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谷牧（1914—2009）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摘自：《谷牧回忆录》，作者：谷牧，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报告提出：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这次出访感受的概括。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最近我的秘书找出了这份文件。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能不能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在报告于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约在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同志都到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主持汇报会。记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1980年5月与华国锋、李先念同志在一起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理。先念同志说，外贸部强调外贸统制，说是毛主席讲过的，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当时情况对国内资产阶级讲的，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要注意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会后，聂帅等对于我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我说，还有劳务出口，南朝鲜每年派10万人出国去搞建筑施工，创汇3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干起来。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可以说是1976年夏季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那次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据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说，不能深入研究。这次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这些意见，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中央公布，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我全权负责。经过三四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还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同时撤销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兼任主任，汪道涵、周建南、马宾同志任专职副主任，国家计委的顾明和甘子玉、外贸部贾石、中国人民银行卜明等同志为兼职副主任。后来专职副主任又陆续增加了江泽民、魏玉明、周宣城、卢绪章同志，兼职副主任陆续增加了国家经委邱纯甫、国家建委谢北一同志。还聘请荣毅仁、雷任民、孙起孟、孙晓村、钱昌照、孙越崎、缪云台、古耕虞等经济界耆宿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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