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南京，首届国民大会现场。
这次大会目的，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一位来自西北的代表，长髯飘逸，目光如炬。
他走路带风，说起话来狮子吼，又像高原上的太平鼓。
他提出，西部穷、缺人才，需要更多的政策红包、绿色通道。
他建议，推进依法治国，实行民族自治。
话锋收住，现场想起了冰雹般的掌声。
一位新疆代表，蹬鼻子上脸，给了桃红想染大红。
居然堂而皇之地提出：实行联邦制，给新疆独立地位。
这个提议，差点惊掉大家下巴：猪八戒吃瓜皮，响（想）得脆。
乌压压的会场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差点炸锅。
飞刀，又见飞刀。
那位西北老汉，捋了下胡须，“腾”的一下站起来。
谈世界政体，讲中国国情，金句不断，妙语连珠，犹如瓦沟里溜核桃。
五十六种理由，汇成一句话：不能搞独立！
这讲话，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立即圈了一波粉。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接着，是长达30秒的掌声。
会场有些躁动，人们窃窃私语:厉害了，我的哥。
有人拉了下领座的衣袖：才华横溢，霸气侧漏，他一定姓牛吧？
不，他姓水。主席团成员，大名鼎鼎的“国大之水”！
我的天哪！原来是甘肃第一名流“楚老”，难怪这么厉害。
没错，这位来自兰州的代表，62岁，叫水梓，字楚琴，号煦园老人。
你可能瞪大牦牛般的黒眼睛，很傻很天真地问：水梓是谁？
庸俗点说，他的孙子你可能认识——水均益。
二
1884年6月28日，光绪10年，兰州秦安路昙云巷。
毡帽作坊里，“哇”的一声，有个男孩呱呱坠地，取名水梓。
他的父亲、毡帽作坊的主人，叫水应才。
同治年间，河州发生战乱，血流成河，人烟断绝。
水应才从广河县三甲集水家村，逃进兰州城。
九死一生，人不如草，他希望儿子能扭转悲惨命运。
5岁起，他教儿子读书识字，9岁送进私塾。
水梓的老师叫杨辛伯，管教学生极其严厉，声动金城。
一个下雨天，他早到了，就去附近看戏。
结果，被老师打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额头出血，不省人事。
每次梳头，看着满头血痂的儿子，母亲的眼泪，滴湿了男孩的辫子。
从此，一个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少年，钉在了冷板凳上。
从公鸡打鸣，到夜色如墨，两点一线，埋头苦读。
在家里，水梓享受VIP待遇：经常会有一盘他最爱吃的卤肉。
但是，他没有玩伴，不许逛街，断绝零食，是巷道里最孤独的少年。
1901年，17岁那年，水梓参加科举，一路过关斩将。
“毡帽匠”“逃难人”“河州鬼”的儿子考中秀才，上了街道的头条和热搜。
送喜报那天，一位叫马麟的河州老乡，为水梓牵马开道。
这位马麟，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青海大军阀。
万万没想到，后来清政府取消了科举。
20出头的水梓，被保送到甘肃文高等学堂。
从严酷私塾到新式学堂，水梓耳目一新，海阔天空。
他45度仰望星空，打了一个漂亮的响指。
这个忧郁的少年，慢慢多云转晴，不时哼起了小曲。
在兰州名师刘晓岚的教导下，水梓的国学功底更加沉淀老道。
但是，他更喜欢学以致用，不想当个宅男书呆子。
他选修俄文，废寝忘食，东写西读，不亦乐乎。
他还特别喜欢体操，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棒棒哒。
他深度感染了梁启超的汪洋恣肆，学会了嬉笑怒骂。
1907年，陕甘总督升允出了毕业论文题目：国无游民，朝无幸位。
翻译过来，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德才兼备。
年轻气盛的水梓，偏要讽刺一把：朝有幸位，而后国有游民……
升允大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严加惩办。
这可急坏了校长杨增新，跑断腿，磨破嘴，才争取了宽大处理：留校察看一年。
第二年，水梓各科成绩第一，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
这位杨增新，当过河州知州，后来成为一代新疆王。
1909年，25岁的水梓，考取京师法政学堂。
这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现代法律、政治、经济学说的高校。
水梓就读政治经济本科，系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理论。
三
西方新思想，让水梓全身细胞经历了一次大裂变。
他成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死忠粉，高举民主科学大旗。
我自横刀向天笑，谁说书生百无一用，且看我粉墨登场。
在北京城，他是同盟会的积极分子，不改大炮本性，公开发表“过激言论”。
他看不惯洋人欺侮国民，大闹邮政局，上了北京的报纸。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天地变色。
耳畔的炮声仍隆隆，京师法政学堂关门大吉。
27岁的水梓回到兰州，实践他的民主法治理想。
他和一群热血青年，在甘肃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集会，要求甘肃当局宣布共和。
水梓密访河州老乡、驻防兰州的马福祥，劝其按兵不动，拥护革命。
紧接着，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忽喇喇似大厦倾。
随后，水梓比杜甫还忙，又马不停蹄筹组临时议会。
1912年3月，甘肃省临时议会成立，名士李镜清当选议长，水梓为议员。
好景不长，新旧势力斗法，羖鹿放屁羊不服，李镜清被下课。
6月6日，议长李镜清在临洮老家遇刺身亡。
在榆中兴隆山郁闷散心的水梓，听到消息，晴天霹雳。
他已被列入死亡黑名单第一号，连夜东逃北京。
短短3个月，他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遭到无情的嘲弄。
这年夏天，局势稳了下来，京师法政学堂重新开学。
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湖广会馆，孙中山的演讲，让他热血沸腾。
胸怀一轮红太阳，何惧严寒与冰霜。
民主法治，就是他的红太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923年8月，水梓担任北洋政府的国宪起草委员。
他隐隐感觉到，民主政治的理想，终于可以更进一步了。
没想到，大家对宪法草草了事，完全是哄人的把戏。
后来，一个甘肃省居然出现两个主席，可笑可气。
1946年、1948年，水梓参加制宪国大、行宪国大。
他的西部开发、边疆人才从宽录取、民族自治等提议，获得通过。
他最后一次对法治发表意见，是1957年。
他在《光明日报》发文——《士与“恕”》，建议不要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
6月7日，刚过完73岁生日，甘肃省委召集“政法座谈会”。
毫无思想准备的民主人士水梓，即兴发言，洋洋洒洒。
他提出：
纲领性条例不能替代法律，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等草案；
综合大学应开设法律系，急需开办政法院校，培养政法人才；
加强对民众的法律教育，违法必究、依法办事；
法律不能“灵活运用”，旧有的法律仍有参考价值；
立即纠正冤假错案，对办案人员追究责任……
这一通毫无顾忌的发言，成为他人生悲剧的导火索。
四
辛亥期间，甘肃民主法治实验的失败，让他明白：开启民智，头等重要。
他发下宏远：既然搞不动政治，我就搞教育。
1914年，水梓受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校长蔡大愚邀请，讲授中外法学。
当时教材匮乏，他自编《比较宪法》等多种讲义。
从此，水家与兰州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儿子水天同、水天明是兰大老师，孙子水均益是兰大学生。
1915年，在甘肃省立一中教学的水梓，奉命筹办甘肃省教育会。
1916年，他进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会议，这在甘肃是头一遭。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甘肃的教育，早已被发达地区甩了十条大街。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天津、济南、上海，南通、南京、杭州……
一个月的时间，他卯足了劲，如饥似渴，入脑入心。
1917年，水梓担任甘肃省立一中校长，就是后来的兰州一中。
他对照东南部的名校，对省立一中进行大胆改造。
首先要求学生全部住校，加强早晚自修和体育锻练。
然后对校园进行整容，申请水源，栽树种花。
为了驱散弥漫校园的满清遗风，他经常登台演讲，鼓吹新学。
深刻的思想，风趣的话语，受到广大师生的热捧。
他为省立一中拟定了校训：弘毅。
从此，自由活泼、不拘一格的萌芽，在校园中肆意生长。
1918年，省立一中举办运动会，在甘肃尚属首次，引来无数围观。
1919年，教育部在全国选取12人，组成欧美教育考察团。
水梓乘坐“柯立芝总统号”客轮，乘风破浪，从日本横渡太平洋。
美国、英国、法国，他一路看了个饱。
走学校，进工厂，登险峰，涉大水，根本停不下来。
这次欧美之行，再一次颠覆三观，脱胎换骨：
我们要有更多的文化馆、博物馆，滋养出新国民；
妇女是半边天，也要像男子一样读书求学；
不做东亚病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国民体质……
回到家里，他决定送长子水天同去清华留美预备班。
1922年，他因“人品学识均堪重用”，担任省政府秘书长。
1932年，水梓名列省政府八大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手握重权，重操旧业，他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他提请省政府，对办学得力的县长，褒扬嘉奖。
更新规章制度，缩小与东南先进省份的差距。
推行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发展女子教育；
筹办甘肃学院医科及附设医院，划拨雁滩荒地做实习基地；
积极派遣甘肃学生，到日本、欧美公费留学；
建立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普及科学技术教育；
全省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些成绩，在今天看来，不就是批个字、盖个章、拨点款的事么？
可是，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尤其是贫穷的甘肃，办起来比毛不易还不易。
虽然是名厅级高官，但在大家眼中，他始终是个教育家。
在皋兰山下红山根,国际标准的运动场落成，西北唯一；
发出“研究改进艺术教育”通令，选派艺术人才外地求学；
调查兰州市名胜古迹古物，登记列表，并订立保护办法。
为了表示尊师重教，他给教育界人才画像，贴在教育会墙上。
每逢年关节日，他让上学的子女携礼品、持名片去拜谢老师。
兰师附小一位老师说：“教育厅长如此尊重我们穷酸，我们只有乐育英才，以图报答！”
五
虽然身居高位，水梓并没有把做大官当做人生理想。
乌烟瘴气的政坛，让年过不惑的他，心里还有十万个为什么。
1936年，多次请辞后，他获准离开教育厅。
但是，他始终没有闲下来。
筹建甘肃银行，创办省慈幼会，忙得不亦乐乎。
抗战期间，兰州成为战略枢纽，地位仅次于重庆、昆明。
水梓任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作俄语翻译，奔波于苏联驻兰州总领事馆。
后来，他被任命为甘青宁考铨处处长，为西北地区选拔文官。
水处长说话如雷，风趣幽默，出现在各种场合登台演讲。
1946年，抗战胜利一周年，兰州“忠烈祠”千人公祭。
为国捐躯的甘肃战士，牌位很少，被一笔勾销。
当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省上领导都在场。
大会最后，水梓当众赋诗，振臂高呼：
陇上健儿赴疆场，英勇杀敌多阵亡。
先烈碑上无名字，一股忠贞万古芳。
领导脸上挂不住，群众连声喊给力，一时成为奇谈。
1948年，兰州“抗建堂”庆祝元旦大会，省主席请水梓讲话。
在这个名流云集、歌颂太平的集会，他的声音很另类：
祝岁无它期，但求物价低，风调雨又顺，五谷更便宜。
这首打油诗，第二天登上报纸，人人传诵。
水先生不光胆量大，酒量更大。
做省立一中校长那会儿，水梓看着甘肃督军张广建很不爽。
有一次，他佯装酒醉，站在衙门口大骂张广建。
张督军设下鸿门宴，安排一帮陪客，想把水梓灌醉当场出丑。
谁料到，陪客醉了好几个，水先生是“酒杯不倒我不倒”。
对待不平之事、不义之人，他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对待朋友和年轻人，他却是人间的四月天。
50岁以后，水梓以书法闻名陇上。
求他写字的人极多，十之八九是素未谋面的青年。
他从不收润笔费，几张宣纸，一瓶墨汁，足矣。
周末，他钻进书房“寥天一室”，整天不出偿还书债。
水梓酷爱辩论，常常呼朋唤友，一起玩奇葩说、吐槽大会。
他有个超级怼友，是书法家、诗人许承尧。
1924年，这位朋友挂冠而去，归隐黄山脚下。
10年后，水梓去南方，专程看望许承尧。
许先生大喜过望，感慨万千：
廿载金城旧酒徒，五千里外过门呼。
掀髯乍见翻疑误，执手相看各略癯。
这次老友记，水梓请画家范振绪绘成《黄山访旧图》挂在书房。
因为心直口快，掏心掏肺，文化圈内把水梓比作“史湘云”。
他喜欢交游，官员、学士也都想认识水楚琴。
他的朋友中，有于右任、朱绍良、张治中、鲁大昌等文官武将；
有杨巨川、慕绍堂、高一涵、冯国瑞等学者大家；
有许承尧、范振绪、张大千等书画名家；
有喜饶嘉措、释月庵、水崇逊等佛教人士；
还有一群河州籍的老连手：邓隆，裴建准，牛载坤……
外省来的文人学子，都喜欢到煦园找楚老，大碗喝酒，大声读诗。
在兰州，“我的朋友水楚琴”，成为一种高雅的象征。
六
小时候，水梓放学路过一家公馆，几株蜀葵花探出墙外。
那一簇簇鲜红夺目的花朵，惊艳到了他。
趴上墙头去摘，主人怒见花贼一声吼，少年从墙头摔下。
他撒腿狂奔，逃了个之乎者也大吉大利。
少年想，如果我有一座大花园，该多美！
1917年，水梓在皋兰山下的颜家沟，买半亩菜地，修建房屋。
20年后，这里成了兰州著名的水家花园——煦园。
园中有假山、池塘、照厅、佛堂，郁郁苍苍，繁花似锦。
楼台亭阁，名字都特别诗意，而且有名家书法加持：
煦园客厅，是戴季陶题写的“坐春轩”；
许承尧写的“吹万之亭”，黄文中写的“爱晖簃”；
邓宝珊写的“留云山馆”，于右任写的“逍遥堂”；
还有，桃李门墙、寥天一室、烟雨楼台、退乐堂、寿山堂、醉棋亭、平庐……
光听这些名字，就已经醉了，简直是一座大观园。
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煦园里的花木，来自天南海北，还有美国、德国的舶来品。
煦园的邻居，是苏联领事馆和德国天主教堂，串门走户，你来我往，充满国际范。
对水家人来说，煦园不光是居住之所，更是精神后花园。
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院子里，来过一批熠熠生辉的人物：
于右任、张治中、喜饶嘉措、班禅大师、张大千、程艳秋、常香玉、张恨水……
作为“千龄诗社”“和平诗社”主持人，水梓的煦园里经常高朋满座。
在这里，一群文人武将放浪形骸，思国思家思社稷,赏花赏月赏秋香。
水梓喜欢收藏书画，从明清到现代的名家作品，琳琅满目。
张大千的观音，齐白石的菊花，还有章太炎、胡适送的书法。
除此之外，他的三大爱好：吟诗、写字、听戏。
好朋友易君左，把水梓呼为“西北东坡”。
他自编的《煦园诗草》，有300余首作品。
这是他写给蔡晓舟的一首诗：
扁舟一叶我还家，九曲黄河万里沙。
时有南来无数雁，相倚明月宿芦花。
这是在敦煌，“河西杂咏”中的一首：
万里风沙出肃州, 笛声杨柳玉关秋。
侧身遥望祁连雪, 相映月光上白头。
1948年夏天，水梓陪着知己张治中，去榆中兴隆山避暑。
这是留在“喜松亭”上的对联：
静调琴韵听流水，更历岁寒爱老松。
他是个骨灰级戏迷，秦腔、京剧、豫剧，无所不好。
兰州有明星演唱会，他不会落下一张票。
遇到好听的段子，他自唱自演，单曲循环乐无边。
他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清晨，浴手焚香，诵经拜佛。
但是，他不戒荤酒，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和平日报》周刊，这样介绍水梓：
“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出一部近代中国史和一部中国西北史，而他的文学家的心情，政治家的风度，教育家的态度，哲学家的见解，几熔为一炉”。
“如果说天下有‘完人’，在西北，我们便要首先推出水梓”。
七
1949年，风云变幻，很多人的命运，也将急转弯。
春节，水梓在门上贴出春联：“先忧后乐，终和且平”。
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考试院委员，没有赴任。
马步芳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送来台湾机票，他选择说不。
8月26日，兰州解放。
准备挥师新疆的王震，听水梓详细介绍左宗棠的治疆方略。
重阳节，煦园菊花盛开，水家拍了一张人员最齐的“全家福”。
12月，水梓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有些人看不惯，街巷中出现“打倒水梓”的标语。
谁也想不到，蝴蝶效应的序幕，已经缓缓揭开。
兰州举办书画展，水梓很认真地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这幅字被评为封建士大夫情趣、脱离群众自命清高，不得展出。
不是我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太快，一不小心，就脱轨了。
革命的风浪，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54年，水梓重回历史舞台，成为省政协常委、省“民革”副主任。
他频繁现身各种活动，继续发表魔性演讲。
1957年，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黄河岸边，一个搬砖背沙倒炉渣的七旬老头，叫水梓。
他的子女，也遭到批斗，到河西参加劳动改造。
喜饶嘉措、班禅大师送的铜质佛像，被人倒进火炉。
早年的书信、照片和文书，他含泪默默火化。
世间少了个能言善辩的老先生，多了个沉默不语的木头人。
诗酒酣畅的煦园，从快乐大本营变成一地鸡毛，门前冷落鞍马稀。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水梓崩溃，他依然乐天知命。
饿死人的1960年，河西改造的女儿水天长，万幸回到兰州。
一年后，水梓写下一首诗：
梦里人归忆去年，窗前明月共团圆。
破涕为笑全家乐，儿女围炉话酒泉。
但是，现实也刺痛着他：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
偶有老朋友、学生来看望，他会开心好几天。
1966年，兰州一中的红卫兵小将冲入水宅。
五十余年日记，上千幅照片，数百篇诗文，化为灰烬和纸浆。
水梓的身上，贴上“右派分子”布条，就像小说《红字》里的母亲。
在兰州公交车上，他被愤怒的革命群众轰了下去。
1968年，水梓接到命令：立即搬出煦园，这里要办粮店！
他和夫人，被安置到兰州条件最差的民居——养园巷九号院。
风烛残年的老两口，相濡以沫，打发着最后的光阴。
爱说爱笑的水梓，整天在阴暗小屋中枯坐，仿佛得了失语症。
1973年2月4日，正月初二，西北的冬天，冷风如刀。
春风不来，柳絮不飞，兰州是一座小小的寂寞的城。
在养园巷九号院的小屋中，89岁的水梓，和夫人、小女儿、儿媳、孙女过年。
午饭时刻，老人吃了几口饭，突然呛咳不止……
甘肃第一名流的心脏，就这样停止跳动。
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当年的明月，再也照不见皋兰山下，如画如诗的煦园。
还有，黄河岸边，那个一腔正气、满肚子不合时宜，“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先生。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511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