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是人靠衣装，马靠鞍。
如今的穿衣讲究的很，天天网上各种带货人，像李佳琦，在直播平台不停地试穿，各种搭配，正装、休闲装、工装还有汉服，样式各异，美轮美奂。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混搭就混搭，可萌可盐，自己喜欢就好。
但其实在古代，穿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是古代“礼仪”的一部分，每次穿衣搭配不仅要结合身份、场合、程序甚至配饰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父母健在的子女不能穿纯白色的衣服等。（父母在，冠衣不纯素）
那么和历代的前朝一样，宋朝在立国的时候其实也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服侍制度，对官民的穿衣打扮提出了各种要求，以维护上下尊卑。
但事与愿违，历史给宋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作为物质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服饰穿搭，在宋朝却发生了极大地变化，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穿衣风潮在这个时期发挥了“极致”。
极致的乱
现在有句俗语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用来形容宋朝官员衣在穿搭上简直不要太恰当。
宋初，在宋人的“我的衣服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这样一个奔放的自由思想下，朝廷花了很大功夫制定出来的章服制度，成了一纸空文。
本来宋朝服制严格的制定了官服和民服的各种规定，可实际上根本没人按照规定穿衣服。
在《宋史·舆服志》中记录道：官服分为朝服和公服，朝服只在朝会和国家祭祀的时候穿戴，朱衣朱裳加上相应的冠冕；公服是官员正常上服饰，并且按照官员的级别分为各种颜色：三品以上的为紫色、六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等等。
公服是圆领大袖，腰间束革带，头上带幞头，脚穿革履或者丝麻的鞋子。依照规定凡是有资格穿紫色和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戴用金银装饰的鱼形鱼袋。
可现实却是没官员遵守。
太平兴国七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官民之间的着装、车驾、丧葬等，本来都有等级规定，但今年来都乱了。逾僭，即超标准、超规格之意）
元佑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僭侈，因追求奢侈而超等级）（《宋史·舆服志》）
南宋奸臣秦桧的小儿子秦僖曾穿“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
朱熹也曾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他的意思是说，如今朝野上下着装完全没有章法，分不清是官是民，更分不清士大夫的品级高低了。
除了上下尊卑混乱以外，在宋朝各行各业的服饰区别也变得不再严格划分了。
《东京梦华录》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鱼袋
极致的奢华
服饰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纺织技术的发展。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动乱，平定了各国后，得到了数以千万匹的大量的丝绸、彩锦收入国库中，并且设置了各种的纺织机构，为宋服的奢华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到了南宋，北地尽失，汴京的这些机构纷纷迁到了杭州，宫廷高级纺织技术骨干带来了精湛的纺织技术，而民间各种少数民族的纺织技术和手艺人随着移民传到了杭州，促进了南北纺织文化的交融，使杭州一带成为当时全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绫锦院有织机三百架，人数也过千人（《宋会要辑稿》）。
庄绰《鸡肋编》卷上载：“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
但是随着皇室南迁的人大多都是开封府的富豪，这使江南的服侍奢华之风渐渐形成，这些贵人对服侍的品味要求更高，这也刺激的技术的进步，也为服侍的极致奢华，成了风向指标的作用。
宋人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记南宋临安：“名家彩帛铺上细匹段，而锦绮缣素，皆诸处所无者”。
《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南宋人在穿衣打扮上一直追赶时髦、潮流，追求新颖独特的装饰，疯狂的追求着奢华和标新立异的能事，甚至还招来了非议。
“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宋史》
孝宗时，李椿曾上奏：“三十年来……农贩细民至用道服（礼服，指官员的常服）、背子（印有行业记号的马甲）、紫衫（官服）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什么叫“霞帔”？古装剧里常有“凤冠霞帔”的说法，是一种名贵的五彩斑斓的披风，多见于宫廷嫔妃和贵族女子穿戴。而南宋的“农贩细民”妇女也这么穿，算是把奢侈穿出极致了。
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促使了杭州服饰奢侈风气的生成，而古代都城效应也使这种极致的奢侈风气超越地域之限，波及周边甚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从而对整个社会风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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