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星聚年份、古本《纪年》和甲子日推算克商年为前1039年
伶州鸠的话靠不住，那么我们还能拿什么来作为推算克商年份的可靠依据呢？
我认为，五星聚天象、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古本《纪年》）相关年代记载和克商在甲子日是三个推算克商年份的基石，其可靠性远超过其他材料，理应得到更大的重视。
1，五星聚合和天命
五星聚合作为客观的天文现象，是古人或现代人都没法作假的，而通过天文计算也证实了周文王时代有一次五星连珠现象，其可靠性远比一般古籍大得多。更值得一提的是，古籍记载中，除了周文王时代，在尧、夏禹和商汤三个时代都有五星聚合记载，这也说明古人对此天象的观测是有传统的。
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书《五星占》，约8000字，前半部为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这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以及这3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五星占》所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值583.92日只大了0.48日，误差只有万分之几；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378.09日只小了约1.09日；火星周期为30年，比今测值29.46年只大0.54年，其精确度令人惊讶。帛书中还谈到金星的会合周期“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也就是说，金星的5个会合周期刚好等于8年。如此缜密的五大行星运行记载，在当时没有精密天文仪器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幅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字的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内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都说明，中国自古就有观测五星聚的传统。
而上古帝王看待天命，也远远不是习惯了自己制造祥瑞的后世帝王能比的。中国最早的典籍《诗经》和《尚书》就有多篇诗文在以虔敬之心谈论天命：
《甘誓》：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里的五行，按照《尚书》专家刘起釪的解释，就是指的五星，也就是天命的象征。
《汤誓》：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商汤和夏启一样，都是明明白白地把天命作为其征伐的依据。
《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长发》：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率履不越，遂视既发。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这里所说的“帝”，就是后世的“天”，“帝命”就是指的“天命”。
《殷武》：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不僣不滥，不敢怠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国语•周语上》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墨子•法仪》：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僇，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非攻(下)：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巳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闲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巳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
《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可以说，在西周之前，古人认为的天命，主要就是从天象上来体现的。而五星聚就是其中最受重视的天象之一。
《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汉书•五行志》与《史记•天官书》内容相近，唯有词句上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志以五行为名，说明五星就代表了五行，这也是《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中的五行可解释为五星的一个证据。
而《中国古代星占学》一书对此做了系统的阐释：“对于五星一起相聚的现象，星占学有吉和凶两种占测。如《易纬-坤灵图》说：‘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郑玄注说：‘聚一舍，以德得天下之象也。’但是其它如《春秋纬》就说：‘帝有过失，既已命绝于天，则五星聚摄提，反衡，乱不禁。’又说：‘五星聚，天子穷。’……大概五星相聚要看在天空什么地区，吉凶也各有不同。《诗纬》说：‘五纬聚房，为义者受福，行恶者亡。’《海中占》说：‘五星合亢为五谷频不成。’郗萌说：‘五星聚于虚，天下之君必有盟者。’……《河图》说：‘岁星帅五纬聚房，青帝起。’恐怕最重要的是五星相聚以某一星宿为主而论。石氏说：‘岁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荧惑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又说：‘填星所在，五星皆从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德致天下。太白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致天下。’又说：‘辰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法致天下。’……由此可知，以某一星为主，其实质也还是五星相聚在天空什么区域，以岁星为主，则是相聚于东方七宿；以荧惑为主则当是聚于南方七宿；以太白为主，则是聚于西方七宿；若以辰星为主，则是聚于北方七宿；以填星为主，则聚于中央。这是完全按五行观点来论述的五星干犯之占。”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静-吕留良一案中，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书信中，也把“五星聚”与“黄河清”作为新圣人将获得天命的征兆，以促成岳钟琪起兵反清，当然，武人出身的岳钟琪早已不信什么天命了。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皇朝的观念是，只有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才能称皇帝；而称皇帝者，不仅要在武力上压服天下，还必须获得上天认可，即获得天命。而获得天命者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人，商周时天子一般自称“予一人”，后来为寡人替代（周时诸侯也可称寡人）。这也就是俗称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因此自称始皇帝，王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受封受赏的关系。只有天子自称“朕”。到了汉朝，仍是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此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曾多次因为这类称呼和礼仪问题而不能很好地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而导致此一问题的原因就与“天命”问题有关。
乾隆时期马尔戛尼的事情知道的人已经很多了，这里说一下咸丰时期与对华相对温和的美国交往的事情，以明确天命观念之在中国的根深蒂固。
自1853年到1858年，携带美国总统国书的美国使臣多次来到中国，欲与中国平等建交，却始终无功而返。到了1858年5月5日，咸丰皇帝又接到奏报，说美国又派使臣送来了国书。这回咸丰皇帝倒是仔细阅读了美国的国书。这封美国总统的国书是1857年4月22日写的，大意是：“朕”选拔了贤能智士叫列卫廉的，派驻北京任美国大使。这个人熟识中美两国兴利除害之政，素谙两国交际往来之事。也能秉持“朕”常欲坚定两国永久和睦友谊的心意。
咸丰看完国书后下谕旨道：看了美夷呈递的汉字蛮字国书各一件，以修好问安为词，欲派其国全权大臣驻扎京师，这与蛮国俄国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实在难以批准。“夷”、“蛮”二字均为朝廷内部对外族或外邦的蔑称。他谕令大臣告诉美国使臣，“以天朝的体制， 凡外国人准许其进京者，皆系朝贡陪臣。”
接着，咸丰皇帝对美国总统在国书中使用了“朕”这一中国皇帝特有的称谓大为不满：“阅所进国书内，该王竞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咸丰视美国总统为王，而自己是统领天下各王的皇帝。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定无法想象，在中国皇帝的眼中，自己仅是地位受制于中国皇帝的“王”。
乾隆、咸丰和光绪等不肯在称呼和礼仪上让步，我们今天觉得可笑；实际上是没有理解他们秉持中国的天命观念，认为得天命者只能有一人（也就是天下秩序），一让步即意味着承认天命的丧失，这是皇权的基础，自然是不能退让的。
“断代工程”启用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了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时的五星聚年份，分别为：
五星聚时间 跨度 对应历史年代 文献记载
前2014，12 30 尧？ 今本《纪年》
前1973，5 23 舜？ 根据今本《纪年》推定
前1953，2 5 禹？ 《太平御览》卷七引《禹时钧命决》 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
前1535，3 22 汤？ 今本《纪年》
前1059，5 7 文王 今本《纪年》
今本《纪年》记载文王受命之时“五星聚于房”，显然此次五星聚合对应的应该正是前1059年这次。如果确认文王在这次受命的第二年称王，则其在称王后九年去世，接下来，武王即位，十一年伐殷并获胜，据此我们可以推知伐殷年在前1039年。当然，由于对武王即位后是否改元有争议，对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详细论证（具体见后文）。
当然，由于推算结果与人们对夏商周年代的固有印象不同，并没有得到好好利用（文王时代的五星连珠基本得到认可），而经过我的研究，利用五星聚的天文年代不但可以推算出夏商周三代的建国年代，也可以推算出尧和舜的在位年代，甚至足以证实尧和舜的真实存在。而且，其结果还能与现有的考古学年代和文献高度契合。
2，克商就在前1039或1038——重新解读古本《纪年》西周积年记载
古本《纪年》作为晋代出土的地下材料，原本出于魏，未经秦火，其可靠性远超过一般史籍，钱穆先生就曾利用古本《纪年》解决了不少《史记》的年代错误。然而，由于古本《纪年》有不少与儒家历史观相悖的记载，一直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甚至还在宋朝失传了（后来有今本《纪年》出，其可靠性就打折扣了）。到了今天，情况也没好多少，尽管古本《纪年》对于夏、商和西周年代，都给出了明确积年，但断代工程依然在未对其进行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就轻易予以了否定。
而经过我的研究，根据古本《纪年》推出的相关年代不仅与现有多数文献契合，也完全合乎五星聚天象。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古本《纪年》建立夏、商、西周三代年代框架。
当然，断代工程之所以犯错，不是因为不重视，而是对下面这条材料的解读出现了问题：
（甲）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古本《纪年》，出自《周本纪•集解》)
根据这条记载，人们很容易就得出克商年在前1027年，实际上，很多学者（如陈克家）也是把这个年代作为克商年的。但这一结果实际上会与其他文献产生抵触，也导致人们不能充分信从。
而根据我的研究，只有把这条记载“掐头去尾”，才能得到真正的克商年份。而所谓“掐头”，就是这257年可能不包含克商这一年；所谓“去尾”就是这个积年不包含周幽王在位年数。
我们先从去尾开始谈起，在存世古代文献中，《左传》、《孟子》和古本《纪年》都有与西周积年有关的材料：
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古本《纪年》)
②成王定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③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公孙丑下》)
由于①和甲这两条的句式完全一致，都作“某时至某人若干年”，又同出于一书，所以其年距的计算方法应该完全一样。对于①，周受命在何年是有争议的，但其距克商之年至少在10年以上是为大家认可的，此后武王（1年以上）、成王和康王（合起来40年以上）、昭王（19年）在位总年数加起来不可能少于60年，而穆王在位55年（据《周本纪》），可知“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是不包含穆王在位年数的。这说明（甲）这条记载是可能不包含幽王在位年数的。
③基本是讲成数，不宜拿来作为证据。但文王生卒年为前1117年-前1050年（见后文本人考证），孔子为前551年-前479年，由文王生年到孔子卒年，为638年，由文王卒年到孔子卒年，为571年，显然是不合适称为“五百有余岁”的，所以这一句肯定不含孔子寿数。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甲这一条，也是不包含幽王在位年数的。
对于②，我们知道，《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定鼎郏鄏据《逸周书》应在成王十五年左右），则西周积年约为270年。
④是孟子(约前372～前289)去齐后说的话，去齐之年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是在周赧王三年（前313年）、齐宣王八年（《先秦诸子系年》的纪年与《史记》不同），这也可推断武王克商年应该在前1013年之前。
再看“掐头”，《通鉴外纪》中对甲这条记载又与《周本纪·集解》的引语不同：
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初看两者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上，通过这条，我们知道这二百五十七年可能也是不包含克商这一年的，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从克商后第二年改元到幽王即位前一年，积年为257年。
当然，这只是增加了克商年的一个选择，克商年具体年数是在前1038年还是前1039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以上考查，我们可以确认，古本《纪年》甲这一条，是不含幽王年数的，而根据这一有确切积年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克商年应该在前1038年或前10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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