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年5月4日—2018年12月），原名阿摩斯·克劳斯纳，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1939年5月4日，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一户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后在胡尔达基布兹居住并务农，曾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参加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奥兹的主要作品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乡村生活图景》等，曾获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卡夫卡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2018年12月28日，阿摩司·奥兹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9岁。
2018年12月28日，阿摩司·奥兹（Amos Oz）在以色列南部小镇阿拉德的家中辞世。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奥兹连续多年被追捧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很多中国作家对这位以色列同行推崇倍至，莫言即尊他为老师，再加上他的众多作品从1998年起就被不断地翻译成中文，阿摩司·奥兹因此成了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以色列作家。我先后买过他的《胡狼嗥叫的地方》《故事开始了》《乡村生活图景》《我的米海尔》《费玛》等几本书——最喜欢的，还是他在六十二岁时写的《爱与黑暗的故事》（2001年）。因为他的死，我重又细读了这本书，上网搜听了二十多章的朗读版，看了两遍由娜塔莉·波特曼导演的同名电影，藉由文字、声音、影像的交错映照，奥兹讲述的故事更显真切、迷人，我也得以走近那个遥远的国度，和众多陌生的生命歧路相逢，也和一个熟悉的孤独的灵魂欣然相认。
[克劳斯纳家的黑胡椒]
奥兹和他的父母
奥兹本名阿摩司·克劳斯纳（Amos Klausner），1939年5月4日出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父母均为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其父阿里耶能读十六种文字，会说十一种语言，他孜孜以求的是做一名比较文学教授，却当了一辈子图书管理员。母亲范妮娅也能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她学的是历史和文学，并兼修哲学，是一位很有文学素养的知识女性。他的商人爷爷亚里山大同时又是一个诗人。施罗密特奶奶则是一位酷爱书、理解作家的杰出女性，曾把自己的家变成有史以来第一个希伯来文学沙龙。他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文学家，曾编撰希伯来百科全书，创造了几个希伯来日常用语，还曾参选过以色列总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奥兹不仅坐拥父亲的众多藏书，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而且从小就认识了众多有名的学者、诗人、作家。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着小孩子难以理解的话题。但是那个时候的奥兹似乎就已看到了明天：有朝一日他也能参加这种讨论并发表语惊四座的决断，也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像亚历山大爷爷和车尔尼霍夫斯基那样发表诗集。那时多产、畅销的年轻作家以色列·扎黑是父亲的挚友，有一次当父母外出，把奥兹交给扎黑照看。正是在扎黑先生的书房，奥兹看到了父亲的三本书——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放在书店里很多天无人问津——原来是扎黑先生施用了“慷慨的诡计”，把它们偷偷买了下来。扎黑看见奥兹注意到了这几本书，却也没有说破，只是默默将他看作了同谋，把书悄悄放到了抽屉里。奥兹也将感激之情放在心里，直至扎黑英年早逝，直至父亲离开人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至很多年以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扎黑先生的女儿，对此她似乎没留过多印象，奥兹却永远忘不了在扎黑先生的书房里度过的那个晚上。那一年，阿摩司·克劳斯纳八岁。
虽然那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经常大动干戈，耶路撒冷常有爆炸、宵禁、断水和断电，生性柔弱的阿摩司常被同学欺负，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童年并非完全黑暗，即便黑暗也不是看不到尽头：就像他们种下的种子没有出芽，父亲会偷偷买来青苗栽到土里。就像他锁在黑暗小屋里被一个阿拉伯男人救出。就像他往妈妈的咖啡里放了黑胡椒或犯了其他错误时，被父亲惩罚锁到黑暗的浴室一小时。这个习惯孤独的孩子甚至喜欢被囚禁在黑暗之中，他完全可以依靠想象打开需要的电灯，把所有的黑暗都抛在外面，还一遍遍梦想着做个勇敢的消防员，把陷于危难的人从熊熊烈火中解救出来。所以，当母亲自杀之后，尽管父亲希望儿子将来从事写作，尽管母亲的好友莉莉亚阿姨说他会成为作家，他却一口回绝：“我永远不会成为作家或诗人，也不会成为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情感。情感会令我厌恶。我要当个农民，我要到基布兹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当个毒狗的人。用装满砷的注射器。”那一年，阿摩司·克劳斯纳十二岁。
[基布兹的狼嗥]
《爱与黑暗的故事》电影海报
1952年1月6日夜，奥兹的母亲范妮娅在特拉维夫服安眠药自尽。十二岁的奥兹仿佛一个可怜的弃婴，一度对所有人都异常愤怒。他恨母亲的自杀，好像她跟一个情人跑了一样；恨自己的父亲，因为认为母亲的自杀一定跟父亲有关，一定对母亲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并且也恨着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糟糕的小孩——因为妈妈没有办法继续爱他了。“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后来，奥兹终于告别父亲，来到胡尔达，加入了基布兹。从此，阿摩司·克劳斯纳不复存在，他将姓氏更换为奥兹——OZ，意为勇敢、力量。那一年，阿摩司·奥兹十五岁。
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奥兹在那里劳作、生活，娶妻、生子……直至1985年才搬到沙漠边上的阿拉德小镇。原本负气要当毒狗人的奥兹，也曾下决心不再写诗，不再讲故事，“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试图一劳永逸抛弃学术世界，与自己的出身背景相抗衡”，但他却“不能不读东西”，不能不“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世界的中心就在自己笔下——他终于把胡狼的嗥叫写进了小说。1965年，奥兹将他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送给母亲的生前好友阿格农先生，这位当时如日中天的大文豪（第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写来了“措辞优美的回信”，奥兹兴奋得“围着基布兹欢跳了整整三天天夜”。这个声称没有感情的人，终究成了一位感情极其丰富而且细腻的作家。这一年，奥兹二十六岁。
三年后，奥兹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由此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一开篇便撼动人心：“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通过一位三十岁的已婚女子的内心独白，叙说了她一见钟情的爱情、走向牢笼的婚姻、虽生如死的生活。尽管小说的主人公汉娜一再说“我不想死”，实际上也没有死，尽管从年龄上看，她更年轻，但是这位敏感、脆弱、爱做梦的绝望主妇还是让人想到奥兹的母亲——从她身上显然能够看到范妮特的影子。奥玆说过：“从母亲去世那一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提起她。只字未提。”然而他又一再表示：“母亲的死和她所讲述的故事让我变成了作家。我的写作，就是为了回忆她、理解她。”奥玆的人生确因母亲的自杀而改变，他全部的写作几乎都与十二岁的遭遇息息相关，虽然他在平时对此只字不提，却把未曾说出的话全都转化成了万千文字。且不说《我的米海尔》《费玛》《了解女人》《一样的海》这样一些虚构类作品，哪怕仅只《爱与黑暗的故事》一本书，就囊括了奥玆及其家人的生生世世，写尽了一个家庭的变故离合，荣辱悲欢。“妈妈去世时38岁。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可以做她的父亲。”——当奥兹渐入老境，经历了孙子、儿子、丈夫、父亲、祖父等种种角色的叠加转换之后，当他“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终于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作为生者、主人，以一种敞亮通达的叙述姿态，“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讲出关于母亲和家人，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这一年，奥玆六十二岁。
[在爱与黑暗中转生]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休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为什么一起酿造了一场悲剧？”然而奥兹本人并没有找到谜底。他写其“不幸的家庭”，并不是要清算自己的父母，也不是驱除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尽管他的童年是悲剧性的，却一点也不悲惨，恰恰相反，他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这一说法无疑充满悖论，却也如同施罗密特奶奶所说：“流泪到无泪可流就是开怀大笑”。——确乎表达了一种悲欣交集、既往不咎的深切感受。所以奥兹说，他写此书是“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就像他小时候无缘参与的长辈聚会，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和他们——死者——像同龄人一样，甚至如同面对小辈、晚辈，深入交谈，谈谈他们生前未曾谈论过的屈辱、情感、梦想，乃至没有谈论过的性、记忆、痛苦。正是秉着这样一种心情，奥兹才会像剥洋葱一般，才会像一个通灵者，剥出了令人泪流满面的命理之核，道出了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一起的安魂之书。在为中文版所写前言中，奥兹特别申明：“《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而是一个故事。”是的，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它像散文，又像小说，它絮絮叨叨，琐碎杂乱，似乎没有主题，没有章法，却蕴藏了一股牵魂动魄的内在张力，大概这就是奥兹赋予“故事”的无限玄机。值得一提是，《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问世时，奥兹首次来到中国。九年后再度访问中国时，他已七十七岁。
奥兹曾经梦想变成一本书。现在去看他的一生，当然远远胜过一本书。而当我们会意了他的“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再去看《爱与黑暗的故事》，大概也会更加理解他所信奉的柔软、妥协和宽容，理解他所期望的交谈和对话。你会看到，他没有诉诸宏大叙事，没有标榜家国情怀，没有写大屠杀，没有写恐怖袭击，但他写了活命的幸存者，写了幸存者的死亡，写了夺命的子弹，写了被抛弃的毛绒玩具，也写了很多优雅或别致的会面及通话，更写了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拥抱和重逢。比如，奥兹和芬兰籍传教士爱莉阿姨的重逢，和父亲决裂后在吉布兹的重逢，和他暗恋过的诗人老师杰尔达的重逢……特别是和曾让他初试云雨情的女老师奥娜的重逢，最具戏剧性：到美国做讲座的奥兹，突然看到了仅比他“十几岁时见到的她老一点”的奥娜，激动得奔向她，抓住她，拥抱她，“叫了她两遍，热情地亲吻她的嘴唇”，结果她却指指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的老太太：“那才是奥娜，我只是她的女儿。”——几乎每一次重逢都似乎拖着时间的暗影，又如银制的烛台，在黑暗的虚空中发出晦暗的光。这里必须记下1938年岁末的一次重逢：奥兹的姨妈索妮娅乘坐罗马尼亚货船抵达特拉维夫，前来接应的亲友纷纷与之拥抱亲吻，唯有奥兹的母亲范妮娅安静地等着在众人之后。索妮娅发现二姐面色苍白，给人的感觉是状态不佳，岂不知“她的命运已成定数”。当时范妮娅正值妊娠，她腹中的阿摩司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三个月。那一天恰是12月28日——就在八十年后的同一天——2018年12月28日，阿摩司·奥兹终于讲完了爱与黑暗的故事，“被他所爱的人所包围而平静睡去”，终年七十九岁。
而我，2019年1月6日重又读完了《爱与黑暗的故事》。我听到那个十二岁的孩子一再询问：“妈妈，你没事吧？”我记住了：奥兹的母亲，在六十七前的1月6日重获转生。
文/赵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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