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自然、理性、所有圣典、所有法律、所有作家、所有博士、所有大公会议都反对重利。哲学家、希腊人、拉丁人、律师、牧师、天主教、异教徒，不同国家说各种语言的人们，均视高利贷与偷窃无异。
——罗杰·范顿（英国牧师，曾参与钦定版《圣经》的翻译工作），1612年
有关借贷的律法
收取利息一直被视为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历史第二悠久的行业，但它损害大众福祉，违背人们应该互助、互爱的道德观念，和其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宗教准则认为它和卖淫嫖娼、纵火谋杀一样罪大恶极，不过，世俗社会对它倒是睁只眼闭只眼。
中世纪时，放高利贷者常常挤在城镇贫民区，就像妓女总聚在红灯区一样。
绝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评论家、作家一批判起高利贷来，就免不了要把《申命记》（Deuteronomy）搬出来。书中提到：“万不可向兄弟姐妹放高利贷；不论是金钱、食物或任何东西，利滚利皆不可取。”“若为生人故，此举可取；若为手足者，万万不可。上苍圣主将庇佑其子民苍生，不论身处何方，紧握手中物。”不过，此处的“手足”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同一氏族的成员，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对非犹太人收利息，但不能对同族的犹太人收利息，后世称之为“申命记双重标准”。
《诗篇》（Psalms）里也有类似的警戒训示。“上帝之民，不可放贷收利，亦不可剥削无辜。若有此行径，将遭上帝遗弃。”这些教化，尤其是关于借钱给自己族人的训诫，成了古代和中世纪家庭手工业最普遍、最古老的基石。
在罗马的法律体制中，声名赫赫的《十二铜表法》试图用法律来约束贵族和平民的借钱行为。一般是贵族借钱给平民，然后平民哭天喊地抗议缴利息。罗马历史中不乏禁止或控制利息的故事。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十人大公会议（Decemviri）上出台了一个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超过1/12的比率收利息” 。按照公元前695年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推行的《十二月历法》，即法定年利率为8.33%，而按照18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计算，即月利率为1%。不过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因为绝大多数贷款都是一个月。
拉丁文的usura指代单利，usurae usurarum（利滚利）则是复利，罗马法中将后者称为anatocismus，这是大约公元前51年西塞罗从古希腊语的“利上加利”引入拉丁文的一个术语。
教义和借钱的纠葛
古代和中世纪对借钱收息的态度根源在于时间。现代社会几乎都认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出的基本教诲，即“时间就是金钱”。然而在罗马帝国末期以及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时间都被认为是上帝恩泽人间之物。换言之，时间是公共财产，不能在个人之间买来买去。
按照时长而收取金钱有违道德伦常，这一提法的创始人是早于阿奎那的法国神学家兼哲学家威廉·欧塞尔（William of Auxerre）。他认为，凡夫俗子不可算计上帝的恩赐。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会（Roman Church）是上帝在西方世界唯一的代言人，所以一切都由它说了算。从无到有创造东西，那是上帝的权力，而不是一个金融界小妖所能做的事；借钱收息是藐视上帝和教会的罪行，不容姑息！然而，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的宗教机构正在大摇大摆地收取和支付利息，而且数额可观。
君士坦丁将基督教推崇为官方宗教之后两百年，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迎来了新的黄金时期。国王委任一群律师广泛审阅已有法律，并根据时事所需进行了调整和编纂，颁布了三部法律，分别是《查士丁尼法典》《国法大全》（Digest）和《法学阶梯》（Institutes）。
其中，534年汇编完成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教材，也是当时最全面的罗马法律文件。收取重利被归在“用益权（usufructs）”一类中，意思是非合法继承人企图占有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简单地说，就是坐享他人的财富和劳动。但是，对用益权的描述却是：使用并获取非本人财产之利益，但未对该财产造成实际性损害。这听起来好像把收取重利视为合法行为了。
书中还明确，以高利率收取利息，只要未破坏原来的资产或抵押物，均获允许。该书秉承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认为可以收取利息，但不得伤害借方，不得危及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在当代，偿还行为不得让借方破产。不过，借钱利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钱是借给谁的。一般说来，借给普通个人的话是6 %，借给商人的话是8%。同时，依照各地区的情况、金钱的用途，利率也会有所变化。但无论如何，严禁利滚利。当然，有人搞复利，不过不会在贷款合同上写明，美其名曰“保护借方”。
牧师不得放贷收息的禁令一直持续到9世纪。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皇冠戴在查理头上，宣布他是罗马人的皇帝，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登上历史舞台。在三个多世纪前被毁灭的西罗马浴火重生，由基督教王朝执掌，而君士坦丁堡的东帝国被孤立，不再被西欧人视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查理大帝抓住机遇，将两大古老势力连为一体，政教合一，他自己则肩负起国王的职责，有权决定教会及民间事务，借贷自然也归他管。
为巩固政权，查理大帝朝意大利进军，打败了伦巴第人——这支日耳曼氏族自6世纪查士丁尼逐渐衰落时便一直占据着意大利北部。最早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信奉阿里乌主义（Arianism），这与当时罗马教会的教义背道而驰。
在体验了《查士丁尼法典》和《狄奥多西法典》的苛刻之后，他们着手编撰自己的法律，对待借贷行为的态度极其开明，例如：“某人向另一人借钱，并达成协议，如果债权人要求五年内还钱，而债务人无力偿还，则协议必须延长至十年；如果要求十年内还钱但无力偿还的，债务人可要求延长至二十年；如果地方首领或法官提出偿还要求，协议得到证明，则债务人或其后代应当偿还。”“如果十年之内协议未获两次延期，且首领或法官未在二十年内明确提出要求，则之后债权人不得再提此事，无权起诉债务人，除非遭监禁。” 如此人性化地对待债务人，或许是受了细致入微的罗马法律的影响，较之查士丁尼之前的法律，仁慈太多了。
这或许是因为伦巴第人的社会并不是以金钱经济为基石的，结构相对简单，和罗马比起来，似乎还处在原始阶段。
和教皇大利奥及查士丁尼一样，查理大帝也将借钱收息的禁令从神职人员扩展至普通信徒。
再后来，在关于借钱的教会文件中，人们把收取利息与偷窃相提并论。这些文本出现的时间与欧洲贸易复兴相吻合，这无疑对贸易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不过也恰是因为这种复苏，引发了有关借贷的新争论。丰盈可观的借贷利润充满了诱惑，实在令新兴商界人士难以抵抗，从而促进了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银行机构的发展。
商人通过正常交易累积财富，并逐渐发现，比起正常商贸行为，放贷更能赚钱，于是乎借钱开始流行起来。富裕阶层花钱享受的自由时间更多——古希腊人称为享受闲暇——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比起辛苦劳作糊口，提供金融服务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闲暇，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代社会。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探索新领域。种种现象令拥有无上地位的教皇坐立不安。
素材来源：《借钱：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图片来源：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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