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作为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正统王朝之一，在史学界一直备受争议。但无论谁都必须承认，在西晋短短几十年国祚之中，涌现了一大批名扬后世的文士。这些文士上承九品中正，下启王谢风流，风采卓绝，志趣高雅，可谓那个动荡不堪、荒唐无道的时代里，为数不多的靓丽风景线。
而在这道风景线上，最璀璨的景色莫过于让刘备含恨而死的陆逊的两个孙子陆机和陆云。二陆白衣渡江，翩然入洛，本欲光耀门楣，一扫南方士人之疲态，不料到了洛阳之后，四处碰壁，最后更是受人诬陷死于非命。
表面上看，二陆是死于因与人结仇而遭受诬陷，但究其根源，二陆实则死于由来已久的南北士人之争，下面，笔者就从士人、士族的根源谈起，浅析二陆入洛与古代南北士人之争。
士之流动——封建瓦解
《礼记·曲礼》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历来对这两句话的解释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怎么解释，大夫以上的贵族阶层享有特权是肯定的，庶人于礼之一道，不甚精通，亦是事实。但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大夫和庶人之间，还存在“士”这样一个阶层没被提及。
同在《礼记》之中，就记载了周代贵族阶层的划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中上大夫卿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卿，下大夫即大夫，依此，我们可以大致还原一下周代的整个社会阶层：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士、庶人、奴隶，大夫及以上不上刑，庶人级以下不下礼。为什么独独不提士？这与春秋时代，随着封建秩序的瓦解，士这一阶层亦随之流动的现象有关。
周代社会等级
无论是从古文献中还是出土的金器铭文中，我们都能找到士一开始确实是处于庶民之上的贵族阶层的有力证据，但是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原有的封建秩序开始逐渐瓦解，贵族阶层也开始互相流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士这一阶层。因为士恰好是处在贵族与庶人之间，其上，大夫失势，可降为士；其下，庶人立功，可升为士。这样一来，士这一阶层队伍便越来越庞大。
物以稀为贵，最开始，士是贵族，皆有官职，但随着队伍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士都无法在获得官职，其贵族之位也愈发不稳，以至于后来就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已经将士划分到与庶人同一个阶层了，士庶之别已非常细微。
但毕竟士与庶人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士可以算作“知识分子”，而庶人则都是没什么文化的人。因为士失去了贵族之位与官职，又没法向庶人那样种田务农为生，于是又出现了“择优而仕”的说法，既然职位供不应求，那就只从士里面选择优秀的成为“仕”。
到了春秋末期乃至战国时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士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越发重要。一方面，各诸侯国都想招揽士来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士自己也有着继承道统、传承学术的理想。正如曾子所言：
稷下学宫：先秦士之聚集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争端之源——孙吴政权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养士之风盛行，士的社会地位被空前拔高。但随着天下逐渐趋于一统，“礼贤下士”的风气也冷了下来，到秦汉时代，我国从封建制过度到中央集权制，由朝廷出面，设立了“博士”。这亦是中央政权对士这一阶层的认可，要知道，在古代，没有纸，没有印刷手段，甚至连墨也是非常珍贵之物，知识的传承殊为不易，家学渊源便是最大的优势。
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将其毕生所学传承给自己的后人，开枝散叶，世代积累，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士族。后来朝廷施行征辟与察举制之后，士族便凭借家学渊源的优势，垄断了大半个官场。及至东汉末年，士族已经成为了政治上最大的一股势力。尽管魏蜀吴皆出自寒族，但最终天下仍然归于司马氏这一豪族、士族。
但天下士族众多，自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仅不同家族之间会有竞争，不同地域的士族之间，更是摩擦不断，严重地甚至会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南北士族之争。
我国地域广大，南北之争古已有之。先秦时代，夏、商、周皆发源于黄河流域，地处中原，由此带来的，便是中原各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春秋时，便有中原各诸侯国甚至将楚国视为蛮夷，引起楚国不满僭越称王之旧事。这种歧视，并没有因后来中华统一、南方文化亦逐渐兴盛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了下来。
东汉末年，孙坚割据长沙，孙策渡江平六郡，公元222年，孙权称帝，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孙吴政权彻底掌控了江东六郡，在这一政权中，南方士族占据了主要力量，但亦不乏北方士族的身影。
孙权大帝
前文提到，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的矛盾由来已久，这种矛盾折射到官场上，就会引起政治立场的对立。但或许是出于平衡的考虑，孙权一直试图提升北方士族的地位，以打压南方士族。这样一来，不仅无益于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白热化。一直到孙皓归降西晋，大半个世纪期间，南北士族之争始终是孙吴政权中挥之不去的旋律。
争端再起——二陆入洛
东吴降晋之后，孙吴政权土崩瓦解，其中的南北之争自然得以暂时缓解，但这只是局部上的缓解，扩大到整个中国，东吴残余势力与西晋正朔之间，依然存在南北之争。并且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融合，孙吴政权之内士族之间争端虽然仍在，但因为盘根错杂的姻亲关系，他们与孙吴政权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孙吴覆灭之后，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便一起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便出现了南方士族北上入洛以求出路的风潮。
按史书记载统计，南方士族入洛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此皆孙吴政权残余势力中的精英，从整体上看，他们代表着南方士族的利益，他们入洛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家族乃至整个南方士族谋求政治地位。南方入洛士族中的代表，当首推陆机与陆云，史称“二陆”。
陆机与陆云像
而原本紧紧围绕在西晋政权周围的北方士族，看到南方士族来到洛阳想跟他们分一杯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抵触、排外的情绪和行为。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二陆入洛走的是一条最艰难的路。他们肩负着南方士族的的期望，要面临北方士族的排斥和刁难。《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典故：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陆士衡即陆机，陆士龙即陆云。后人常把这则典故当做是评判二陆优劣的根据，但其实，它更直接地反映了南北士族之争。陆氏乃南方士族之表率，卢氏则为北方士人之代表。卢陆之争，便是南北士族之争的一个缩影。
这一争端，使陆机与卢志结了死仇，以至于后来陆机兵败，卢志便第一个跳出来进行构陷，诬陷陆机通敌叛国，最终陆机陆云皆被司马颍所杀。
如果仅仅是陆氏兄弟被杀，那还可以解释成陆氏与卢氏之私仇，但与二陆一同入洛的南方士族代表顾荣、贺循等人，虽免于一死，却也早早就假装称病，返回了江东，这才保全了性命，但也使南方士族入洛与北方士族一争长短的计划付诸东流。可以说，二陆入洛引发的南北士族之争，以南方士族惨败而告终。
争端之末——晋室南渡
陆机陆云死后，南方士族熄了入洛与北方士族争雄的心思。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很快八王之乱爆发，五胡入华，中原大地一片焦土，整个北方都沦陷在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一时间，大批北方士族跟随者晋王室南渡。
永嘉之乱，衣冠南都
北方士族的大本营原本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但南渡之后，迁都建康，这可就是南方士族的地盘了。建康本是孙吴政权的江东六郡之一，后来还将首都迁到此地。此次晋室南渡，一并而来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矛盾再次爆发。
《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一则记载：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顾长康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出身东吴顾氏，顾氏与陆氏皆为东吴南方士族代表。而“洛生咏”，则是洛阳一带的一种咏诗语调，属于北方士族内部所推崇的一种文化。顾恺之将洛生咏斥为“老婢声”，可见其对北方士族之厌恶。
不过与二陆入洛时的激烈冲突不同，一来此时南方士族作为地头蛇有着先天的优势，二来北方士族传统高门也有不少或灭于永嘉之乱，或留在北方，其势力与二陆入洛时亦不可同日而语。此消彼长之下，双方纵然依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却没再爆发巨大的冲突。
之后，随着王氏与谢氏的先后崛起，东晋士族皆以王谢为尊，从“王与马共天下”到“谢与马共天下”，无论北方士族还是南方士族，都处在王谢的光芒笼罩之下。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每一次九品官人法的评定过程，便是以王谢为首，以南北方传统士族高门以及郗氏、苏氏、祖氏等流民帅所代表的势力为辅的一次权力瓜分盛宴。南北方士族之间，虽有龃龉，却也达成了表面的和平。
王谢风流之乌衣巷
结语——迟来的胜利，科举制度之下的南北攻守异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代替了传统的征辟察举制，原本是一种进步制度，却在高门大阀操持下成为了士族的分权游戏。并因为分权不均，导致了南北士族的冲突，这样的制度当然无法长久。南朝以来，皇室与士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终于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我们不能说科举制度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士族政治，因为即便是唐朝以后，官场依然被传统士族高门所霸占。但科举制度毕竟为天下所有寒门子弟开放了一扇门，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加深，士族之势力也大不如前。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士族政治时代，北方士族以优越的姿态傲视南方士族，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南方文化开始反超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文化之盛令北方难以望其项背。据统计，有明一代，共录取进士867人，其中南方人占了71%。
真可谓风水轮流转呀，从周天子时代以来一直被压制的南方士人，终于在科举制度下，打了一个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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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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