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世重视出身，不仅看家族门第，父祖的名声、事功也很重要。王羲之虽然出身显赫的琅琊王氏，但其父祖都没当过太大的官，他这一枝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里是较弱的一枝。王羲之的祖父王正，在西晋仅任尚书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经历则较为曲折艰难，曾任丹杨太守，遭陈敏之乱，逃归故郡，为琅琊王司马睿平东将军府侍中，对推动司马睿渡江起了一定作用，后又应东海王司马越之召，任淮南内史，出兵北抗刘聪，兵败，不知所终。
王旷
王羲之
王旷丹杨之败，是情有可原的。
陈敏之乱系发生在永兴二年（305年）十二月，而《晋书·惠帝纪》载：“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杨太守朱建。”则王旷出任丹杨太守，当在八月之后，此时距陈敏起兵不过四个月。古代交通、信息欠发达，官职任免调动效率不高，扣除朝廷得知朱建被杀之事、议定新太守人选、诏书送达、王旷赴任在途的时间，王旷在丹杨工作顶多也就三个月左右，甚至很可能不满一个月。也就是说，王旷刚刚到任不久，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遇到叛乱，仓促之间，只能弃城而逃了。《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七《鹿角》载：“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曰：‘贼今下屯固横江。’又云：‘复据乌江，皆堑垒，彭排鹿角，以袭历阳诸军。’”这里记载的虽然只是没头没尾的只言片语，但至少说明王旷曾与扬州刺史讨论过拒战陈敏的计划，可见王旷不是束手无策的无能之辈，只是因其初来乍到，时间仓促，不及准备，结果只好落荒而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王旷的所为虽然非常狼狈，很不光彩，但并没有受到责怪，反而得到了司马睿的同情，召他进入幕府担任侍中。当然，王旷与司马睿是姨表兄弟，亲情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事实是王旷此后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王旷入司马睿幕府时，司马睿是平东将军、监徐州军事，镇下邳。到了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发生了一件对今后政局影响极大的事：司马睿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移镇建邺。司马睿为何移镇过江？这一点史书有不同的说明。《晋书·元帝纪》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补充说：“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按照这些材料，司马睿渡江是王导的功劳。
王羲之书法
但《晋书·东海王传》又称：“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妃裴氏，出自河东望族，其长兄裴盾时为徐州刺史，与司马睿共治下邳，次兄裴邵为平东将军府长史，是司马睿的属下，并与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可见裴妃及其家族与司马睿关系密切，司马睿移镇南渡，裴妃起了一定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晋书·王羲之传》还有一种说法：“元帝之过江也，（王）旷首创其议。”据此则王旷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因为司马睿的升职调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许多人为之策划、奔走、运作的才完成的。综合起来看，应该是王旷首先向王导提出南下渡江以避中原之乱的观点（王旷任丹杨太守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江南地区的富庶具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感受），王导表示赞同，遂向司马睿提出建议，得到司马睿首肯后，王导通过裴邵游说裴妃，最后裴妃做司马越工作，促成司马睿调任南下之事。陈敏败亡之后，江南确实需要一个较有力的人物来镇守，司马越最终作出决策，不单是看裴妃的面子，也是考虑到填补江南权力真空以充实后方的现实需要。
然而，王旷却没有随着司马睿渡江，而是离开司马睿的幕府，投靠到司马越的麾下。在当时，司马睿所在之处都是大后方，相对而言是较为安全稳定的，而司马越所在之处要么是战争激烈的前线，要么是风云诡谲的朝堂，王旷舍安稳而就危地，大概是想上前线建功立业以雪前耻。
当时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取得最终胜利，掌握朝政，而司马睿早在“八王之乱”期间就听命于司马越，是司马越的盟友和亲信。在司马睿手下工作，与在司马越手下工作，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区别不大的。
王旷虽被任命为淮南内史，但很可能并没有到淮南赴任，而是很快就投入与匈奴作战的第一线。因为在“八王之乱”期间，匈奴人支持成都王司马颖，与司马越处于敌对关系，在司马越打败司马颖之后，匈奴主刘渊遣其子刘聪以及王弥、石勒等大举南下，于永嘉三年（309年）七月攻入上党郡，包围了军事重镇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与之交战，不敌。司马越乃命王旷与将军施融、曹超率兵北救，施融提议先观察形势再择机开战，王旷不听，渡河与刘聪在太行山相遇，战于长平，兵败，施融、曹超战死，王旷失踪。
王旷兵败的原因，主观上是急躁、冒进，悬师远来，仓促开战，客观上是刘聪太强，几乎没有军事经验的王旷自然不是对手。王旷仓促开战，大概是急于洗刷前耻，而且既然是率兵救援，意图尽快歼敌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完全按照施融的建议，固守黄河防线，部队是安全了，但救援壶关的目的也就落空了。临阵之际，很多事情难以预料，所以才有“胜败乃兵家常事”之说。作为后人，自然可以轻松地评论将略非王旷所长，但若嘲笑王旷是昏庸之辈，却未免失之刻薄了。王旷兵败之后，史书明载施融、曹超战死，却不记作为主将的王旷行迹，甚至不知其生死。这一点很有疑问。
后人怀疑王旷很可能是被俘或投降了，因其子王羲之在后世享有盛名，特别是得到唐太宗的推崇，故而在唐代修晋史时为其隐讳。这种怀疑虽然没有可靠的依据，但符合逻辑，有一定的道理。唯一的疑点是，王羲之在辞官时曾到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做官，如果说王旷被匈奴俘获或招降，又怎会有坟墓在江南？对此或许可以理解为王旷在北方去世后归葬回江南，或者王羲之所面对的坟墓有可能只是衣冠冢。这些都是推理或推测，需要等待新的史料现世后加以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长平之败后，王旷在晋朝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王旷之没，王羲之时年七岁，这一事件对王羲之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可见王羲之的少年时代过得并不愉快。当然，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大族的一员，物质生活应不至于太拮据，而且其亲伯父王廙官至侍中、骠骑将军，对王羲之母子亦应有所关照。王羲之的痛苦和抑郁，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幼讷于言”，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父亲仕途不顺导致的家道中落也许才是王羲之少年时性格内向的根本症结。虽然王敦、王导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对王羲之不无赏识和关爱，但其他的俗人、凡人能否友好地对待少年王羲之就很难说了。王羲之成年后的作为不无狷介、放浪、叛逆之处，大概也是由于父亲的原因，其少年时经常受到身边人们的
卫夫人
轻视和冷眼，遂形成其特立独行的性情。
王羲之与王述交恶，笔者猜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王述经常嘲笑王羲之的父亲，否则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族人何其多，王羲之为何偏偏与王述一人不共戴天，在因受到王述欺凌被迫辞官时要跑到父母墓前起誓？可见王旷的失败给王羲之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给王羲之留下了终身的阴影。另，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载：“（王）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羲之年十二，见前代笔论于旷枕中，窃而读之。旷即语以大纲，后羲之字功日进。”如前所述，王旷兵败于永嘉三年（309年）七月，王羲之时年约七岁，不可能在十二岁时仍能与父亲学书。而且，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后王旷跟随司马越在洛阳（也有可能在淮南），因此王羲之五岁之后基本没有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如果说王羲之早年的书法技艺是家族中的长辈传授，那最有可能的人应该是他的亲伯父、王旷之兄——王廙。唐代张怀瓘《书断》称王廙“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卫。”看来王廙也是一代书法名家，王羲之成长于这样的书法世家，其成就可谓有所自矣。
卫夫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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