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府收藏最为鼎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古代艺术品钟爱之至，搜集不遗余力，在他统治的60余年中，内府收藏堪称宏富，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皇宫御苑内古物充斥，艺术品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对这些内府收藏，乾隆时还编纂了较为翔实的著录典籍，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古代玺印，乾隆帝也同样注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极力搜罗，不断整理，使内府的玺印收藏渐成规模，奠定了清宫玺印收藏的基础。
一、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的状况
乾隆时期宫中玺印收藏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通过乾隆帝自己所作的有关玺印的御制诗和现存实物，仍然可以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
（一）古铜印
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古铜印主要有如下几部分：
一是以“金薤留珍”命名的部分。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开始了对宫藏古铜印章的集合归总工作。
乾隆三年十一月将1261方宫中旧藏的古铜章交由汪由敦等认看，分出先后时代和等级，分别装匣，每匣并配印谱册页，特制黑地金漆龙纹长方匣盛装。
第二年，做得“金薤留珍”漆匣五个，分别编为“东、壁、图、书、府”，每匣各置印谱。
[1]此后不断增补，至乾隆十六年（1751）最终形成“金薤留珍”古铜印专藏，乾隆皇帝特作《古铜章歌》以记其事。
[2]这些古铜印被秘藏于五箧之中，分别以“东、壁、图、书、府”命名。各箧正面漆绘双龙，中央是乾隆御题“金薤留珍”四字。各箧内装六屉，第一屉是本箧印谱，二至六屉放置古铜印。其中官印221方，分别放在“东、壁”两箧之内，私印1070方分别放在“图、书、府”三箧之内。全部五箧共装古铜印1291方，为清宫收藏古铜玺印中的最大宗。民国十五年（1926）故宫博物院依照原编谱次，重拓24部，后以拓本影印发行，影响很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2、3）
▲图1 《金薤留珍》古铜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印象深刻——院藏玺印展》，台北“故宫”2007 年发行。以下图片除注明者外均采自此书。
▲图2 《金薤留珍》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金薤留珍》印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整理的古铜印，共28方。
乾隆还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咏古铜章》的诗：“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穆然见古者，焕若备文章。抑埴久藏用，配藜恒蔚光。数来刚廿八，允叶丽天祥。”此批铜印现下落不明。
三是热河避暑山庄所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将古铜印244方进行分类整理，厘定排次，专门储于雕红漆匣内，匣盖内壁阴刻填金乾隆帝御笔“咏古铜章”御制诗。匣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层，各以“制垂范古、考文纪职、云篆征名、信章萃古、芝泥尚论”为名，其中官印63方，私印188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
▲图4 避暑山庄藏古铜印及印谱
四是宫内旧骨董房所藏，仅10方。具体整理年份不详，储于黑漆描金花卉长方匣中，由于全部是官印故命名为“守官遗范”。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5）
▲图5 《守官遗范》古铜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宫内毓庆宫所藏，计100方，置于黑漆描金花卉漆匣内，匣分四层，每层各放铜印25枚。与其他几部分不同的是，毓庆宫所藏既无谱录，又无序目，也不见乾隆写诗题咏，只是初步地整理了一下，说明这部分藏品并不是乾隆所想象的规模，还在搜集之中，终乾隆一世都没有完成。民国十六年（1927），故宫博物院以《毓庆宫藏汉铜印》为名刊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6）
▲图6 毓庆宫藏古铜印
以上古铜印共1673方，除第二部分外，其余现全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7 《六文韫古》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2013 年发行。
▲图8 《虹文荟古》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 《虹文荟古》古玉印及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集成契赏》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集成契赏》古玉印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文彭款《陋室铭》组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2013 年发行。
▲图13 文彭款“光风霁月”印及印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文彭款“光风霁月”印面及印谱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清宫所收藏的古代玺印达2200余方，其规模是当时任何一个其他藏家无法比拟的，可谓盛况空前。
二、乾隆君臣收集和整理玺印的具体活动
（一）玺印的搜集
乾隆时期，收集古代文物之风甚盛，乾隆本人即是此种风气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急剧增长，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
乾隆对古代文物采取细大毕收的做法，即使是“范金拔蜡，雕篆之末亦得登文房而邀宸赏，题咏及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乾隆对玺印的兴趣必然会引起臣下的注意，平时刻意搜求，并将所得进献圣上理所当然，乾隆时期的玺印收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如乾隆十七年（1752）整理的10方玉章就是用几年的时间陆续征集的，乾隆在诗中特别注明“向藏秦汉印16枚，为一匣，曾题诗‘如逢八元凯，可不共畴咨’之句。兹阅数岁，又集此十枚，为一匣藏之”。
又如透过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题印章诗中的“晨星本稀见，数载萃珍藏。彬尔成一部，居然得八方”之句，表明当时玺印的收集并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得到令人满意的藏品，同时也反映出乾隆在玺印收集过程中，当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时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之情。
几年几年地寻觅，一方一方地积攒，应该说，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就是这样在君臣的广搜博采下不断得到充实。
▲图15 《秦汉印统》，明代吴氏树滋堂刊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文/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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