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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口，我戴着项圈上学了。那一年，我还不到七岁。
那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成好，日子过得也宽展多了。我的父亲兴奋的拉着我，把我送到了小学校长赵先生的办公室。
“兄弟，这孩子和你的孩子一样，交给你了，要不好好学习，该打该骂由你。”
父亲对上学念书有着切肤的伤痛。他想把那份伤痛在我的身上化为喜悦。
别人的孩子上学自己到学校报到就行了，可父亲却要亲自把我交给校长赵先生，有着他的理由。
父亲从懂得自己的名字含义之后就觉得难受了。叫了一个读书人的名字，却没有读过一天书。他知道爷爷和奶奶的良苦用心，他不怪爷爷和奶奶，他只恨他小时候的那个社会。他把念书成材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孩子身上。
在西型马立户的父亲，从有了姐姐的那一天起，就为孩子的读书在脑子里画下了一张蓝图。姐姐刚一岁，父亲就托人与教书的赵先生说，要认他作姐姐的干爹。赵先生看上了父亲的实在，十分同情我家的困苦，便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姐姐到了上学的年龄后，是赵先生要父亲把姐姐送到学校里去的。姐姐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学校成绩很好。赵先生很是喜欢。那时候上小学花不了几个钱，一些铅笔本本钱，赵先生也就管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十分感激，就时常提一些地里的时鲜蔬菜，去赵先生家里看看。过年的时候，便蒸上一个大窝窝（白面做的大馍），让姐姐去赵先生家里拜年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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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上学的时候，父亲没有再等赵先生的招呼。他觉得赵先生已是我们的亲戚了，赵先生也会把我当做自己孩子一样，认真教诲的。
其实，我可没有姐姐那样好学。我太顽皮了。赵先生为我费了不少劲，我的头上也没有少挨赵先生用铅笔敲打。赵先生非常重视学生写字，只要他上写字课，总要先说一句口头禅：“人在世上走，字是出马枪。”尽管那时我们这些娃娃不懂得“出马枪”为何物，他照说不误。他对我们写字的要求近乎苛刻，不仅毛笔字要写好，铅笔字也要一笔一划，整整齐齐。我的头上常被他用铅笔敲打，是因为我的字写的扭扭挒挒。第一次打我时，是我刚上学的第二天中午，因为我老把“一”划成“1”，赵先生火了，用手里的铅笔在我头上狠狠地敲了两下。我感到了生疼难忍，眼里就有了泪水。“这娃不开窍，连‘一’也弄不‘挒这’（明白）还能行，我敲了他两下。”晚上，赵先生到我家坐夜，对父亲说起了这事，觉得把我打得重了点。但父亲却觉得赵先生打得还太轻：“亲家，不好好学就狠打。小娃不打不成材。”我躲在里间，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恨恨的。
从那以后，我写字努力了许多，可有时耍心上来，就写得不好了。赵先生只要见了，就会又用铅笔在我头上敲，用劲却小多了。但死猫吓死活老鼠，我只要见到赵先生拿着铅笔在教室里转着看着，就害怕脑袋上再响起梆梆声，写字的手也就十分用力。
在小学里的那几年，我写的字在我班里算最好的了。但赵校长不但不表扬我，还在我的字里挑毛病。升了完小后，他还给我的班主任冯老师交待，要他抓紧我的学习，盯住我把大字练好。正因为有严师的教诲，在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特别是语文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完小里的语文老师王克己老师，对作文课很重视。他发现我的字写得好，就觉得我的语文也应该能学好。他对我的作文经常指点，让我进步不少。完小毕业的那一年，我的毕业作文《一件小事》被贴在了公社联学区的范文展览上。
写字好不等于学习好。完小的二年中，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在班里总数一数二。数学就差多了，能弄个及格就不错了。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他偏重数学成绩，他看着我每次考试那六十分左右的成绩，就一脸阴沉，我见了他那张脸，身上的皮就紧了起来。
但害怕归害怕，背着老师我该捣蛋依然捣蛋。上课看小说成了我拿得起放不下的营生。我成绩不好，个子也高，坐在教室里的后排是我的专利。后排也有“好处”，那就是做小动作老师看见的少，在这里看小说就比较安全。那些年，农村里的完小也上晚自习。学生晚上也在学校里住宿。对于我来说，晚上自习的不是老师布置的功课，而是自己借来的小说。
邻居依斗叔是个文化人，他家里有很多书籍。那两年，我时常去他家里玩，翻看着那些爱不释手的书籍。他看我好学，就把我想看的书借给我。《儿女风尘记》是他借给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把我的心都拽住了。在一个星期的晚自习里，同学们下了自习睡觉了，我仍然在教室里，用课本堵住灯光外泄，头低着趴在课桌上看书。这本书看完了，还想看的瘾却一发不可收拾，便又到依斗叔那里央告着借书。就这样，两年的完小生活，我看完了《苦菜花》、《播火记》、《镜花缘》、《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籍。
书看多了，知道的就多了，调皮捣蛋的点子也多了。
《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这东西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班里的三十多个男生，长相各异，性格不同，各有特点。我便费了一番脑筋，给他们每个人都起来个绰号。当然，没有《水浒传》里好汉们的绰号叫着得劲。杜爱学同学面黄肌瘦，就叫他“黄巴巴脸”；王章守同学头发黄黄的，叫他“金毛兽”；高民伟同学爱吃红薯肯放屁，叫他“屁胡同”；路大泽同学咋咋呼呼，叫他“吼破天”······
那一段时间，男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人再叫真名，都是叫的绰号。以致于一天下午的自习中，得以忘形的男生们在教室里互相叫着绰号时，被站在门外的班主任听见了，他莫名其妙地不知同学们在叫着什么。下自习后，便叫了几个同学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我便被供了出来。
这一下，我吃家伙了。语文老师说要狠狠处理这孩子，但班主任却说：“这娃想象力不错，应该正面引导。这次给个口头警告。”
3
姐姐从小学到完小的这一段时间里，学习成绩一直走在全班的前列。完小毕业后，也就是1960年的夏初。她考上了县里的第一中学。那时候，县办第一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一所中学，能考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很少。在我们那个西型马完小里，一百多个六年级学生里，那一年考到一中的学生也就两三个孩子。像我姐姐这样出身穷家又是外来户家的孩子，就她一个。姐姐考上县办一中的消息，让西型马那些有文化的绅士们和学生家长们感慨不已：“不识字的老王，娃可争气哩！”从那以后，我的姐姐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他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当父亲把姐姐考上一中的消息告诉重病的母亲时，母亲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她虽然已说不出话来，但她却紧紧捏住姐姐的手，把对姐姐的希望永远地留在了心里。
母亲远行之后的那年九月，姐姐该去初中上学了，但父亲却愁眉不展起来，因为姐姐上学的学费他筹借不齐。
自然灾害让我们这些穷家雪上加霜。姐姐上学的区区几块钱学费让父亲感到了泰山压顶。还是姐姐的干爹赵先生，为姐姐拿出了五元钱，加上父亲借的几块钱，姐姐才跟上同伴们去一中报到了。
姐姐在一中读书的日子，她没有学习的压力，却感到了学习费用的沉重。一个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让她觉着了父亲借钱的不易。每次假期回来，姐姐都不想给父亲要钱，她觉得父亲作难。但返校又得交钱，因此假期里就时常忧愁着。父亲知道听话的女儿体谅他。从女儿放假的那一天起，就东家西家地借钱，还到大队会计那里先支点年底的分红款。总是在姐姐去学校时，让她把学费带去。
但在姐姐读初中的第二年第二个学期，就五块钱的学费父亲也借不下了。因为那一年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队里几乎颗粒无收，没有了收入。各家户连吃的都断顿了，谁家还有多余的钱。父亲走遍了全村，也没有借下一分钱。
开学的时间到了，姐姐看着熬煎的父亲，给父亲说：“爸，我不上学了，在家里帮你干活。”父亲的脸变得厉害起来：“不行，你先去吧，过两天我给你送去。”但要强的姐姐就是不去，她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便跟着大人们上工去了。几天后，和我们同一个生产队，在一中教书的高依和老师回来了，他告诉父亲，姐姐的学费他垫上了，让姐姐赶快返校，姐姐才又去了学校。
以姐姐的学习成绩，考上高中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贫穷让一个优秀学子的思维在这里发生了逆转。她不顾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劝阻，决然地放弃了中考。她不愿看到父亲为她的上学读书而没明没夜地辛苦劳作，也不愿看到父亲为她交学费而低三下四的求人借贷。
1963年的夏天，姐姐奋力地在田间和大人们一起劳动，眼中的泪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滴注在脚下的土地里，排遣着她对命运的怨恨。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散文》、《散文福地》编委、运城市书法、摄影家协会会员，垣曲县作家协会主席，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地方文化研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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