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祖到景帝是西汉皇权的孵化期。王权（诸侯王）与皇权之争，匈奴对汉边境的侵袭。皇权、王权、匈奴三者中，皇权胜出缺少必然的理由。
理性看来三者间的关系，王权取代皇权的可能决定于王权存在的可能。换言之，只要诸侯王依然存在，皇权潜在的风险就没有消失。
汉高祖欲开启刘氏天下，必须从楚汉相争的胜利，转向机会主义集团内部的政治分赃。刘邦没有三代帝王贵族血缘，皇帝就没有理由只属于他。
刘邦是我历史上首位平民皇帝，平民皇帝本质就是机会主义的暴发户。对于暴发户而言，德性与机会的占比德性约等于零。没有德性的暴发户要当皇帝还得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的第一步就是要将机会主义的绝对理性终止。刘邦没有合理的终止方案，分封的形式似乎是个好办法。分封潜在的风险极大，但它可以暂时终止新式的“楚汉”相争。
就如止痛药一样能减轻痛感，但于病却百害而无一利。因为痛感是不健康的良性反应，止痛药屏蔽的是真像，极大的风险就潜藏其中。在没有找到对症药之前，作为权宜之计分封必须进行。
政治不安定因素的诸王，刘邦给他们的选择不多。做出正确选择的只有长沙王，其余七位诸王皆走在刘邦之前。同姓王对异姓王的取代是服用止痛药后，对不健康权力结构的首次治疗，也是争取孵化皇权时间的手段。
“疏者必危，亲者必乱。”造反如否，不决定于血缘只决定力量强弱。皇权打向王权脸上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是汉景帝对“七国之乱”的平定。从此王权失聪！汉武帝的“推恩令”一出诸侯王便碎片化！
王权取代皇权的可能被彻底拔除，同姓王的倒下与异姓王无异。为了天下安宁不必留下的人，与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没有关系。个体生命若夹杂着特别的权力，生命就不再属于生物的范畴。决定汉初功臣和同姓王其寿的不是生理健康，而是政治上的无所作为。
西汉之初，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草原，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冒顿即是“鸣镝弑父”故事的主角，他制造了一种会响的箭——“鸣镝”。鸣镝是冒顿的号令之箭。“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针对的是手下的骑士。
执行军令是士兵的天职，但一定是训练的结果。冒顿的成功在于，最终骑士射出的箭不会偏移鸣镝所中。
射向野猪的箭，射向了冒顿的坐骑，揣摩惜物心理的骑士付出了生命。射向动物的箭，射向了冒顿的爱妻，揣摩恩爱之情的骑士付出了生命。射向爱妻的箭，射向了头曼单于（冒顿的父亲）的坐骑，揣摩最高权力的骑士付出了生命。射向头曼单于坐骑的箭，最终射向了头曼单于，没有人揣摩头曼单于就被射成了刺猬。
鸣镝的极致发挥，冒顿登上了单于之位，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西出河西走廊。制造“白登之围”事件之后，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和亲”出现。娄敬策以“和亲”缓敌，是“帝乙归妹”记载之后，一次正式的盟约式和亲，也是我历史上严格意义的首次和亲。
“和亲”的本质不是婚姻而是匈奴对汉朝的政治勒索，也可以认为是汉对匈奴的政治贿赂。掩饰勒索或贿赂的财宝是女子在和亲盟约中的价值。嫁去异乡的女儿配上豪华的嫁妆情有可原，对于汉朝而言贿赂变成嫁妆，女子便等同于朝庭的面子。索要个女子总比赤裸的勒索听上去道义得多，对于匈奴首领冒顿而言，女子便等同于财宝和通商。
汉高祖的轻敌开启了匈奴对汉的傲视。汉与匈奴之间维持着一种特别的民族关系——“和亲”。说和亲是种屈辱也未尝不可，但作为政治过渡方案也是汉初几代皇帝的策略。匈奴对汉边境的侵犯，比诸王对安定的影响要小得多。毕竟匈奴无意于刘氏的天下。匈奴的命运与诸王相对，随着诸王的倒下匈奴的末路也将到来。
汉初孵化皇权的路径中，清除王权是唯重之事。近六十年来匈奴就如牛皮癣一般，抓一抓就可以止痒，真正流血的时候不多。汉高祖的怀柔政策因冒顿的远见比较凑效。“慢书辱后”发生在刘邦死后，文字上的挑衅和侮辱是冒顿对汉的鄙视。吕雉小女人般的回信竟让冒顿心生佩服。回赠礼物并接受和亲，正是冒顿对中原文化有限的理解。此亦换来了吕雉专政期间边境的太平。
对匈奴的策略到文、景二帝之时，由缓敌之计转变防胡之策。冒顿之后的几代单于习惯了从汉获得，以至于自以为是的认为力量强大。不讲诚信的和亲让汉廷很恼火，汉文帝与老上单于前有和亲后有交手。
七国之乱军臣单于欲浑水摸鱼，因汉景帝迅速的平定而未得逞。火照甘泉宁毋说是匈奴的强大，不如说是匈奴行踪飘忽掳掠成性的自大。汉的出兵不仅是军事上的防御，更是对匈奴政策的绝大转变。
史载“文景之治”的历史定论，就事实而言似乎可以商确。汉文帝是西汉之初承上启下的皇帝，史载其恭俭无为。事实上，汉文帝应该是城府极深的战略家。
不论是对诸王还是匈奴，战略性的部署和舆论的宣导都出自他的手。“三表五饵”是洛阳少年贾谊提出的建策，也是摧毁匈奴的和平手段。晁错的“移民实边”开汉朝屯兵之先，此皆是汉文帝针对匈奴制定的策略。
从阴谋论的角度而言，凭汉文帝的政治智慧，中行说陪嫁到匈奴是否有怨值得思考。中行说是文帝打进匈奴的一个楔子的可能也许是存在的。“必我也，为汉患者。”是中行说临行前留下的狠话。如此犯上的话更像一段别有用心的铺垫。老上单于在位汉与匈奴的战争记载极少，是不是也另有原因！当然，这只是不得而知的猜测。若真如此，那中行说就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间谍。
汉景帝与武帝俩父子，是汉文帝战略成功的实施者。前者灭了王权，后者灭了匈奴。换言之，在以汉文帝的战略之下，汉景帝确保了皇权独立，汉武帝传播了皇权的威严。四代汉帝的和亲政策，从缓敌到防胡一路的屈辱到汉武帝开始血洗，灭胡的策略提上日程。
“攘外必先安内”，当开国功臣和诸王逐次躺下之后，外部的敌人匈奴就没有理由再高昂着头颅。汉武帝对匈奴的态度并非天生激进，军事打击取代和亲是汉初几代皇帝微积的功力。西汉政治安定的前提是不给机会主义者机会，这是西汉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景帝亲手解决“七国之乱”的功臣周亚夫，以至于晁错之死也有如此的嫌疑。总之消灭机会主义的种子，是保护汉室皇权的要事。武帝依然坚守了这样的既定方针。
匈奴本来就不强大，从历史来看匈奴对华夏政权的首次影响是西周的覆亡，此时的匈奴只是被利用的角色。他们只是得了些物质上物好处而已，根本谈不上战绩。战国时期匈奴并不入眼，赵、燕对付他们就绰绰有余。长平之战后的赵国，依然能够全歼匈奴十万大军，使其十余年不敢南犯。秦始皇采取驱逐政策。“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匈奴之所以成为汉的边患，在于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他们不过是一群打劫的人。在皇权与财富同时被打劫的情况下，皇权绝对重于财富。因为相比皇权财富没了只是暂时的。因此，匈奴表面的强大得益于汉朝内部势力暂未平息。
“推恩令”是扫尽诸王残余灰烬的利器，也是掀开灭胡之策的底气。战争是对外碾压敌人对内制造功臣的机器。西汉之初的六十多年，是消灭战争制造的功臣年，也是西汉在德器中纯化德性的时间。
汉武帝当然不会在此走回头路，“李广难封”就是写照。武帝要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且没韩信、彭越之徒出现。建功之后的骄横，似乎是人性的黑洞。如何走出来，汉武帝在此可谓是集大成者。
多国体系时代士兵出于贵族，他们都是城市户口。“楚汉相争”项羽带领的八千弟子，田横的五百壮士都属此类。项羽麾下农村户口的韩信是个临时工的画面，与田横的五百壮士的壮烈场面本质上没有区别。也许，历史上贵族士兵与雇佣军的不同可见于此。
第一个建立雇佣军的是吴起，第一个将雇佣军发挥极致的是汉武帝。从贵族军队向雇佣军的演变，最少经历了汉初的机会主义军队。刘邦带的是一支前无古人的军队，他们既没有血缘凝结的德性，也没有崇高的人类理想。所以，他们是西汉之初的最大麻烦。
武帝一手操纵着国家大权，一手将军队转变成他个人指挥的雇佣军。他用匈奴人和越人建立起，服从于他指挥的雇佣军——“胡骑”和“越骑”。二者是汉武帝创建的“八校尉”中的两支。
八校皆属精劲之旅，其中胡骑、越骑尤为精良。武帝之时是汉德器最为丰满的时节，八校尉可谓是其根本的力量。“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虽是文学上对汉与匈奴战争的骄傲总结，但从此匈奴一蹶不振，王庭远迁漠北确是事实。
卫青本是奴隶出身，汉武帝将他培养成大将军。他到底是汉廷的大将军还是武帝私人的大将军。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李广利是武帝的小舅子。客观地评价他们不仅工作态度端正而且能力超群。不论是谁的大将军，唯才是用是武帝用人的特点。独断专横的帝权是其背后的支持力，因此唯才是用并不见得公平，皇帝武断的倾向必然隐藏其中。
李陵难归包含着武帝的武断，因为他担心一旦为投降打开一个缺口，雇佣军将不可收拾。司马迁受刑与李陵投降与否的辩论无关，他一开口就输了，因为朝中的大臣早已学会借匈奴之手杀人。以史官之名奋笔直书的时代过去了很久，雇佣军的时代自有一套规则。也许，武帝就是规则的创造者。
张蹇出使西域意料之外的成果是“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开始，大月氏、乌孙、龟兹、大宛等国名从书中走向现实便在汉武帝一代。沿途传播的不仅是中原文化还有汉朝威名的远扬，天汉或大汉的称呼名副其实。文化有着战争无法取代的功效。天汉是文化的天汉还是武功的天汉，武帝用特殊的方式做出了回答。
“轮台罪己诏”是武帝的创举，与秦始皇死不认罪相比武帝要开明得多。穷兵黩武只会血流成河、劳民伤财。武帝若是走在武力征服的路上，随着匈奴退居漠北，战争呈现出的是无功势态。
因为，此时的敌人不在是匈奴，而是武帝内心的绝对理性。司马光认为汉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在于反省。文化与武力应该互为背书，天汉既不只属于文化，也不只属于武功。天汉属于武功和文化相互反转，“轮台罪己诏”即是反转的标志。
l武帝之后匈奴无力崛起。汉宣帝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臣服于汉朝，昭君出塞便是嫁于南匈奴单于，此后60余年汉与匈奴保持了和平。汉元帝建昭三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西域副校尉陈汤斩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由此发出。
自此，汉匈战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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