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他就是北宋神宗年间两度拜相，主持改革，同时也是诗文大家的拗相公，王安石。
一、口碑的两个极端
从宋至清，古代朝廷对王安石的评价，与现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截然不同。
从这中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
古代，王安石是给大宋带来灭顶之灾的奸臣，是给幸进之臣大开门路的奸臣，是挑起大宋党争的罪魁祸首、跟秦桧一样的奸臣。
在现代，王安石在民间最出名的是他的诗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官方，是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改革家。
在网络上，王安石也是几个著名的涉嫌穿越的人物之一，穿越指数略次于王莽、刘秀。
之所以评价如此之大，一个最关键的关键词，就是——时间。
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考虑时间的因素：
一个人们常常提起，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海变桑田，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古代，人们在儒家影响下，克己复礼，遵循“祖制”，观念比较保守，王安石公然喊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自然不受待见。
古代的文人，从不守礼法这个角度来抨击，那是绝对正确的。
何况，在王安石之后，北宋确实陷入了党争之争之中，而其中一方，就号称“新党”，实际让只是打着这个名号，一味迎合皇帝，攫取利益，被推为大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时间过了一千年，拉远了看，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二、王安石著名的三句豪言，到底破坏了什么？
从960年宋朝建立，到1067年神宗继位，大宋已经承平一百多年。
和平会产生什么？除了享乐、懈怠这些心理因素，那就是官僚系统的程序化。
战争年代，朝廷初创，程序不重要，效率才重要，那时候，需要能人，需要特事特办。
而到了四平八稳的和平年代，大宋不再需要多少能人，需要的是遵循成例，办事不偏不倚，只管执行就好了。
这里面，实际上藏着一个玄机。
这个玄机，就在于朝廷官僚系统的工具性。
这个工具性，可以成为皇帝权力的制约，也可以成为皇帝权力的倍增器。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里面涉及一个道统法统之说。
一直以来，道统在儒，法统在帝。
文言博所说的士大夫，其道统从尧、舜、禹、周公，到孔孟，再到程朱理学，与皇帝共治天下，还包含着士大夫以道统来制约皇帝的意思在里面。
特别是，在佛老的竞争压力下，经过程朱理学的改造，儒学已经带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正义的根基是属神（属传统）的，这自然会构成对皇权的制约。
而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将正义的基础，从道统转移到了法统上，建立在皇权的意志之上，这样，对皇帝的制约就大大削弱了。
对皇帝的制约一旦削弱，那么官僚系统就会完全成为皇帝的附庸。
三、新党旧党互相看不惯都是有理由的
新党看不惯旧党，是因为旧党很多人迂腐，只会道德文章讲大道理，不干实事。
而且，那时候很多文章就是这么教秀才们的，只要你品德好，天下自然垂拱而治。
司马光当丞相之后，一概废除旧法，坏的不用，好的也不用，也拿不出根治经济社会弊端的什么好办法。
旧党看不惯新党，是因为新党中很多是偷机钻营之徒，他们的目的不是把新法搞好，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有的是为了升官，有的为了发财，当然升官发财最好。
王安石变法时的同盟吕惠卿，就饱受争议。比如，他搞的五等丁产簿，让百姓自报家产，连一只鸡都不能遗漏，还鼓励告发，用被举报人三分之一的财产赏举报人。后来王安石离开朝堂，他害怕王安石回来威胁他的地位，还采用各种办法构陷王安石。
一千年后看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止是朝堂斗争，还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观念，也可以称之为当时的时代精神。
什么时代精神呢？
就是儒学上的理性主义，是对孔孟之道的一种新的阐释和继承，是对汉时儒家的一种变革，西方称之为新儒家。
在这里面，旧党把理性放在了义理人心的争论上，着重于人的心性，有点形而上的意思；
新党则把重点放在了治理技术上，注重实务。
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分野，王安石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读孟尝君传》，认为“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其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可见，他不是不注重义理，只是更为务实，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可以想想，你在北宋当一文官，地位高，工资高，讲一番大道理多轻松，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不是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谁去费力不讨好？
只可惜，有好心未必能办成好事。
王荆公变法，阻力实际上是很大的，除了那三句豪言，他还用了什么有效的办法呢？
四、古代历史上三次复周礼
周礼是孔夫子的梦想，一生都在倡导克己复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
这是儒家经典里绝对正确的话语。
所以，后世尽管实现不了周礼，往往也会拿周礼来说事，这样阻力就会小很多。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已经有两位历史上的牛人宣布过复兴周礼。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王莽，他复兴周礼还是很认真的，比如实行“王田制”，跟西周的井田制差不多，就是取《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要把天下的土地收归朝廷所有。
只这一条就炸了锅。那时候是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都在大贵族大地主手中，王莽这样干，不是要把自己的支持者往敌对阵营推么？
他还要搞分封，根据儒家经典，把诸侯怎么封，爵位怎么设都定了，“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
这都不算什么，更有穿越精神的还有，废除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很像现在的贷款制度，实行六筦政策，就是盐、铁、酒专卖，铸钱，收山泽税，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在管制范围……
另一个不太有名，但人家成功了，就是西魏时期宇文泰搞的恢复周礼，后来宇文泰的后人代魏自立，国号就定为周。
之所以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周礼是什么，而是周礼存在的社会基础。
西周是分封建国，存在比较强势的军事贵族，文与武分得不太清，兵和民分得也不太清，这和宇文泰时代的情况差不多。
很显然，与王安石时代的情况就差远了。
周礼固然在儒家经典中非常正确，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和制度资源，但这个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所生长出的土壤，已经发生了改变。
五、王安石需要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措施，保甲法遇到平民化的社会和宗法制，青苗法、市易法这种金融手段，却没有现代的经济法、民商法做基础，导致了官吏“与民争利”。
王安石拥有“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念，却没有相关的制度手段和技术手段。
所以，新法最后变成了一些人聚敛之道，王安石本意推动新法的那些理论，却变成了对儒家道统的侵蚀，反而慢慢丧失了对皇权的制约。
没有了贵族，没有了豪族，如果士大夫也对皇帝唯命是从，那会变成什么样？
看看明清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再做个假设，如果王安石不变法，北宋就不会灭亡了吗？
朱子有一段议论一针见血，与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一致。
他说，“"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於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
说到底，这是南北朝之后单纯中原王朝的条件所决定的，除非把中原财力和草原武力结合起来，比如唐、元、清，单凭王安石一人之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他，北宋一样会灭亡；有了他，却留下了一段有口皆碑的努力。
所以，王安石当得起名臣和改革家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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