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成人礼有很强的儒家思想渗透
1.受周秦时期冠笄之礼的仪式过程及伦理内涵的影响
周秦时代，中国本土文化初兴，传统伦理价值观初步确立。源自上古成丁礼的冠笄之礼,
已经凸显农业社会催化生命个体伦理品格的成人之道。周代时，无论君王还是庶人，都须经过成人之礼方可结婚成家，如《说苑•建本》篇说“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左传》说鲁襄公九年（十二岁）“冠于成 公之庙”。
至今能看到的较完整的成人仪式见于《仪礼》中的士人冠笄之礼。其中，冠礼于宗庙中举行，由父兄邀请宾者来主持,仪式繁复隆重，体现着对冠者成人的重视，也显示出浓重的父系家长制的权力色彩。仪式核心环节为“加冠”和“命字”，而又以 “换装易服”作为主要程序。
从空间方面来看，冠礼是在祖庙举行的。祖庙是家族的神圣空间，子孙的成人意味着家族香火传递的意义。祖先信仰与世系绵延是传统社会的伦理核心，祖庙作为冠礼举行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冠礼成人的家族伦理指向。《礼记•冠义》云：“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 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以冠礼规训子孙的伦理意义十分显明。
冠礼最核心的内容是“加冠”和“命字”。衣着和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字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称呼标识。中国古代重礼教秩序，士农工商的身份，从服饰来看一目了然，成年 与否从服飾上也能清晰可见，“加冠”是随着发式的改变，依次戴三顶帽子。
首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分别代表着冠者获得了统治者、军人和祭者的身份，具有了参与政治、军事和祭祀的权利。与此同时，根据三次加冠的不同意涵，辅以规训与祝福的语辞,表述虽不同，但核心内容是“弃尔幼志，顺尔成德”，“淑慎尔德”，“以成厥德”。
对受礼人的“德''性训诫成为三加之礼的中心内容，这个仪节既是对个人身体意志的一种规训，所谓“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同时也将个人道德、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内化到受礼者心中。
此外，冠者三加之后要拜见母亲，母亲与之行成人之礼，取字之后要拜见兄弟姐妹，均互 行成人之礼。这些环节都是在建构长幼兄弟之间的一种家庭伦理秩序。同时,冠者还要去拜 见乡大夫、乡先生，以强化社会伦理意识。在周代所建立的家国同构社会模式中，家长为一家之尊，国君是一个国家的大家长。
所以,冠者面见乡老，忠于国君,是将对于家的“孝”延伸为对于国家的“忠”，“忠孝”合一的价值观念正是中国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具体表象， 《国语•晋语六》中曾记裁赵文子加冠后见乡老和贤达的具体细节，体现了时人对于特定阶层男子的成人标准的理解。
2.传统成人礼在历史社会中绵延的推动
周代冠笄之礼经春秋战国之后，于汉魏六朝时代发生了诸多仪节变化，但其成人的伦理意义依然当时的冠礼多在岁首举行，《后汉书•礼仪志》:“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除皇帝“四加”之外，“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王公以至士人，都是加冠一次而成礼，皇家典礼的地点在曹魏以后也由宗庙改为朝廷。
南朝世家大族尤其重视冠礼，梁人萧子范《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择良辰，式道士典，诺筮于宾嘉宾受锡，醜酒方陈。礼庄尔质，德成尔身按照士冠礼的程序与伦理传统，择日、筮宾，嘉宾命字，以礼端正自身。
在仪式中，不仅设计了孩子感恩父母的互动环节,还纳入了亲戚、朋友、同学等各种人际关系，既促进了感情沟通，也调整了人际关系。
对孩子而言，这正是开始人际交往的一次尝试，与冠礼的见父母、乡老和国君的仪节基本相似.在田野调查中，一位亲历者提到自己过12岁生日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见到了参加自己生日典礼的父亲的战友们，因为他感受到了 大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同时也第一次全面接触父母的朋友已经正式告别童年，变成了青少年。
3.理学兴起后中国人对于成年礼的态度的转变
宋代理学兴起之后，重视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儒者们借助字说文章阐释冠义，并将儒家的成人观念和伦理价值观注入其中，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巩固了儒家传统伦理作为一个社会主要价值观念的地位。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变革,传统伦理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从近代，尤其是从当代重建的成人仪式中可以看到，伦理文化仍然是构建稳定社会关系，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反过来也成为当代成人仪式得以重建的助力。
西方成人礼文化——以瓦尔拉莫夫《傻瓜》中成年礼为原型
传统叙事模式通常源自古典作品，史传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本文中的传统叙事模式仅指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
民间故事中暗含了描述男性成长的典型民俗模式：离家一考验一暂死一回归一新生。瓦尔拉莫夫在《傻瓜》中运用了民间故熟悉的家庭，来到陌生的环境,经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后，返回家乡。其中，离家（杰兹金离家服兵役）和寻找未婚妻（前往德国寻找未婚妻）等两个母题的展开均戏剧化地呈现了这一叙事模式。
从这本小说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文化中对于成年这一里程碑式的话题，更加注重的是对于孩子的锻炼，在成年那一天孩子将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将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庭（大部分以十四岁为成年，少部分不是，根据国家法律为准），以及他们对成年的孩子的心灵的锻炼，这跟古代中国对于成年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伴随青春期生理转折而举行的成年礼不啻为个人成长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傻瓜》中的杰兹金经历的是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小说中主人公的文化性新生未能实现，这构成了作品中的重要情节冲忽“新生”的缺失弱化了作品中成长主题的仪式色彩，凸显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对少年人内心精神的锻炼。
概言之，仪式作为文化的贮存器和记忆的识别物，积存了大量原型。这些原型在民间故事中得到积淀，并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影响小说创作。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西方社会中的人对于成年礼的态度。在瓦尔 拉莫夫的《傻瓜》中，成长主题在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中获得了独特的思想意义。
主人公杰兹金是对俄 罗斯民间故事形象傻瓜伊万的戏仿，作品的叙事结构契合普罗普所总结的神奇故事结构图式。小说中由主人公外出历险和尘世堕落所呈现的沉降模式是杰兹金成长道路上所必须克服的磨难，然而上升叙事的缺失中断了 “离家——考验——暂死——回归——新生”这一原始的蜕变之旅，主人公杰兹金未能实现仪式化的新生。
脱离世俗世界、未能以新面貌回归世俗世界的杰兹金留在了充满不稳定性和危机感的成长阈限期，成为一个未能通过成年礼的“永远的少年”。借助对程式化成年礼叙事的重构，作者的写作意图浮出水面：处于阈限期内的主人公在国家转型期所面临的成长困境。
沿着传统叙事模式的主轴，瓦尔拉莫夫巧妙地将历史时间融入处于心理不稳定期内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个人成长与国家成长交织在一起。诉诸成年礼原型，瓦尔拉莫夫创建的适当情境能够激发隐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性情感体验，从而使成长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傻瓜》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隐喻。
总结
一个伦理人，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就，而要靠持续不断的养成，成人礼作为人格养成的重要一环，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在当代教育环境下，成人仪式虽然继承了部分伦理教化内容，但尚未完全有效地发挥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主要由于当代社会的人的培养模式偏重于知识和技能，忽视对于人的伦理道德的培养。
这就使得成人仪式更多成为宣扬政治伦理的话语手段。同时,发挥成人礼的育人作用并不是仅仅一个仪式的构建所能完成的，需要整个社会体制的配合，比如学校教育模式、人的家庭教养模式等。这正是当代成人礼重建工作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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