面道路似有埋伏，建议部队就地宿营，以免误会。”张认为双方既然已经有停战协定，就没当回事。
四、九间房战斗经过
1935年4月9日，警备3旅进入九间房镇的山沟，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张汉民亲自带着阎揆要的第9团走在前面，团长曹伯箴带领第7团断后。张汉民询问路边打柴人：“红军啥时候过去的？”这些实为红军侦查员的打柴人答道：“已经抵达葛牌镇了。”张汉民便放心地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下午一点，红二十五军突然以猛烈的轻机枪火力从第7团后方发起袭击，警备3旅顿时大乱，张汉民吸取上次第126旅的反伏击经验，亲自带领部队冲上路旁高地，想抢占制高点。冲到半山腰，早已埋伏在山上的红军战士一面高喊；“缴械每人发三块大洋。”一面把轻机枪子弹、手榴弹一股脑倾泻下来，大部分警备3旅士兵顿时非死即降。
交战之初，张汉民曾高喊：“不要打了，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惜双方已经杀红眼，如何停得下来？张汉民只好收拢起一个营的兵力，依托山腰上的岩石和丛林，集中火力反击红军，给红军造成了不小伤亡。最后双方士兵甚至展开肉搏，地下党员张明远也在战斗中牺牲。打到下午四点，战斗基本结束，张汉民带着卫士五六人企图跳崖逃脱，结果被红军战士詹大南跟上活捉。
九间房一战，警备3旅的第7、9团基本被全歼，除旅长张汉民被俘外，第7团团长曹伯箴左臂被断，躲在死人堆里逃过搜查，第9团团长阎揆要率残部逃脱。红军共俘虏国民党军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支，机枪驳壳枪300支，只可惜无线电台被红军战士砸坏，吴焕先为此生气得训斥他们是“土包子”。此战红军自身也伤亡200余人，其中阵亡100余人。
五、张汉民的结局
张汉民被俘后马上要求见军长徐海东，徐海东听了笑道：“我捉你张汉民，还是你张汉民捉我？”张汉民随后直接自报家门，吴焕先想了想，对其他俘虏喊道：“还有谁是地下党？”于是又有20多人站了出来，他们和张汉民都被扣下。同被扣留的还有俘虏中的军医、机枪射手和无线电员，其他俘虏则都被释放，只有20人自愿留下来加入红军。
吴焕先对张汉民等20余人分别审问，据戴季英回忆，这20人中有一个叫阎赫的陕北人，是张汉民的副官。他在审讯中招供，称张汉民是叛徒，其目的是要赶走红25军，赶不走就打掉。叛徒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张汉民1928年被逮捕后曾脱党，打入第十七路军后才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尽管如此，陕西省委对他也不是很信任，阎赫的看法可能来自陕西省委。
这时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军委代表汪峰也找到红二十五军，愿意证明张汉民的身份，吴焕先等对汪峰的说法也不敢完全信任，只是将其暂时扣留。为了确认张汉民的真实身份，吴焕先便让张汉民派人去找自己的联系人写一份证明文件，之后张汉民都被戴着黑色头套跟随红军活动。
张汉民是陕西省委单线联系发展，想找人写出这份证明谈何容易？就这样一个月后，由于张汉民始终拿不出这份证明，再加上军情紧急，书记徐宝珊最终决定将张汉民处决。不得不说，在革命年代紧张的对敌斗争氛围中，造成这样的误会是非常遗憾。事后中央也多次就歼灭警备3旅和错杀张汉民一事，批评红二十五军有关领导，并在1945年中共七大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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